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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的女性文学研究，在经历了同步于新启蒙思潮、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进、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主体性的确立、对女性文学历史的重新发现与梳理、女性文学研究学科的建立、对本土女性经验的重视、性别理论的提出、女性文学研究的文化学拓展等几个阶段之后，又面临着新的问题。制约女性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又该如何突破？对此，本文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方家。 第一，女性文学研究的命题与当下中国社会最主要的思想命题的沟通问题。 女性文学研究对女性自身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勿庸讳言，这些成果目下还只是在女性研究的范围内产生影响。女性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着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的现象，相对于中国现当代学界对中国社会转型所提出的思想话题及其相应地参与程度，女性文学研究则没能在这方面产生自己本应该发挥的效力。打破女性文学研究的这一封闭性格局，强化一种开放意识，加强女性文学研究与中国思想界的沟通，一方面，可以在实际上，构成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对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在与中国思想界的相互激荡相互作用中，汲取滋养，强大自身。 譬如，尽管学界有人轻言“五四”已经过时，轻言超越“五四”，但“个人”这一“五四”命题，在历经战争风云、政治革命、社会变革后，在当今，却仍然是当今中国最为主要的社会命题之一。这是因为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计划经济，使中国在社会、生产关系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从而使这一命题，由于是在整个社会实际生活层面发生，更多地与每一个人的实际生存相关联，从而较之“五四”时代的在思想文化层面、观念层面的展开，具有了更为深层普泛的社会基础。如何在经济生产与“个人”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后，在社会公众中，形成健全的“个人”意识、公民意识、个人生活，并在这一基础上，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建立新的人伦关系，完成社会转型，这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的时代问题、文化思想问题之一。但相较于类如底层问题、贫富不均问题、新的阶层问题等社会问题，“个人”这一命题，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来说，是更具“异质性”的，这种“异质性”给“个人”这一命题带来的境遇有二：一是因其“异质性”而带来的“陌生性”，因其“陌生性”而不易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从而时时处于边缘位置。同理，前述诸种社会问题，之所以在今天成为热点问题，那也正是因为中国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这些问题与中国传统社会有着更多的血缘的历史关联，因之，更因其为人所“熟识”所以更易为大家所言说。其二，这样的一种“异质性”，如果说，在“五四”时代之后至今，虽然在历史事实形态上，未居主流，但在价值形态上，却更具现代性，那么，在今天，则因为新的经济生产形态的发生，而在历史事实形态上，也渐居主流，只是因其“异质性”、“陌生性”、“深隐性”而尚未能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因之，“个人”这一时代命题，在今天所遇到的文化惯力、政治惯力与新出现的资本力量、西方“后学”及“国学热”的多重挑战与压制，就是不足为怪的了，并因而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思想界的一大“病症”。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中的坚守“五四”人文立场的一支，认为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在历经了人（与男人一样的人）——女人（与男人不一样的人）——个人（以独立的提升了的具体的千差万别的“个人”，将“做人”与“做女人”统一起来）的深入认知后，面临“个人”这一核心概念作为自己最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从而形成了与当下中国思想界价值焦点的遇合。（1）又由于女性更为注重个人性，所以，女性对此的研究，也就别有一番意义的存在。但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界对此的研究，却仍然只是在女性文学研究的领域里进行，没有与上述当下中国社会、思想界各种力量构成对话，没有用自身独有的研究经验研究成果为上述中国社会、思想界的“病症”把脉乃至诊治，并因之参与到中国思想界主要思想命题的提出与对话中来。 譬如女性经验的现象学意义。女性文学研究注重回到女性经验自身，所谓女性文学批评是“依靠经验幸存的孤儿”（2）是也。这意味着悬搁一切现有的价值判断，回到生命体验与审美体验本身。女性经验的这一现象学意义，对当前学界的许多重要话题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的。我试举一二： 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构建中的一大问题是，文学、文学史如何避免成为思想、思想史的附庸。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次“写作与重写”中，我们看到，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继之以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再继之以“新启蒙”、“现代性”、“反现代的现代性”，一波一波理论刷新下的“文学史”，一次一次的“更新换代”一次一次的“推倒重来”，不是“理论”作为探求文学真义的武器与途径，反倒是文学成为理论的论据与附庸。学者刘纳曾说过：“我们见过了‘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新课题’一潮一潮地热起来，也见过了一个个研究框架的倒塌。”（3）如何走出文学史构建中的这一困局，“依靠经验幸存的孤儿”的女性文学批评对其是应该有所发言的吧。 再有，目前文学教育与传播中的总的问题是，文学审美经验、感性的“不在”与“缺席”。诸如中学的文学教学，是越来越技术化、工具化了。中学课堂对文学课文的讲授，越来越缺少文学的悟性、感性、整体性，越来越缺少教师自身对课文的审美感受，多的是教学过程中的程式化、模式化、概念化，多的是在这一程式化、模式化、概念化过程中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炫技”，多的是对“形”的精雕细刻，但却“形”存“神”亡。至于其评价体系、考试体系，也是越来越追求科学化、客观化、定量化。即使是主观性极强的阅读题、写作题，也被那只有命题教师才能回答准确的僵硬的标准答案，窒息了文学性那原有的丰富的鲜活。在大学的文学教育中，其突出表现为文学教育中的史学理念化、理念先验化。所谓史学理念化，是说在文学史教学中，并不以对文学作品的阅读为根基为依托，而是以某种理念为依据，抽取、概括出文学史的特点、规律、风格之类；所谓理念先验化，是说在对作家作品的讲授中，同样并不以对作品的阅读为根基为依托，同样是以某种理念为依据，概括出作家作品的特点、风格之类。这种理念每每在激动人心中屡屡刷新，刷新之后的理念所带来的是对文学史对作家作品的全新讲授，学生又每每为这种全新讲授心折口服。然却是从理念到理念，全然与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感受无关。在这样的本末倒置中，中文专业的学生不读文学作品却可以仅仅根据所接受的某些对文学的认知性结论，信口开河，俨然以内行自居，这在今天却也是一个让人见怪不怪的文学领域的“奇观”。这样的学生毕业出来，日积月累，熬得一个“文学批评家”头衔，在对作品的评论中，用理论肢解作品也就实在是习以为常的了。文学作品在社会领域的传播中，则是商业化大行其道。无论是网络文学，亦或是“经典作品”的教育，或者是新作的传布，那其中，总是让你更多地嗅到商业、市场的味道，而少了对审美经验激活的愉悦。因之，女性文学批评的悬搁既有的价值判断，重在回到“经验”自身的批评方式，不仅对重新寻求、确立女性自身，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对目前的“理念”、“技术”、“商业”、“遮蔽”文学的文学教育与传播的现状，也有着现实的革命性103意义。更何况在我看来，女性与文学，女性与教育，较之男性，有着更多的亲缘性呢。但目下的女性文学研究界对此是否也是视而不见或者估计不足呢？ 我得承认，女性学者在中国目前重大的思想问题上，都已经多有建树，成就斐然，但这些建树、成就，与女性文学研究界与中国学界、思想界的沟通、互动，还是不能等同的。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女性文学研究界通过对女性自身研究而获取的成果，参与中国学界、思想界主要时代命题的构建，并在这种参与中，与中国学界、思想界相互激荡，相互汲取，相互发展。 第二：女性解放与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我想通过两个方面来谈这个话题。 一个方面是怎样看待既往历史中的社会进步与女性解放的关系。女性文学研究界已经注意到社会进步与女性解放不能同步，甚至常常以女性牺牲为代价的问题，并且因而对原有的将社会解放等同于女性解放的简单定论作出了必要的反思，发现了其中诸多的问题与“缝隙”，且因此而对原有的历史进步观念，对原有的革命观念作出了新的认识。但如何更为深入仔细的辨析二者之间的复杂的有机关联，从而在更鲜活更敏感更深入更微妙的层面、角度，为女性解放与社会进步、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作出新的辩证性解读，则是女性文学研究在目前所急需面对的。 譬如受1980年代新启蒙思潮的影响，女性文学研究界曾经认为根据地文学、“十七年”文学是女性文学的低落期、迷失期。近年来，学界一些人从根据地文学、“十七年”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形态对现代资本的批判性这一立论出发而对根据地文学、“十七年”文学作出新的肯定性评价，受这一思潮影响，女性文学研究界也开始对根据地文学、“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命运、女性形象、女性意义作出新的认识。这一方面，再次印证了中国的女性解放、女性文学运动，是与中国总的历史进程血脉相通的，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之处。中国女性的解放与人的解放基本上是同步的，但女性的解放往往比社会的解放“慢半拍”。譬如，女性只有在先争得与男性同样的社会位置时，只有在先做一个与男性同样的人之后，才能把只属于女性自身的解放问题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中来，才能进一步做一个性别特征鲜明的与男人不一样的人。在我看来，这“慢半拍”，很可能就是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应该关注的女性文学的一个独特之处。为什么会“慢半拍”？导致社会解放与女性解放之间这一落差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只有社会的解放才能为女性的解放提供前提、条件或者土壤？但前提、条件、土壤并不能等同于解放自身。当我们把二者等同时，就只能导致女性解放的迷失，也只能导致社会的解放无法深入发展下去，甚至会因此而走向对自身的遮蔽与颠覆。这一点，女性文学研究界已有清醒、深刻的认识，但现在需要提出的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这另一个方面，我想至少有这样三点需要注意：其一，我们不能忽视社会解放对女性解放的重要作用，这种忽视容易使女性把自己从社会中割裂开来，看不到二者之间的血肉联系。其二，怎样看待、评价社会解放过程中，作为必不可少的代价的女性的牺牲。从女性解放自身来说，这种牺牲是不合理的，但从社会解放所必需付出代价这一立场说，这种牺牲又是合理的，且没有这种牺牲，就没有社会的解放，没有社会的解放，女性的解放也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条件、土壤。二者之间的吊诡关系，是女性文学研究界所应该特别加以研究的吧？与之相关联的，其三，是历史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譬如，我们应该怎样评价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及毛泽东其时对她的批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中江华对林道静青年女性特性的收编，怎样评价《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中作者对改霞、小俊、桂贞追求新奇性、追求物质享受、追求日常生活的批评等等。是否可以说，从历史性的角度说，从“慢半拍”的角度说，上述女性性征在其时的被社会解放需求所牺牲，有其合理性，因之，对她们的批评也是合理的。但从现代性的角度说，上述女性性征的被牺牲，前述对女性性征的批评、收编，又是不合理的，在“慢了半拍”之后，我们如果仍然无视这种不合理性，就使得上述历史合理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不具备现代性，也不具备新的历史合理性。在这其中，有着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也有着一个女性文学研究界似乎应该不仅仅是以自身为价值中心而应该是立足自身面对社会的价值立场问题。如果把这样的一种认识，放到对女性解放历程的评价中来，那么，妇女、妇女文学这一概念也是女性、女性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我们知道，在妇女、妇女文学阶段，女性是追求作一个与男人一样的人。在追求作一个与男人一样的人的时候，女性是以牺牲了自己的许多的女性性征为代价的，但女性只有先作一个与男人一样的人，只有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才能在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形上升中，进入到另一个新的层面，作一个与男性不一样的人。如果这样的认识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简单地将根据地文学、“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文学，亦即妇女文学，置入女性解放、女性文学的低落期、迷失期了，似乎就不是那么准确的了。但这样的评价，与现在基于对根据地文学、“十七年”文学的重新肯定基础上的对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的重新肯定，还是有着根本性的本质的不同的。在这里需要的是深入仔细的辨析与对独特性的寻找。 再一个方面，是女性解放与当下社会进步的关系。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历次社会变革，均是在经济、政治层面上发生，因之，男性生命价值的实现，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会的话语中心，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中心话题，是围绕着男性而发生。但是，当这些社会变革越来越远离人自身时，它们就渐次地失去了其应有的生机、活力、正当性，从而导致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完结。其在文学上的表征则是《红楼梦》的出现。在《红楼梦》中，我们看到，以男性为载体的男性价值、既定社会价值退场，以女性为载体的女性价值、个人生命价值占据了作品中心，在贾宝玉的心目中，标志着既定社会价值实现的功名利禄远远不如黛玉的晶莹泪珠更让他心动情动。如是，《红楼梦》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完结的形象表征，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起跑线的“五四”“人的文学”的逻辑起点，而这“人的文学”的重要载体，则是中国现代女性作家的出现及对女性生命女性命运的尊重成为中国男性作家笔下的重要的写作内容。虽然在“五四”时代之后，人的/个人的话题、话语，必然地为社会现代经济、政治建立、变革的话题、话语所取代。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政治的社会转型，则再次把人/个人推向了时代、社会的中心，与之同步，以女性为载体的女性价值、个人生命价值，虽然在社会现实形态中尚未位居中心，但在价值形态上，却再次步入社会的中心话语。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女性文学的高涨，既是其重要的表征。如果我们从更为宽泛的视野、标准出发，那么，从深隐层面上，与女性性征更趋一致的那些生命质素，如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对个人生活质量的追求，对身体的信任等等，在今天社会、时代的大行其道，从外显表层上，诸多领域的阴盛阳衰现象，各大都市甲女丁男的“剩男”“剩女”现象等等，也均可视为其重要的表征。如是，以女性为载体的女性言说，就具有了超越女性性别的重要的当下性极强的社会意义和时代意义。用这样的视角，我们重新打量曾经一度成为热点话题的美女写作、身体写作，就会引发出我们新的思考。 “身体写作”是埃莱娜·西苏提出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强调女性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身体经验，更在于要建立属于自己的不同于社会既有价值法则的话语方式。既然女性是被社会既有的价值法则“形成”的，那么，女性要想在话语形式上，摆脱被“形成”的状态，就不能沿用、认可社会既有的价值法则，而只有以自己鲜活的生命需求作为最高的价值准则。所以，埃莱娜·西苏才会号召用身体写作去“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等社会既有的价值法则，才会提出女性“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4）。 如是，身体写作之身体，不同于或者不能等同于生理上的身体，而类似于生命需求、生命经验，但这生命需求、生命经验又确实与生理上的身体密切相关，或者，首先是通过生理上的身体来给以外化、物化实现的。身体写作这一概念进入到中国后，首先在女性作家中，形成了以生理身体为写作对象的写作热潮，不能说与此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并不在这里。 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只有禁锢身体或者放纵身体的身体失语的社会，然新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最初的的萌生与形成，又无不以身体作为自身的表征与符号，宋、明两代商业经济、市民阶层的形成是这样，1930年代的资本经济也是这样，“五四”时代对旧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告别，对新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召唤，也是这样。1990年代以来，伴随新的经济形态、社会结构的形成，身体再次成为当今全社会的共同的时代问题，君不见，身体话语、物质话语、精神话语对身体、物质的依赖、依附，已然成为汹涌澎湃的话语流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口105口相传。当不同的价值取向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被不同的取舍、重视或无视的时候，只有身体，成为当今全社会共同关心的全民话题。在这样的社会背景、时代潮流、价值格局中，女性的身体写作而不再是男性写作，敏感地首当其冲。而在这之前，无论是宋、明两代，“五四”时代，亦或是1930年代，却都是男性作家在这方面充当着主角。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历史性的深刻变化。美女写作、身体写作中对身体描写的热衷与局限，正鲜活地体现着当今社会、时代对身体的热衷与局限，而学界将美女写作、身体写作仅仅视为女性依靠对自己身体的暴露来满足男性“窥视欲”，并以此构成写作市场商机，更在一个深广的范围内，证实着对身体失去言说能力达到了一个怎样让人忧虑的程度。 第三：女性文学研究的前沿性、边缘性的定位判断。女性文学研究为何具有前沿性、边缘性，其前沿性、边缘性与时代思想主潮的对话关系如何形成。 譬如：如何看取1990年代以来曾经名噪一时的“小女人写作”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一般而言，当下散文界对巴金、张中行、余秋雨、史铁生、张承志、贾平凹等男性作家比较重视，对“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则缺乏相应地关注，甚至是给以了极大的歪曲。对性别的炒作、关注多于认真的阅读、研究，从传统思维定势出发的批评，多于从新的学术视野中对其的全新审视。个中原因，倒还不在于性别的偏见，乃在于对这些散文潜伏在深隐层次的价值与意义，缺乏应有的正视与开掘。 中国历史虽然久远，但个体人生的日常性生活却从来不曾成为社会的中心话语，我们从来注重的是生命的社会价值，而将生命的个体价值置于生命的社会价值之下。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将个体浮出历史水面，生命的个体价值渐次为新的时代所体认，而在生命的个体价值构成中，个体人生的日常性生活无疑是其极为重要的部分，日常性生活如何，直接关系着个体的生命质量。天性敏感于此的女性率先坦露了此中信息，这就是向来被人所误读的“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的出现。由于如上所说，中国历史上向来缺乏如何正确面对个体人生日常性生活的价值资源，所以，当这一生活形态作为一个时代的表征浮出历史水面之后，对此的集体性的语无伦次、失语、手足无措就是必然的了。这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是认为人生诗意、价值、色泽的消失，认为平庸已然如潮水一样覆没了神州大地。其二，是由此而来的对“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的批评，这一批评的根本性理论支点是传统的将生命的社会价值看得高于生命的个体价值。其三，是“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在写这一日常性生活时的局限，这一局限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这一生活状态目下的局限，就是说，这一生活状态本身目下还极不理想，如何使散文化平常化的日常生活潜隐着生命的诗意与质感，这是今天这个时代虽然提出却还未能面对的问题。一个方面是抒写这一状态的作者，尚无透彻、洞穿这一生活的能力。但无论如何，“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日常感受的女性散文将这一命题率先醒目地坦示在世人面前，已然鲜明地彰显了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前沿性意义及对今天时代的表征意义。 相较于新一代女性写的“小女人散文”，年长一代女性所写的注重个体日常生活的散文，因了其人生沧桑的历史积淀，所以，显得更为深刻、厚重，显得特别地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年长一代女性较之新一代女性在面对个体日常生活时所显示出来的差异，在某一个方面昭示着我们探寻个体日常生活的价值资源与价值向度——不是平面地应对个体日常生活，而是要将个体日常生活置于历史长河的流动之中，置于时代风云的淘洗之后。或许因为我是一个男性的原因，在探寻个体日常生活的意义时，我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想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个体日常生活的重视。其实，早在1980年代中期，适应市场的阅读需求，梁实秋、林语堂、徐志摩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1930年代散文作品的大量重印，即以预兆着时代精神的转向，而在今天，怎样看取上述女性散文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散文这样两种价值资源在今天面对个体日常生活时的关联性，应该是一个需要提出的有深度的学术话题。正是这些散文写作，以普通人的个人的日常生活为价值基点，重新确立理想与现实、社会与个人、超常与日常之间的关系，从而试图在当今的社会现实生活中，确立新的价值空间与价值支点。这样的尝试与努力，在中国传统的思想、精神链条上，无疑是具有前沿性、探索性的。这种前沿性、探索性，在周作人的“个人的文学之尖端”的小品文写作中，在梁实秋的“雅舍系列”写作中，都曾有过体现，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已然成为当今之时代话题时，“小女人散文”及注重个体日常生活的女性散文，尤为如此。 但是，“小女人散文”及注重写个体日常生活的女性散文虽然具有前沿性、探索性，但却终于不能成为散文的主潮、主流，而只能位居边缘，女性的“身体写作”也是如此，或者再扩大一些看，女性、女性文学、女性研究均可以作如是观。限于篇幅，我对此不作展开，只对个中原因略作探讨。 个体的日常生活、对身体的自觉意识，个体人生空间的展开等等个人的解放程度，在当今中国，还更多地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因素所限，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基本经济能力的人，他的个人的日常生活怎么能够过得滋润。马克思曾经说过：忧心忡忡的穷人对再美丽的自然景色也会无动于衷。正因此，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关注与重视，就成为了当今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主流、主潮。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要素，都是因为有了人的存在，才具有意义，或者说，它们的历史变化的价值，是为着人的解放而被赋予的，而这种人的解放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变革的召唤，其最初的显现标志，往往是通过个体生命的种种属性来体现的，在当今，这种种属性，则更鲜明地是由女性来体现的，这是为女性面对个体生命法则与社会理性法则时的价值取舍所决定的。个体生命法则因了个体生命的需求而设定，社会理性法则则因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设定。女性由于在历史上，位居社会的边缘，因之，更重个体性，更重对个体生命法则的选取。正是女性在这样的一种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在这样的一种个体生命法则与社会理性法则的关系中的价值站位，决定了“小女人散文”、“身体写作”乃至女性文学、女性研究、女性的整体的前沿性、探索性、边缘性。 女性文学、女性的此种属性，还更多地更为鲜明、突出、集中地体现在个人之爱与婚姻的关系中。个人之爱是婚姻的基础，但婚姻却更多地为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等社会要素所决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对此有过十分中肯的论述。婚姻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个人之爱，标志着婚姻的进步的程度，也标志着个人与社会关系进步的程度，而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女性更多地执著于个人之爱这一维度，并构成对现有婚姻的不断地挑战。这样的挑战，无疑是具备前沿性、探索性的，但这一挑战，又最终是无法从根本上撼动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等对婚姻的决定作用的，因之，这种挑战又注定是边缘性的。或者我们换个说法，超越于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等社会要素的个人之爱的实现是根本不可能的，正是这种不可能，构成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对个人之爱的向往与讴歌。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毋宁说，完全的个人之爱是神性的，是一种价值召唤而不是一种现实存在与现实实现。女性对个人之爱的执著，正是女性对现实存在现实实现的一种永久性的价值召唤，这种价值召唤引领着现实世界的不断地变革，因之，使其具备了前沿性、探索性，但这一召唤，最终不能成为现实的完全存在完全实现，因之，这种召唤永远不能成为现实的主体部分，永远只能位居边缘地带。 因之，女性文学、女性研究、女性是不需要步入社会中心的殿堂的，前沿性、探索性、边缘性是她的命定所在。她正是在这样的价值站位上，与时代、社会中心对话并在对话中构成对时代、社会中心的价值召唤。 第四：女性文学研究中，双性对话的缺失。女性文学研究界已经完成了从女性研究到性别研究的转换，完成了从两性对抗到两性对话的转换，但在这之中，双性对话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改进。 譬如：女性文学研究中，没有女性对男性经验的认知与理解，更缺乏对男性的“同情之理解”。如果说，女性是被“形成”的，那么，同理，男性也是被“形成”的。女性批评或许认为，女性之被“形成”，使女性处于弱势位置，因而女性抗拒这“形成”，而男性之被“形成”，使男性处于强势位置，因而男性维护这种“形成”。在这里，我暂且不说在历史上男性在社会结构中整体性的丧失自身主体性的“宦官”位置、身份，既如相对于女性的在性别上的强势位置，男性在这其中，也充满着被经济、政治、文化等“总的历史合力”所扭曲、异化的屈辱、痛苦。女性之所以在使自己成为与男性一样的人后，仍然还要进一步成为与男性不一样的人，在这其中，其实107就已经隐含了女性在此时，不堪上述“屈辱”“痛苦”而对上述“扭曲”“异化”较之于男性的更进一步的抗拒。 但是，男性较之女性对上述的“抗拒”之所以会迟滞一些，自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必然与苦衷，那就是在人性与社会性的“紧张”关系中，对社会性的承担。无论考察历史还是现实，人性实现的程度都依赖、局限于经济、政治、文化等之于人的作用，给人性开拓的空间。男性在承担、位居经济、政治、文化等中心位置的同时，也就不得不承受由此而来的“扭曲”、“异化”、“屈辱”、“痛苦”，但如果放弃这种承担，人性的实现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女性在放弃这种承担时，在历史上，使自己处于“第二性”的位置，在今天，或者使自己走不出做“人”与“做女人”的“怪圈”，或者使自己成为“什么也不是”但却不能说自己“是什么”。 如是，女性更多地强调社会法则对“个人”的束缚与压迫，男性可能更多地强调“个人”对社会法则的无奈与承担。二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正是个体生命法则与社会理性法则、个人与社会张力关系的具体体现。在这种张力中，缺少其中的任何一方，另一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由于男性在体现人性与社会性“紧张”关系的充分性、深刻性，对男性社会性别之被“形成”原因、形态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女性对自身的前瞻性研究。或者我们再简要地说，女性在对自身的认识过程中，无论是做与男人一样的人，还是做与男人不一样的人，都是以男性作为自身是否成立的惟一的借鉴、参照对象的。对男性社会性别的研究，使女性得以借助自身性别研究的经验、资源，与男性一道，以人性与社会性“紧张”关系为突破口，重新确立男女双方的性别定位，并在这一重新确立中，构成男女两性的性别自觉与性别和谐。 譬如在女性文学研究中，男性视角的相对缺失，其突出表现于两个方面，其一，在女性文学研究中，缺少男性从男性性征角度对女性解放的介入与解读，我在这里重复一下以示强调：我不是一般地指男性对女性文学的研究，而是指男性从男性性征角度对女性文学的研究。男性对女性文学的研究，虽然也还有待于加强，但毕竟有了最初的成就，如陈骏涛对女性文学研究的整体把握，林树明对西方女性文学理论的引进与评介，闫纯德对女性文学的评析等等。但类似王富仁《一个男性眼中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那样的从男性性征角度对女性文学的批评，则还是凤毛麟角，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双性对话的性别色彩才最为鲜明与深入。 其二，女性文学研究界对从以男性为主体的思想领域汲取资源有所忽视。诸如，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相较法德俄派、日本派的知识分子，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于更多地强调以个体性为价值本位，所以，相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就更具异质性，就总是被边缘化，直到1990年代之后，这种局面才略有改观，譬如“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观点的提出等等，这与女性文学的命运是颇有相似、一致之处的，二者之间在诸多领域、方面，从价值向度说，也是颇有亲缘性的，但女性文学研究界对此却很少给以关注与研究并以此汲取滋养健全自身。再如，面对当今非常严重的底层女性问题，女性文学研究界也未能率先从左翼文学传统中汲取资源形成自身的言说。不是说，女性学界要再次追随男性学界，而是说，女性学界要增强从男性学界汲取学术资源，经过转化构成自身性别言说的自觉意识。 注释： （1）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 （2） （4） 转引自刘思谦等：《女性生命潮汐》，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第7页。 （3）刘纳：《在学术论文的大生产运动中想起李健吾》，《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5） 《文艺争鸣》，2007年第9期。 原载：文艺争鸣2010/1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