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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形象是文学中一个美丽而说不尽的话题。在不同的国家尤其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也有着不同的特点。本文试比较日本文学与欧洲文学女性形象的异同并分析其原因。 一 美与个性之美 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形象都有着樱花一样的美丽，而川端康成笔下女性之美尤其如此。在《伊豆的舞女》中，孤儿出身的青年学生在伊豆孤身旅行，邂逅天真无邪而又别具风情的年少舞女，“我”对小舞女阿薰的纯情貌美意乱神迷，以致在雨夜都无法排遣她的芳姿。在《雪国》中，岛村看车窗中叶子的描写同样写得美丽： “那是冷冷的远方的亮光，朦胧地照亮着她小小瞳孔的四周，也就是在姑娘的眼睛和灯火重叠的那一瞬间，她的眼睛浮现在薄暮的波动中，成了妖艳美丽的夜光虫。” 他被一种无法形容的樱花一般璀璨的带有心灵撞击的美所征服。实际上，日本文学早在《源氏物语》中，就注重对女性美的描写，紫姬是作者着意刻画的理想淑女形象，她气质优雅，艺压群芳，性格婉约，通情达理。而六条妃子的美可用如花似玉、出类拔萃形容。在《源氏物语》中，既写了女性之美，也奠定了日本文学女性形象性格的柔顺。空蝉虽有闭月羞花之貌，却嫁给了又老又丑的地方官，且不断有人对她非礼，但她并没有反抗，最后只选择了逃避，削发为尼。六条妃子、末摘花等都是在这种柔顺中接受着一个又一个的悲剧。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同样是温柔的，在《山音》中，菊子被作为一个贤慧的妻子和柔顺的典范来写。她的丈夫修一深夜狂醉而归，虽是从其情妇那里归来，菊子还是温顺地照顾他，把他的腿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膝上，然后给他脱鞋。菊子的这种温顺在《雪国》中则成了“无偿的爱”。驹子明明知道岛村是有家室的人，明明知道岛村对自己并不像自己对他那样全神贯注，明明知道自己和岛村的关系不能维持长久，可是仍然不顾一切地在他的身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感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川端康成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既像樱花一样美丽，也像樱花一样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她们为了短暂的美付出了重大代价。 这与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形成了强大反差。彼德拉克在《新生》中也把女性写得美丽迷人，以致许多人在读他的诗之后从远方赶来，其目的是能以一睹诗人描绘的“劳拉”为快。 莎士比亚更是赋予了女性美丽的形象和渊博的学识，《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既成为其女性形象之代表。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形象更是以迷人的外貌征服了与她交往的人：渥伦斯基的母亲是贵族上流社会女性的代表，她虽然见过的女性不可计数，但她认为和安娜在一起即使什么都不说也感到愉快；在舞会上吉提总是主角，是中心人物，但有了安娜之后，安娜开始成为舞会中心，吉提感到安娜的卷发是迷人的，她的脸是迷人的，她的衣服是迷人的，安娜生活在一种诗意葱茏的境界，是她自己所不能企及的。哈代笔下的苔丝同样是美丽迷人的。后两位作者更强调了他们的反抗性。纵观西方文学女性，作者虽强调了女性之美，但女性的自我牺牲精神却似乎没有放在太重要的位置来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更多地是这些女性的独立意识，她们追求平等，有顽强冲破束缚的勇气和决心。如，娜拉在一张借据面前看到了丈夫的虚伪面目，看清了自己在家中所处的玩偶地位，大喊一声：“首先我也是一个人！”，然后不顾丈夫的劝阻“砰”的一声关上门，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简·爱敢于反抗自私自利的男人，不喜欢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直到与罗切斯特有了平等地位之后才嫁给他；美狄亚在她丈夫伊阿宋背叛了她，要娶国王的女儿时，进行了猛烈的抗争。她毒死了国王的女儿及国王，并杀死了伊阿宋的两个儿子，然后乘龙车离去；卡门追求绝对的自由，任何人不能束缚她，她宁可把你杀掉，也不让你束缚她，她也因此最终惨遭杀害。西方文学中的女性既美丽又有个性，她们为了尊严、人格独立平等进行了抗争，甚至不惜任何代价。这与川端文学中女性的柔美形成了两道不同的靓丽风景。 二 美的卑微与美的高贵 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总是以卑微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在《伊豆的舞女》中“，我”和舞女一行一起走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舞女总是跟在“我”身后，保持近两米的距离。大家发现了泉水，姑娘们却都站立在泉水周围，等着让“我”先喝。“我”享受着她们的伺候：到了山巅，舞女跪在地上，弯下身子给“我”掸去尘土；下山时，舞女跑着去给“我”拿来竹子做手杖，为此还险些倒在田埂上；“我”要离开房间时，舞女就抢先走到门口，替“我”摆好木屐。在《雪国》中，驹子也是一个低贱的艺妓。在《睡美人》中，6个被服了安眠药的女性，在失去知觉的状态下，任由那些年老的不能算是男性的男人“爱抚”。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男性则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女性，甚至男性对于女性拥有自私的权力。 而在西方文学中，女性则有着高高在上的位置，男人们需要仰视。 在但丁《神曲》中，作者在人生的中途迷路了，正要攀上一座秀美的山峰，却被狮子、豹子、狼拦住了去路。这时诗人被维吉尔及作者心中爱着的少女贝阿德丽采引导游历了地狱、炼狱、天堂三界。在中世纪，这三界应该由神父或牧师来引导；而在这里，作者却让他心中的恋人来引导。贝阿德丽采成为诗人人生路上的导师，成为人类信仰的化身。女性之神圣由此可见一斑。这种神圣或高贵使她们高高在上。因而，彼得拉克在诗中对劳拉的感情就很矛盾：“我”既喜欢她娇美的面容，但又害怕那双美丽的眼睛： “这种痛彻的爱情使得/每天我死去一千次/也诞生一千次。” 她美丽迷人却骄横、冷酷： “我已把心奉献给你/可你毫不动情/傲气十足地向下俯视。” 应该说，彼特拉克的诗作奠定了欧洲女性形象的基调。那就是：既美丽迷人又高贵，需要仰视。从此欧洲文学在描写女性时，这种特质便呈现在读者面前：堂吉诃德要把自己的“丰功伟绩”奉献给心目中的女主人，虽然那是一场荒唐的闹剧，因为那女主人只是一个放猪的丑孩子。但这正是此种文化现象的折射。女性的高高在上，也使作家们对她们有了偏爱，即使女性犯了错误，失去了贞节，也是“一个纯洁的女人”，如《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即使有了外遇，不顾家庭那也是为了追求爱情，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更是以娜拉的反叛高奏追求女性独立平等的战歌。 日本作家笔下的女性多是美丽与卑贱的结合体。尤其是在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定位错误，女性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而且女性的主体意识也是以男性的主体意识的延长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学中女性是美丽与高贵的结晶，她们有超越时代的主体意识，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这两种不同的女性观应源于两种不同的文化。 三 日本传统文化与欧洲传统文化的不同 1日本传统文化奠定了女性的柔顺、体贴、忍耐；欧洲文化对女性的崇拜 自日本文学经典《古事记》始，女性形象就形成了柔顺、体贴、忍耐、坚韧、细腻和善于言辞的特点，但也包含了对家庭义务和国家政治的自我献身精神。这种传统文化影响了川端康成，虽然从他的作品中，我们能体会到作者内心深处对女性的向往，对女性命运的关注，甚至可以说他全身心地爱着女性，但在他的潜意识中女性是不可能有平等地位的。因此，我们看到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矛盾的，既卑下，又美丽；既低贱，又总给“我”以心灵的光明。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剧，而作者又往往给这些女性形象以悲剧的结局，因此，川端康成给人造成一种幻灭的悲剧，充满失意、孤独、感伤。 欧洲文化有3个因素影响了西方文学的女性形象：其一，受到骑士文学骑士制度影响，中世纪的骑士文雅知礼，他们把自己的“荣誉”看得高于一切。他们不仅要效忠和保护贵族领主和城堡、国土，还要效忠和保护女主人（领主夫人）。女主人在他们心目中像圣母一样神圣，这一点后来发展成为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能为自己心爱的贵妇人去冒险和取得胜利，博得贵妇人欢心，在骑士看来是莫大的荣誉。他们对女性充满了尊敬和崇拜，他们把为自己心目中的贵妇人争得荣誉视为最大理想和愿望，甚至往往不以主人的目标为己任；其二，是这一时期形成的日耳曼精神。日耳曼人的基本精神特征是强悍、冒险、勇敢、真诚、看重名誉、尊敬女性；其三，是基督教精神的影响。天主教非常崇拜圣母玛丽亚，在教堂里常挂着她的圣像。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圣母形象不再是那么严肃敬而远之。如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画面上的圣母玛丽亚富于女性的温柔和优美，“玛丽亚的形象是那样的朴实、端庄、温厚，她头上没有光圈，身上没有华丽的衣饰，只是披着一身朴素的衣服，光着脚，眼睛里发出智慧的光芒。”圣母的形象在画中褪去了些许的神圣，其目的是打击中世纪的禁欲主义思想，但其神圣高贵迷人的内涵仍在。也正因如此，在西方文学中女性的地位常常是高高在上的。在欧洲传统文学中，女性形象给人的感觉不是悲剧，而是令人欣赏、尊敬、不由得你不重视。这类独立有个性的女性形象也许正是使西方文学在文学史的长河中长久不衰的内在原因之一。在欧洲文化中，这种习惯逐渐形成了贵族风尚中的尊敬女性的传统。但这种尊敬不是像中国式的把女性作为弱者来同情，而是重视，女性的美不是欣赏的对象，而是让人崇拜的主体，在男女两者的互动关系中，似乎女性更占有重要的位置。因而“LadyFirst!”这一句话在西方语言中，决不是一种形式，而是有其内在深刻的涵义。 2 物哀文化表现出的无奈与悲剧意识显现人的主体性川端康成作品中悲的因素，与日本传统文化中的物哀有关系。大和民族从自然万物的生死荣枯中，引发出对生命短暂无常的感叹。作家在创作时又把这种感觉投射到自然和人物身上，并获得一种物我同命的心理。比如樱花，突然盛开美丽无比，却刹那间纷纷飘落。生命无常，美亦无常，生命虚幻，美亦虚幻。这种既美且悲的情怀也成为日本文学中时常表现的主题。川端康成的作品更是表达这种情怀的代表。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多也因此感动读者。《雪国》结尾处，叶子在意外的大火中死去；行男是驹子的艺师之子，患有不治之症。但驹子为报答师恩竟与其订婚，卖身为妓替他治病。因而驹子对岛村的痴情也是徒劳的。甚至在《伊豆的舞女》中，“我”那样地迷恋舞女，但到下田便在淡然的哀愁中分手。物哀的文化意识，给人的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伤，在川端康成的作品中它便成了美好的爱情，让人迷恋而又显得空幻无奈。 而在西方文学中，古希腊时期的人本主义精神，使西方人有一种强烈的抗争性悲剧意识。为了更好地生存，他们主张以勇敢和智慧同自然、同社会抗争。在古希腊悲剧中，常表达人和命运冲突的主题。古希腊人认为人生来就有一种命运，人的一切都有神的力量在支配和主宰着，人必须直面现实，与命运做永恒的抗争。因此俄狄浦斯抗争杀父娶母的命运虽然失败了，但他没有选择自杀，而是刺瞎自己的双眼放逐自己，进一步同不公平的命运抗争，显示了抗争的主动性，悲剧中的主体性。受此种文学传统的影响，西方作家笔下的女性不仅主体意识强烈，而且充满了抗争性。美狄亚不惜以杀人甚至杀死自己儿子来抗争不公平的命运；简·爱为了维护人格平等而抗争；苔丝为了珍视爱情杀死了亚雷；安娜为了爱情敢于离开家庭；娜拉为了摆脱在家中的“玩偶地位”而毅然离家出走。正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川端康成笔下和西方传统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但仅从文学视角来讲都给人以美的享受，正如坪内逍遥的主张：小说之目的在于娱乐人之“文心”。 参考文献： [1]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年版。 [2]王琦主编：《欧洲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3]王晓平：《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王升，男，1970—，内蒙古赤峰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工作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赤峰学院。094 原载：作家杂志2010No.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