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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到来已深刻地影响到学人的学术生活和学术研究，也让学人的治学方式发生了种种变化。那么，与传统的学术研究相比，网络时代的学术研究究竟出现了怎样的变数？学术研究主体的思维、阅读、写作等方式正在进行着怎样的转型？其研究成果又呈现出怎样的特征？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值得深入思考。在下文中，笔者将主要面对人文研究界，呈现网络对学人(学者和学生)负面影响的相关分析。 一 学人网络生活的进程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应该是同步的。如果说在1997年前后，由于费用昂贵、拨号上网不便等原因，学人上网还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那么，经过十年左右的试探、摸索与磨合，上网如今已成为绝大数学人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主要内容。因此，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学者对网络与学术研究的相关看法。一开始，网络对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研究的影响让学者流露出许多担心。早在1997年，复旦大学学者严锋便思考了如下问题：在无纸化时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是不是会变得非常容易以至于质量也因此下降？“超文本”是不是会改变学者的阅读习惯以至于让他们迷失在信息之海中？人脑与数据库的嫁接能够产生新的智慧吗？当全世界的知识都可以声色俱全地通过电话线或者电缆像自来水一样廉价和方便地流进你家的时候，你还用得着辛辛苦苦地去买书交学费上学堂吗？如果说在机械复制时代，萎谢的是艺术作品的光晕，那么在数码复制时代，是不是意味着知识分子人文价值的某种凋零？[1]而至2000年，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又提起这一话题，并与他的学生展开了相关讨论。[2]在陈平原看来，虽然网络会使人文学者从三方面受益：第一，自由表达以及业余写作成为可能；第二，有可能打破凝定的以北京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学术/文化格局；第三，“超文本”将使跨学科研究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但他对数码时代的阅读、写作和人文研究则更多感到忧虑，其最终结论是：“‘快速浏览’造成‘虚拟的博学’，同时割裂了原先合二为一的获取知识与养成人格。其结果很可能是：‘博雅’(先不问真假)易得，而‘君子’(暂别定高低)难求。缺了‘涵养性情’这关键性的一环，读书降为谋生手段，人文研究成了纯粹的课题制作，对于‘别有幽情’的人文学者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3] 尽管有这种忧患之辞，越来越多的学者还是认识到了网络的重要性。2003年，随着“超星数字图书馆”的崛起，一位学者在《给超星图书馆的一封信》中先是痛陈以往治学的弊端，以致“很多有才华、有抱负的学人饮恨赉志在这个‘知识的海洋’和信息的爆炸声中”，随后便指出：“电脑和互联网的出现，才给这个‘黑暗的学术界’带来了一线曙光。人类也许进入了一个新的媒介时代，学术在这个时代也许会出现新的生机。……今日治文史哲的学者们，大部分还不能、不敢或不愿接触电脑和网络，更谈不上利用电脑和网络来治学，他们连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的想法都没有。但是我断言：今后治文史哲任何一门学问，想要出点新东西，必不能离开电脑和网络，想要产生大成果，更要全靠电脑和网络。否则，死路一条。”[4]这种观点显然代表了一批较早介入网络的学者的看法。而到了2005年，这种局面已得到很大改观。有报道指出：“单看近年来老、中、青三代学者相继‘落网’，学者型个人网站、个人主页、博客专栏、学术公共网站、学者沙龙联袂问世的情景便可知道，在互联网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时代，作为社会精英的学者也不可能做到遗世独立。从最初的可能是被动卷入网络事件或论战到后来的主动利用网络资源进行学术研究、探讨，各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就这样拥有了自己各具特色的网络生活。”[5]这一状况表明，虽然网络为赛博空间或虚拟现实，但学者们已意识到网络作为学术研究、思想呈现之阵地的重要性。无论从哪方面看，这都是一种进步。 与此同时，有学者已在思考网络时代如何能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的问题。南帆指出：在网络时代，“如果资料的来源不再成为问题，那么，学术的突破就会逐渐转向整理和选择资料的眼光以及真正的思想见解”[6]。而这一观点在汪丁丁的《宽带写作》一文中又有深入思考。在他看来，由于宽带时代的到来和搜索引擎所带来的大量学术信息，资料如何选取进而阅读就变得至关重要，这对学者的直觉与判断力构成了一种考验。基于这一网络图景，宽带写作便有了充分理由。而“宽带写作的特征说明它是一种能够‘同时’迅速地和深刻地思考的写作方式，它基于最大可能的空间广阔性，同时基于深刻的判断力和思考”[7]。在作者思考的线路上，此判断似大体成立，但由于宽带写作的诸多前提已被作者有意无意地省略，这里的论述还只能算是一面之词。 在这样一个学人上网的背景之下，我们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问题之中。无论从哪方面看，网络都给学人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这一点我们必须充分承认，但除此之外，网络还让学人的治学方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宽带写作除了汪丁丁提到的诸多好处外，是不是也对学人的写作构成了一种消极影响？如果说在2000年，陈平原的许多担忧还更多是一种预测，那么时至今日，他的思考究竟是被证伪还是已被证实？而归根到底，宽带写作最终又造成了怎样的后果？这些问题要是放在网络发展的发轫期可能不好回答，但在今天，我们已有了进一步思考下去的条件。 二 可以从学术研究的几个环节谈起。无论是在纸媒时代还是网媒时代，学术研究的起点都必然是发现问题和搜集资料，但同样是搜集资料，两个时代的做法已判然有别。在纸媒时代，一个学者要写论文做研究，首先需要确定选题；选题既定，又需要查资料读资料，而资料往往又在图书馆里。于是，跑图书馆和泡图书馆就成为学人的日常功课。只有一趟一趟地跑，一日一日地泡，那些深藏于图书馆之中的资料才能变成自己的写作材料。 但是，在网媒时代，搜集和获取资料的手段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学人已拥有了许多强大的搜索引擎和越来越完善的数字图书馆，而传统图书馆也在向着数字化的方向全面迈进：公益图书馆的数字资源越来越多(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许多高校的图书馆也装备了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如CNKI中国学术期刊、万方数据资源系统、二十五史阅读系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学人已经或正在把数字图书馆作为自己的首选去处。事实上，人们谈到数字图书馆，也正是从方便、快捷等方面来理解它的好处的。有人指出：“传统型图书馆位置固定，读者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数字图书馆则可以利用互联网迅速传递信息，读者只要登陆网站，轻点鼠标，足不出户就能查到自己需要的资料。”[8]而由于搜索引擎的便捷使用与数字图书馆的迅速崛起，学人走进图书馆的兴趣已大不如前。据2005年年初的一项统计显示，北京大学图书馆近一年的人流量相对于1990年代中期已减少了11.3%左右，其主要原因是：“上至北大教授，下至北大在读学生，现已成为‘Google教派’的忠实信徒。”[9]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思考学人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问题。表面上看，亲自跑图书馆查资料和通过网络找资料，其结果是一样的，即都获得了学人所需要的东西；但实际上，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在学人与传统图书馆的交往中，学人是以身体的在场为其前提的，于是，查找资料的过程就成为回到历史现场的过程，也成为通过全部感官和身心感受历史氛围的过程，这时候，那些尘封的文献和发黄的纸张仿佛就具有了生命。在这种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学人不仅找到了他所需要的资料，而且往往还能别有所得。因为任何资料并非死物，而是存活于一个活生生的语境之中的东西。这样，学人在图书馆查找的就不光是资料，同时还感受和获得了资料赖以存活的丰富语境信息，而这种信息对于理解资料乃至深入研究，显然大有益处。 更有甚者，学人进出于图书馆，还会形成一种特殊的生活经验或生命体验，它们甚至渗透到学人的学术思考之中，让抽象的研究具有了某种生命底蕴。众所周知，如果没有大英博物馆就不会有马克思的《资本论》，而《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又是“商品”，商品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当劳动产品变成商品，商品又变成“商品拜物教”之后，商品就成了可感觉又超感觉的幽灵般的东西。[10]表面上看，马克思的这种判断来自于他的深入研究和理性思考，但一项研究成果表明，马克思之所以会从商品入手，从而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复杂格局之中，应该与他穿的那件外套和出入图书馆的经验有关。因为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也正是他生活非常困窘的年代，为了接济生活，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外套送入典当行；为了去大英博物馆做研究，他又不得不把外套从典当行里赎出来(因为不穿外套的人即使有阅览证，也无法享受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接待)。于是，马克思的外套便频繁在当铺与他的身体之间穿梭往来。[11]如此看来，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商品产生于物质记忆的消亡等理论问题固然冰冷抽象，但是马克思出入于大英博物馆的体验却让这种理论具有了一种生命的温度，也让它们变得更加冷峻而深刻了。 但是，借助于搜索引擎或数字图书馆查找资料，却完全是另一番图景，比如，我们只要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关键词，无数的资料信息就会纷至沓来。但仔细想想，这些资料各自形成于自己的特殊场域或语境之中，彼此并无必然联系〔当然，若是换一种角度考虑，它们也可算作有联系之物，因为它们是被同一个关键词搜索出来的。但这种联系也只是表明了隐含在数据库背后布尔逻辑(Boolean logic)的力量：是这种现代逻辑把这些信息聚合在了一起〕。这样，我们虽然获得了大量有用的资料，却因此丢失了这些资料得以形成的语境信息，资料因此显得突兀、孤单而缺乏生气。同时，由于资料查询来自于我们的提问，这种主观的、画地为牢式的提问也并不能保证资料的全面性和客观有效性。对于这一问题，海姆(Michael Heim)已有深入思考，他指出： 布尔查询逻辑揭示了我们对信息世界提问的典型方式。当我们向布尔世界提问时，我们采用关键词、流行词语和思想片段来扫描巨大的知识存储空间。由于与知识源保持着一种抽象的控制论意义下的距离，我们便设立了一些精致的漏斗来捕捉扑面而来的数据。这些漏斗滤出来的是由关键词触发的“命中”。通过细小的逻辑小孔，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更像是机器人迅速查看事物表面那样，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便可以覆盖大量的材料，但我们所看到的却都是来自狭窄的思想通道。[12] 基于如上思考，我们便可以面对如下问题：在搜索引擎的帮助下，我们自以为查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却只能在布尔逻辑中展示其合法性，却无法在布尔逻辑以外显示其有效性。于是我们便有理由发问：那些被搜索系统遮蔽掉的东西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没有它们，我们的学术研究虽然也能照样进行，但是否已经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而长期与搜索引擎或数字图书馆为伍，我们是否已被机器控制，以致我们的研究成果已有了一种被机器梳理的痕迹？由于身体缺席于图书馆，我们自然已不可能有马克思那种把生命体验糅入学术研究中的冲动，而资料的语境剥离是不是让我们在享受到丰富的信息之余，又同时让我们面临着知识、思想、观念和经验等等的多重贫困？ 然而，所有这些问题却被“Google教派”轻而易举地删除了。像当年换笔的作家欢快地宣传着电脑写作的好处一样，学人上网之后，同样也呈现出一种技术进步论的调子。比如，有学者兴奋地宣告，他在告别纸媒与迎接网媒的过程中卖掉了积攒多年的报纸杂志。之所以会有如此举动，一是因为这些报纸杂志“给人一种厚重、压抑、沉闷和脏污、恶心之感”，它们“污染浪费了我的居住空间”；二是因为“报刊缺乏搜索链接，是天生的‘无腿怪胎’”。而由于互联网具有神奇的“链接”功能，所以它已经创造和提供了无限的信息资源。[13] 在技术进步论的思路上，这种做法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在我看来，这样的学者清除掉的不仅仅是书报杂志，其实也清除掉了历史的记忆和学术信息的现场感和立体感，此后，他们虽然也能够从网上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但那已经是一种平面化的、被布尔逻辑处理得干干净净的信息。这种信息虽然“环保”，却也丧失了美学层面和历史层面语义和语境的丰富性。于是我们也就想到，在纸媒独领风骚的时代，书籍往往是学者的心爱之物，而买书、藏书是学者们的通常举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虽然对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持肯定态度，却依然是书籍的收藏者和守护者。他那篇《打开我的图书馆》记录了他买书、藏书的哲学思考，即是一例。[14]但是在网媒时代，书报杂志却由原来的买、爱、藏变成了现在的卖、恨、除。无论从哪方面看，这种行为都成了一个重要事件，它预示着学者“落网”之后，其治学方式从最初的搜集资料开始，就已经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在学术研究中，搜集资料只是最初的工作，接下来需要做的是对资料的研读和思考，这时候，做读书笔记往往成为必不可少的另一环节。那么，在纸媒时代，学人如何做读书笔记呢？当然是抄书做卡片。一本好书读过去之后通常还没有完工，只有把那些震动过自己的段落抄下来之后，这本书才算真正读过了。而抄下来的那些文字，有的可能变成做研究时的资料；有的与做研究并无直接关系，它们成为自己积累起来的一笔知识财富。一位学者在谈到自己的读书经验时，借古人、今人的例子如此强调了抄书的重要性：“为加深对读过的书籍的印象和记忆，要求自己不动手不读书。这也非我独创，是从前贤那里学来的。前人读书要求眼到口到手到心到。就是看、读、写、领会四者不可缺一。手到就是抄书。抄书对古人来说是常见的事。就是发明了纸和印刷术后，书的印数还是很少的，品种也很有限。明末历史学家谈迁为编写《国榷》，背着铺盖到百里外去向人家借书抄，苏东坡这样的大作家，也把抄书作为日课，仅《汉书》就抄过三遍。鲁迅15岁就开始抄书，最初他抄《康熙字典》上的古文奇字，继抄《唐诗叩弹集》中的百花诗，又从《唐代丛书》中抄了《百花谱》、《黑心符》，后又抄《茶经》、《五木经》及许多有关植物的专著，一直抄到30多岁，还乐此不疲，1911年又从大量的古籍中抄录出6000张纸条，完成了《古小说钩沉》。尔后他还从杭州、绍兴的图书馆中辑录了《岭表录异》和山会邑馆的碑贴。”[15]如此看来，抄书其实是千百年来在学人那里形成的一种治学传统。 那么，为什么抄书在学术研究会显得如此重要呢？本雅明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答案，他说： 一条乡村道路具有的力量，你徒步在上边行走和乘飞机飞过它的上空，是截然不同的。同样地，一本书的力量读一遍与抄写一遍也是不一样的。坐在飞机上的人，只能看到路是怎样穿过原野伸向天边的，而徒步跋涉的人则能体会到距离的长短，景致的千变万化。他可以自由伸展视野，仔细眺望道路的每一个转弯，犹如一个将军在前线率兵布阵。一个人誊抄一本书时，他的灵魂会深受感动；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他的内在自我很难被书开启，并由此产生新的向度。因为一个读者在那种白日梦般的冥想中只追随自己思绪的流动，而一个抄书者却忠实地遵循书的指令。中国人誊抄书籍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文字传统，而书籍的抄本则是一把解开中国之谜的钥匙。[16] 韩少功说，汽车使他成了盲人，因为汽车带来了行驶的速度，却让街道、田野和身边的世界变成了盲区。[17]读书、抄书也是如此。当我们快速翻阅一本书时，就像本雅明所谓的乘飞机飞过它的上空，也像韩少功所说的开汽车在高速路上行驶。我们在书中文字的引领下向前奔跑，这种快让我们来不及咀嚼反思，也无法很好地与书中的思想进行对话交流；所带来的必然会是许多阅读盲区。但抄书却是徒步慢行于书页之间的一种行走，它逼得人不得不慢下来。一旦慢下来，我们便有了更多的发现，也可以与书中思想从容对话，因而能打开读书人的所有视野。陈平原说：“对于人文学者来说，‘阅读’本身便是一门学问，远不只是找寻与论题相关的资料，更包含着体会、反省、怀疑、选择。成熟的学者，既有一目十行的‘随便翻翻’，但更看重朱熹所说的‘耸起精神，树起筋骨，不要困，如有刀剑在后一般’的阅读。假如古人所追求的沉潜把玩、含英咀华，完全被吹着口哨的随意浏览所取代，那绝对不是好消息。”[18]这里虽然没有论及抄书，而只是谈到了沉潜把玩式的“读书”和快速浏览式的“查书”之区别，但我以为，此论依然可以丰富我们对抄书之重要性的认识。 但是，在网媒时代，抄书的传统却已经流失，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景象。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扫描仪、复印机和数字图书馆中的数据库；上网之后，只要搜出自己所需之物，我们便可以“复制”、“粘贴”或“下载”到自己的文件夹里。而去数字图书馆里读书，我们也不需要做读书笔记了，因为软件已经为我们设计出了读书笔记的功能。超星数字图书馆在推销自己的产品时特别指出：“超星阅览器最新推出了‘读书笔记’功能，读者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随时将需要的内容(文字、插图、网页)摘录到自己的‘读书笔记’中，‘读书笔记’自动导入图书的书名、作者、版本、页数等引文信息，在‘读书笔记’摘录的基础上，读者可以直接编辑成论文提纲甚至论文全文。”[19]与此同时，亦有著名学者对抄书做学问的方式提出质疑，比如，李泽厚就说：“以前读书人都讲究抄书，所谓买书不如抄书。鲁迅就抄过书。抄书当然非常‘扎实’，非常有助于知识获得的准确牢靠，但在知识不断爆炸、信息极为庞大，连复印机、计算机也忙不过来的现时代，我们还能盲目地强调不抄书、不背书就‘不扎实’的老套吗？”[20] 李泽厚的说法固然有其道理，但也必须指出，他在这里却忽略了人文研究的特殊性。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一般的学术信息当然不值得认真对待，但那些经典之作(每个学科都有这样的读物)却仍然需要精读细想，乃至背而抄之，因为这些著作文章往往是一个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实际情况很可能是，由于网络时代带给学人的是一套崭新的治学方式，这种治学方式又在暗暗鼓励人们远离纸质文本，所以，当今的学人已很难像以前的治学者那样去下那种“笨功夫”了。 三 既然在网络时代，搜集资料、读书、抄书等方式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就可以思考网络时代的学术研究是怎样一种研究，宽带时期的写作是怎样一种写作的问题了。2000年，当陈平原教授刚刚接触这一问题时，他曾作出过如下猜想： 以前引以为傲的博学，如今只需“举手之劳”，在我，真的是喜忧参半。最大的担心，莫过于“坚实的过程”被“虚拟的结果”所取代。不想沉潜把玩，只是快速浏览，那还能叫“读书人”吗？如果有一天，人文学者撰写论文的工作程序变成：一设定主题(subject)，二搜索(search)，三浏览(browse)，四下载(download)，五剪裁(cut)，六粘贴(paste)，七复制(copy)，八打印(print)，你的感想如何？如此八步连环，一气呵成，写作(write)与编辑(edit)的界限将变得十分模糊。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对人文学者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不要说凝聚精神、发扬传统、增长知识的功能难以实现，说刻薄点，连评判论文优劣以及是否抄袭，都将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谁能保证这篇论文不是从网上下载并拼接而成？[21] 时隔数年之后，这种猜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证实了。不时被媒体曝光的学术抄袭事件让人意识到，大至知名教授，小至在校学生，他们大都掌握了陈平原所谓的“八步连环”的操作技术。一篇报道表明，德国汉堡大学试图通过一种叫做“Turn it in”的电子侦察软件，去分析学生的论文，抑制论文造假，以减缓学术论文剽窃、抄袭越来越严重的现状。[22]这意味着在网络时代，此种事情已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成了一个全球现象。而当许多人在传统的学术道德、学术规范框架内对这种现象作出谴责时，我却更愿意把它看作是网络时代所呈现出的一种特殊症候。在纸媒时代，一个学人要把别人的几篇论文抄成自己的一篇论文，不仅要付出誊抄之劳，而且白纸黑字也更容易强化人们的罪感意识和耻感意识。但是，“八步连环”的操作却仿佛玩电子游戏一般轻松自如，易如反掌。抄手们在电脑上掐头去尾、拼接再造的无纸化作业，似乎已不会留下任何“作案”痕迹，而犯罪感也就不如原来强烈甚至几近于无了。因此，在我看来，是网络和“八步连环”的游戏“荡”掉了传统的学术规范，也淡化了学人的道德意识，这是我们今天生产出较多假冒伪劣学术产品的原因之一。 当然，我们可以把论文拼接、编辑、抄袭等等看作是宽带写作的一种特殊现象。而对于更多的学人来说，他们只是借助于新型的电子设备和数字资源多快且省地写出了论文，出版了专著，其中并没有违规操作。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我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一种信息崇拜中的通胀写作。 先说信息崇拜。我们今天已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知识的存在形态与方式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比如，在古人那里，知识只是存在于为数不多的典籍之中；在印刷媒介时代，知识已存在于越来越多的书籍和报纸杂志之中；而在数字媒介时代，知识则是存在于海量的数据库之中。汪丁丁曾举例指出，他曾以康德的姓(Kant)在JSTOR数据库中搜索，得到含有“Kant”标题的论文355篇，发表年代从1877年到2002年。他从中挑选有价值的论文下载，所占用的数据量为568MB(相当于6000页文字)。他有三个移动硬盘(每个40000MB)，里面保存有大量的、以学科关键词搜索到的学术资料，内容庞杂，数据量惊人。[23]这就是数字媒介时代的知识状况。 由此看来，在数字媒介时代，我们确实已生活于知识的海洋中。而为了更多更快地获得这些知识，我们又不得不改变我们的阅读方式，于是快速浏览式的阅读也就应运而生。而在这种阅读过程中，知识又变得零散化、碎片化了，它们成了一丝一缕的学术信息。这样，进入数据库中，我们也就由原来的知识探宝者变成了信息获取者。同时，由于我们越来越依恋于数据库，我们也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信息；而信息越多，我们越是沉溺于其中，也就越来越可能丧失沉思默想、沉潜把玩的能力，容纳、截获或提炼意义的能力，结果，不知不觉中，我们成了信息的俘虏。罗斯扎克(TheodoreRoszak)说过：“信息过多实际上会排挤观念，使人(尤其是年轻人)在空洞和零散的事实面前六神无主，迷失在无形的信息泛滥之中。”[24]海姆也指出：“信息狂侵蚀了我们对于意义的容纳能力。把思维的弦绷在信息上之后，我们注意力的音符便短促起来。我们收集的是支离破碎的断简残篇。我们逐渐习惯于抱住知识的碎片而丧失了对知识后面的智慧的感悟。在这个信息时代，……所获得的信息越多，可能有的意义便越少，这就是所谓的收益递减律。”[25]显然，罗斯扎克与海姆的上述思考是能够经得起推敲的，其例证之一是，当今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与他们的前辈相比，所搜索资料的渠道不可谓不广，所获得的学术信息也不可谓不多，但为什么他们做出的学位论文却大都平平呢？除了众所周知的一些原因之外，信息排挤了观念，信息侵蚀了意义的容纳能力，是不是也应该为论文质量下滑承担许多责任？ 那么，为什么信息会排挤观念，信息又会侵蚀意义的容纳能力呢？罗斯扎克告诉我们，是经验生成了观念，是观念建立和选择着信息。所以，没有观念，就没有信息。他指出：“观念建立信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每一件事实都生长于一个观念之中，如果我们首先没有形成一种观念，把世界的某一部分分离出来，使它具有重要性，并且集中我们的注意力和激发探究兴趣，我们就提不出问题，更谈不上回答问题了。”[26]这一段文字对于我们理解经验、观念与信息的关系至为重要。以朱学勤为例，当年他之所以会选择卢梭、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做他的博士论文，其中重要原因来自于他在“文革”中的痛切体验，而这种经验最终又形成了如下观念：为什么法国革命与文化革命如此相近？[27]由此看来，这样的研究是由经验生成观念(问题意识)、由观念建立信息的过程，而观念一旦确立，所有的资料信息在删繁就简之后又如灵魂附体，它们有了目标也有了归宿。大概，也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够形成真知灼见。用朱学勤自己后来的话说：“这样的认识不仅是在学院图书馆里读出来的，也是从血肉之躯的切肤之痛中熬出来的。”[28]而今天的学人(尤其是年轻人)做学问搞研究却往往是另一种情况：他们通常缺少既定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这样就很不容易形成观念。即使观念能够不期而至，又缺乏必要的坚定性与稳定性。与此同时，他们又浸泡在信息之海中，成了信息富人。一方面是信息富人，一方面是观念穷人，加上“信息并不创造观念”的常理，[29]他们也就必然会面临着这样一种结果：不是观念整合信息，而是信息侵吞或淹没观念。于是，在迷恋乃至崇拜信息的时代，他们终于尝到了信息之海带来的苦果。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的学术研究不但正常进行，而且还出现了所谓的“论文大生产运动”。[30]那么，既然经验贫乏、观念不多，又如何生产出这么多论文呢？只能是借助于丰富的信息进行信息加工。然而，信息与信息的对接既无法生成新的观念，也无法长出新的思想，而只能生产出更多的信息，而这种被生产出的新信息由于缺少经验的支撑、观念的统领、思想的观照，它们常常显得芜杂、混乱。许多时候，它们只能以信息噪音的方式存在。以前，我们在谈到学位论文水平滑跌、学术专著质量下降时，往往把其原因归结为现行的学术体制(如职称制度、课题制度、评奖制度、学位制度、量化考核的学术评价体系等)，这固然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不该忘记，正是由于这种依赖于搜索引擎、数据库的信息思维模式和信息加工模式，才让学术研究进入到一个短平快式的知识生产时期，而水平滑跌、质量下降等等，不过是这种知识生产的一种症候。 于是，在信息加工时代，宽带写作终于变成了一种通胀写作。钟敬文先生曾经说过：“我从十二三岁起就乱写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到现在你问我有几篇可以算作论文，我看也就是有三五篇，可能就三篇吧。”[31]但是在今天，年轻学者著作等身、发表过数百篇论文的例子并不少见。当论文像纸币大量发行、从而导致论文的贬值时，这就是我所谓的写作通胀。单篇的论文由于信息多观念少、水分大干货少，因而造成了文本的通胀；整体的学术研究由于伪劣产品多，质量上乘之作少，因而造成学术研究的通胀。而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在今天几乎是看不见答案的。问题很简单，因为越来越多的学人已经从“问题中人”变成了“学术中人”，又从“学术中人”变成了“信息中人”。而“信息中人”又是被网络媒体建构而成的，当我们已越来越离不开网络时，我们或多或少已成为“信息中人”的一员。只要这种身份没什么变化，目前的状况就无法得到改变，我们也就只能在这个时代里享受一种丰富的贫乏。 注释： [1]锋：《数码复制时代的知识分子命运》，载《读书》，1997(1)。 [2]其讨论文章以笔谈形式刊发于《学术界》2000年第5期，共计五篇，分别为：陈平原：《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葛飞：《印刷品、网络与图像》；叶隽：《数码时代的“为主为奴”———读〈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杨早：《网络为人文研究提供什么》；蔡可：《我们应该为网络提供什么》。 [3]陈平原：《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载《学术界》，2000(5)。 [4]Fengtianliang：《给超星图书馆的一封信》，《超星阅读》第3期，ht-tp：//magazine.ssreader.com/ssr003/tingyuke.htm。 [5]吴小莉、王丽琼：《学者占领网络了吗？———学者的网络生活：象牙塔的新状态》，载《中国图书商报》，2005-05-20。 [6]宋炳辉主编：《网络：你向何处去》，第185页，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7]汪丁丁：《宽带写作》，载《读书》，2002(3)。 [8]刘亚芳：《数字图书馆：信息时代的“制高点”》，载《教育》，2006(6)。 [9]赵岚：《Google族冲击北大图书馆》，原载《东方早报》，http：//tech.sina.com.cn/i/2005-09-07/0912713519.shtml。 [10]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7—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斯特利布拉斯：《马克思的外套》，萧莎译，见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第109—13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2]〔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第21页，金吾伦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13]陈嘉珉：《告别纸媒》，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 id=1287。 [14]〔美〕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第53—61页，张旭东等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15]石楠：《我的读书之路》，原载《安徽日报》，http：//www.lib.ahu.edu.cn/daodu/daodu37.htm。 [16]〔德〕本雅明：《单向街》，石涛译，见孙冰编：《本雅明：作品与画像》，第21—22页，上海，文汇出版社，1999。 [17]韩少功：《山南水北》，第29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18][21]陈平原：《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载《学术界》，2000(5)。 [19]此为2003年《超星数字图书馆》(www.ssreader.com)宣传册中的介绍性文字，非正式出版物。 [20]李泽厚：《新春话知识》，见《走我自己的路》，第23页，北京，中国盲文出版社，2004。 [22]转引自司敏：《学生抄袭：不能不重视的学术现象》，载《社会观察》，2007(2)。 [23]汪丁丁：《宽带知识状况》，载《文景》，2006(3)。 [24][26]〔美〕西奥多·罗斯扎克：《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第80、96页，苗华健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 [25]〔美〕迈克尔·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第9页。 [27]参见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序”，第9—1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4。 [28]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见《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文选》，第395页，长春出版社，1999。 [29]〔美〕西奥多·罗斯扎克：《信息崇拜———计算机神话与真正的思维艺术》，第80页。 [30]刘纳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文学研究各学科兴旺到了畸形膨胀的程度，每年生产数以千计的专著和数以万计的论文，形成了名符其实的大生产运动。”这里只是谈到了文学研究，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也该大体如此；〔刘纳：《在学术论文的大生产运动中想起李健吾》，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5(3)；刘纳：《呈滑跌趋势的学位论文》，载《文艺争鸣》，2000(6)〕。 [31]杨玉圣：《与钟敬文先生仅有的一次会面》，原载《博览群书》，2002(3)，见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人民的学者钟敬文》，第122页，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赵勇(1963—)，男，山西省晋城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评的研究。 原载：《学术月刊》2008年12月第40卷12月号 原载：《学术月刊》2008年12月第40卷12月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