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可否认，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了一个庞大的、却看不见的“巨怪”。它来势汹汹，似乎不可阻挡，却又不可捉摸。到处都在谈论网络文学。支持者以技术进步的乐观，在网络文学看到了治愈中国文学自卑症的良药；否定者则以纯文学的道德姿态，将之贬斥为传媒经济的垃圾。然而，值得关注的，不仅是这些作品是不是垃圾，且是这些作品由何而来。中国网络文学为何呈现出这种独特形态？网络技术并非源于中国，而网络所代表的后工业文明，似乎与中国现状也并不十分合拍。为什么偏在中国形成了规模浩大的网络文学热潮？ 这一切却鲜有令人信服的答案。网络文学不能为学界认识，既在于传统批评的方法、眼光、话语方式的僵化，更在于批评家敏感性的丧失。李季先生对网络穿越文学的批评，我读后就不敢苟同：“低劣的网络穿越小说之所以在这个群体中迅速膨胀，某种程度提醒我们，当今的文学教育已明显落后于时代的要求。鉴于穿越小说在青少年成长中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们应清楚地认识到，对青少年的文学教育和阅读引导，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义务。” [2]文学现象自有其深刻社会原因，而不是简单靠“引导”所能改变。有感于此，我仅以网络穿越历史小说为例，谈谈对网络文学的粗浅看法。 一、网络穿越小说的基本形态。 穿越时空的类型特征。既然是穿越历史小说，“时空穿越”就成为一大特色。网络穿越历史小说，大部分是现代人穿越回古代社会。当然，也有穿越未来、古人穿越当下，或穿越入相似历史时空的“架空小说”等变种，如猫腻的《庆余年》和禹岩的《极品家丁》。值得注意的是，被穿越的“古代”时空，几乎囊括了世界史所有代表性时空，如原始社会（老酒里的熊的《回到原始部落当村长》），欧洲中世纪（实心熊的《征服天国》），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罗衾的《巴比伦王妃》），罗马帝国（玉临风的《荣誉之剑》），二战欧洲（盖世太保的《德意志的荣耀》）；前苏联（武装小兵的《苏俄再起》），秦汉（殷扬的《大秦帝师》、猛子的《大汉帝国风云录》），魏晋（贼道三痴的《上品寒士》），三国（寂寞剑客的《混在三国当军阀》），唐宋（逍遥梦仙的《隋唐英雄谱》、阿越的《新宋》），元明清（肖申克117的《普天之下》、大爆炸的《窃明》、天使奥斯卡《篡清》）），民国（有时糊涂的《民国投机者》），建国初期（登峰的《飞豹突击》，甚至80年代、90年代（如莲如玉的《小地主》）。这种大规模通过假想全球化历史以再造自我的幻像，在世界通俗文学史上，恐怕也是蔚为大观。这些被穿越的时空，都表现出极强的历史细节感和知识性，在彰显不同文化类型的魅力的同时，显现出当代中国对全球化历史的强烈征服欲望，及再造自我，塑造民族历史主体地位的想象——从某种角度而言，这种想象不同于西方化历史观，也不同于革命叙事历史观和解构性历史观，而是一股塑造“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的巨大民族文化心理潜流。 核心叙事情节。网络穿越历史小说的核心叙事情节，即在于“穿越”。它带来的阅读快感由“虚假优势”所引发：一是历史优势，二是现代化优势。穿越的者之所以回古代就成为大英雄，大财主，帝王将相，风流才子，或人见人爱的大美女，关键因素在于，穿越者洞悉历史走向，具有超前思维，熟悉历史人物和知识。同时，穿越者又带来现代理念和现代知识。造玻璃、冶炼钢铁可发家致富，学中医可搞中西医结合，造枪炮可打败野蛮的草原民族。现代商业理念可以搞广告时装，办报纸，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可让穿越者凝聚人心，成就大业。例如，大爆炸的《窃明》写了现代人黄石回到明朝末年，在长生岛建现代军事体制，外拒满清，内抗袁崇焕，培养现代军人荣誉感，捍卫民族生存权。穿越这个核心叙事动作，论人数而言，有个人穿越（月关的《回到明朝当王爷》），姐妹型穿越（柳依华的《平凡的清穿日子》），也有集体组团穿越（陆双鹤的《迷失子在一六二九》）。论穿越方式而言，则有借尸还魂，凭空穿越等。男性穿越多是力量型，如猝死，车祸，洪水，暗杀，或喝酒，上网等，男性的穿越触媒，总是充满了对历史偶然性的突然切入性，表现的也是家国意识或男性精神，如西方蜘蛛的《血荐中华》以擦拭古代宝刀而穿越。天使奥斯卡的《篡清》则是雷劈穿越；而女性穿越触媒，则表现出时空变幻的沧桑和浪漫。例如，金子的《梦回大清》则以迷路穿越，而浮渚清辉的《传奇》则是触摸玉器饰物穿越。 基本人物类型。网络穿越历史小说，主人公在现代社会往往是小人物，如废材白领，宅男剩女，女记者，或大学生，特种军人，小公务员，黑社会杀手等。这些人物也常表现出平民意识对家庭伦理的重视，很多穿越小说都是穿越于贫寒但温暖的家庭。如老白牛的《明末边军一小兵》，穿越者王斗只是明末边军火路墩的小兵，为让妻子谢秀娘过上好日子，他奋力杀敌，以军功和心计，加上现代军事知识，成为一方枭雄。穿越者大多怀一技之长，或有较鲜明的现代品质，在古代社会易获成功。如《清朝经济适用男》的女主人公齐粟娘，本是当代社会的水利工程女监理。《寻秦记》主人公项少龙出身特种军人。《新宋》主人公石越是历史系大学生，对宋史颇有研究。值得深思的是这些人物的内在深度感。一味种马或意淫历史的穿越，艺术价值不高。好的穿越历史小说，能写出现代与历史交织中“人物的悲情”。《寻秦记》的项少龙无法解决现代人的观念与秦王的铁血政策的冲突，因此他选择在历史中消失，让历史回到原来轨迹。《新宋》的石越在北宋熙宁变法的历史拐点，在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纠葛中，以悲壮的身影，成就了历史深刻却充满悖论的预言。《大汉帝国风云录》的奴隶李弘出逃鲜卑，回归大汉，由普通士卒成为汉末将军。小说除了故事波澜起伏，在社会生活场景颇费笔墨，人物在民族国家与个体，政治与人性间的挣扎与迷茫，也格外动人。 有意思的是，穿越小说对历史人物的重新阐释。这些历史人物，失去了正史的宏大威权，不仅展现出复杂性，多元性，更表现为作者们建立在个人化、人性化和民族化基础上，对历史人物的颠覆性重写。如《窃明》中，袁崇焕从抵御外虏的英雄，变成了嫉贤妒能，好大喜功，阴暗卑鄙的小人，而被袁崇焕斩杀的总督毛文龙，却成了屈死的英雄。这种重写的背景之后，其实是作者对满清修明史的民族情绪和质疑。小说《篡清》，戊戌变法的主持者光绪颟顸无知，无能而虚伪，参与者翁同龢、康有为等，则利欲熏心，装腔作势，完全不懂天下大势，只知沽名钓誉，为帝党谋私。庚新的《刑徒》，则将汉高祖刘邦塑造成了无能的混混，而将吕稚描述为深明大义、聪慧善良的女人。 然而，男性穿越者和女性穿越者，却表现出相类似却不同的价值观和历史态度。男性穿越小说多以征服世界为想象，激扬的是男儿的欲望野心与爱国情怀。如《1911年新中华》以辛亥革命为契机，描述穿越者雨辰指挥南洋第九镇官兵，夺上海，反清廷，成功建国的故事。酒徒的《指南录》则以南宋末年为背景，写了“穿越版文天祥”，如何利用现代科技和现代民族国家理念，再造中华的故事。女性穿越者，则以缠绵悱恻的爱情，表达女性对历史男性主体的情感征服。女人和历史的关系，成为女性对权力和男性渴望的隐喻。这些平凡的现代女子，让古代优秀男性为之痴狂。如《梦回大清》现代都市女孩小薇的在故宫迷路回到大清朝，和康熙朝的四阿哥、八阿哥等皇子间产生情感纠葛。《传奇》以女编辑苏雪奇穿越北宋为缘由，展现了她与赵元任等皇子，及辽国将军耶律远山间的爱恨情仇。女性穿越文，多带来浪漫想象，展现历史平民化生活细节，以爱情故事为主线，家国叙事只是一般背景。穿越女很多相貌平常，或虽漂亮，但吸引那些古代人之倾倒的原因，还是所谓“气质”。如《传奇》北宋士子唐子陶这样看待现代人苏雪奇：“唐子陶能感觉到苏雪奇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但这与众不同，他以为大多来自于苏雪奇不是中原女子，有时行为举止放诞不羁。可此刻与苏雪奇一席谈论，明显地是自己的感觉错了。苏雪奇并非因来自蛮荒之地，不懂礼仪文化，所以与众不同，实则这个女子谈吐高雅，见解独到，话虽不多，但句句说到了他心里。这样一个女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气质”不仅是女性满足男性想象的男权方式，更是现代人的观念所带来的“陌生感”。穿越女总有一些超时代的稀奇古怪玩意，如《传奇》中苏雪奇给宋代宫廷送饺子，发明各种小工具。邹邹的《清朝经济适用男》虽也写女性与皇子的纠葛，但女主人公齐粟娘却深爱老实厚道的小官员丈夫陈演，拒绝成为十四阿哥、漕帮大当家连震云等男性的玩物，甚至拒绝古人看来平常的纳妾行为。即使所谓“后宫穿越小说”，如桐华的《步步惊心》，主人公也在宫廷残酷斗争中，既突出穿越女的历史优势，又表现出对宫廷斗争的现代反思。这无疑都表现出这些女性穿越文的现代品质，以女性征服男性，而不是被男性征服。因此，所谓“气质”其实就是“现代”带来的优越感，这些女性小发明和穿越男在古代造后膛枪是一个道理，都表现出个体现代人对历史的征服欲。 但是，这些女性穿越小说，无疑又非常中国化。一方面，这些小说消费性很强，性别定位的细分，主要来自市场引导，消费的暧昧性质，导致它必然会忠实唤起当下女性生存体验，特别是对物质和权力的批判和崇拜的双重悖论；另一方面，这又客观反映了中国在后发现代情况下的复杂诉求——女性自我诉求与女性形象被消费，女性解构历史与女性建构历史，同时出现了。柳依华的《平凡的清穿日子》，历史成为怀旧情调，对长时间段日常化历史的痴迷。作者似乎告诉我们，这才是历史真正的真实。小说的两个穿越者，淑宁和表姐婉宁，代表了两种穿越态度，一是塑造历史主体，成为历史主人；另一种则甘心平凡，在历史日常生活中找到平民快乐。海登.怀特认为，决定历史阐释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文本中隐喻的丰富程度[1]。这些女性穿越小说，女性，历史，男性的能指形象纠葛，隐喻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缠绕，民族国家意识与个体化诉求的冲突与契合。历史学家沃尔什曾认定历史的三种阐释方式，符合论阐释，辩证式阐释和融贯论阐释[2]。这些女性穿越小说对历史的阐释，除符合论式阐释，还有融贯论式的，也就是将历史客观性与真实性解释依附于其他事实关系中——假想历史和现实的“互文”，使得这些女性穿越小说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中国想象的故事。 二、穿越小说的性质与内在文化逻辑。 那么，网络穿越历史小说的性质和内在文化逻辑是什么呢？穿越小说是反映中国网络文学典型特征的文学类型。它的典型性在于，它的故事类型、文本形态、价值观和文学生产特性，都是典型中国文化语境的产物。这个“巨怪”从不是“天外飞仙”，而是中国悖论式文化语境的必然逻辑。有人认为，穿越小说属于新式言情小说[3]。有人则说穿越小说是古代传奇小说的复活[4]。这些论断，都说出了穿越小说的某一特征。在我看来，网络穿越小说，更是一种体现新民族国家意识诉求，根植于悖论化文化语境中的，时空并置的“新历史小说”。网络穿越小说，通常是一个现代人因偶发事件回到某历史时期，利用现代理念和知识，改造了历史。广义穿越小说，还包括现代人来到未来社会，或古代人来到现代社会。而现代人突然被放逐于不同文化地理空间，也可以称之为“穿越”（即架空小说）。但无论何种类型，穿越小说都体现“时空的碰撞”，即现代时空与前现代时空、未来时空、未知时空的碰撞。穿越小说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极少出现，虽唐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明代董说的章回体小说《西游补》等，也曾出现时空穿梭情节，但这些古代小说的时空穿越，却不表现为文化逻辑间的碰撞，反因时空不确定性，生出人生如梦的沧桑。真正的历史穿越小说，源于清末民初的新乌托邦政治小说。这些小说由于现代性时空的植入，中国民族国家想象出现了现代与前现代历史时空的碰撞，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陆士谔的《新中国》，吴沃尧的《新石头记》等，何向的《狮子血》则虚构了中国的哥伦布式的英雄到非洲历险殖民的故事。但如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穿越小说，往往是古代人来到现代社会，或现代人来到未来和异时空，表现的是现代性发端之初，中国人对现代文明的乐观想象。这种想象背后，是后发现代国家的特殊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充满了谦卑的憧憬和羞涩的乐观，及对本民族国家历史的祛魅化。有学者称之为“从遗传性文学转型变异型文学”[1]。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曾出现穿越未来小说，如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记》等，都以“未来科幻小说”的名义烜赫一时。世界文坛，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运用“穿越”写了现代美国人在亚瑟王朝的成功历险，就内在逻辑而言，则是反映的现代性主体（并非中国式被动现代性）对前现代历史的征服。再向前追述，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其实也有穿越的影子，不过鲁滨逊穿越的不是本国历史，而是理论时空上滞后的“他者”的前现代文明。如鲁滨逊所说：“我不断地带着高兴心情想到我多么像一个国王。第一，全岛都是我个人的财产，因此我具有一种毫无疑义的领土权，第二，我的百姓都完全服从我，我是他们的全权统治者和立法者”[2]。鲁滨逊靠沉船的枪支、种子等现代文明产物（网络穿越小说也有类似情节，穿越者依赖现代枪炮、饰品等，获得事业第一桶金，如无语中的《二鬼子汉奸李富贵》的李富贵，靠石英表和清末鸦片贩子路得打赌，赢得了一百两银子），依靠现代理性，最终成为荒岛帝王，获得了大量金钱和奴隶，从此成为野心勃勃的异域历史的现代英雄。 伴随消费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崛起，特别是影视和网络等新媒介的影响，穿越文学表现出来的历史消费性与戏仿性解构，成了其流行的新契机。穿越文学的消费性在于，通过对历史的当代化，在游戏中创造“超级主体”的仿像，将现实生活的平凡男女变成历史的英雄美人、帝王将相。历史消费的关键，在于主体的窥视欲和“僭越”所造成的生理兴奋，进而将之转变为消费冲动。而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的解构，也与此有关，如托马斯.品钦也在2006年创作了《穿越时空》，把一次世界大战历史作为背景，表达了荒诞而具黑色幽默的历史狂想。进入新世纪，随着网络的流行，被主流意识形态和纯文学体制压抑的文学热情，就以新媒介与大众通俗文艺的合谋者身份，通过“穿越”的故事类型，既展现出复古的个体主体性征服欲望，强烈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又表现出消费主义的历史解构狂欢。而这背后，则是对中国未能“充分现代化”的阶层对立、腐败横生的现实的极度不满。 那么，要如何认识中国网络穿越小说呢？建立在个体之上的“新民族国家叙事”是理解问题的关键。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基础，就是精神和物质都自由独立的新国民。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曾以“狄必攘”、“文明种”等人物雄健的体魄、科学的头脑和自由民主精神，暗示“新民”的想象。陈独秀曾为“独立的人”而大声疾呼“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的国家”[3]。鲁迅也提倡“立人”方以“立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泛事举，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4]。杜亚泉也曾撰文指出：“在逻辑上，个人先于国家，因此，要想使国家富强，必须先巩固个人地位，毋强个人以没入国家”[5]。然而，20世纪初的穿越未来小说中，“新民”的精神追求和道德自律，远大于物质的野心。而21世纪的网络穿越文学中，个人主义话语以复古的姿态再现于文学，穿越者们的资本征服野心与自我实现相结合，科学技术与自我实现相结合，使中国文学第一次真正出现了鲁滨逊式个人主义平民英雄。穿越小说中有一类专以专业知识搞建设为主。古龙岗的《发迹》，就以一个学经济的大学生何贵在嘉庆年间的穿越为经历，描述了想象中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新宋》也为我们描述了资本主义文明与传统文明的复杂碰撞。阿菩的《东海屠》，则通过海商东门庆的冒险行商，以及与各国商人的尔虞我诈，为我们虚构了明末的“大航海时代”。康一沐的《山窝里的科技帝国》、老白牛的《回到明朝做千户》等小说，也大多是以科技为力量，让穿越者提前将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带给中国。很多穿越小说，都有一个类似“造玻璃”的情节，即穿越者以先进技术征服了古代，成为资本成功者，进而成为历史的主人。这些小说，其实延续的是《康州美国佬在亚瑟王朝》的现代思维。穿越历史小说的科学文艺背后，其实是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塑造，政治的干涉，则有可能造成这类文艺的萎缩，而民族国家叙事就有可能因此扭曲，如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对80年代穿越未来小说的致命打击[1]。中国文学一直都有很强道德焦虑感，或以精神性压抑物质性，如鲁迅有关拯救国民性的提法，或以物质性迷醉作先锋的叛逆。中国作家笔下很少出现理智和情感兼具，破坏性与创造性融为一体的鲁滨逊式个人主义资本英雄（茅盾早期小说中有些影子）。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些滑稽可笑，荒诞不经的穿越小说，却恰是中国自五四以来现代性“大写的人”的文本。个体的人，第一次被塑造成欲望和理智合二为一的历史的合法主人。这些小人物不再是民族国家宏大道德代言人。他们对民族国家的拯救，都是从个体出发的对物质的渴望和狂热自我确认。他们无视道德羁绊，不再对意识形态宏大概念无条件牺牲和服从。正如天使奥斯卡的《宋时归》，主人公萧言说的一句口头禅就是：“这个贼老天，让我们来斗一斗！”他们以个体的姿态，为社会道德秩序和法制秩序立法。而悖谬的是，他们恰以解构宏大叙事的姿态，回到了笛福和巴尔扎克、查理逊等作家所塑造的资产阶级文明的宏大想象。 另一方面，对个人主义的追求，在这些穿越小说中，又不仅体现为现代性对前现代的征服，也同时表现为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不同文明形态、文明阶段概念的“尊重”。各种文明形态和意识形态，都在个体生命的自由和尊严的基础上，去除偏见与强制，保留激情和理想，重新熔铸一炉。路易.加迪在谈及中国人的历史观时，认为“宽广的历史全景”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内观法”是其独特内涵，不同于欧洲史家“专注一国”的态度[2]。而在这些网络穿越小说中，我们正在现代性基础上，重新恢复那些全景式和内观法的史观建构。“世界史”正在变成“中国史”想象。实心熊的《征服天国》，中国少年丁超穿越中世纪，在圣城耶路撒冷，重现了骑士精神的骄傲与荣耀。红场唐人的《燃烧的莫斯科》续写《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表达了对苏联红色理想主义的怀旧和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很多小说也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如衣山尽的《大学士》表现出对中国古典文化知识细节的描述，从琴棋书画，到漆器和木器的制作，从文采诗歌，到典章制度，甚至对八股文，也没有彻底否定，而是以精彩的考试制度，写出中国传统文人历史感非常强的生活场景。愤怒的香蕉的《赘婿》则表现了对儒学活用与现代性转化的的哲学性思考。《上品寒士》利用清秀流畅的语言，写活了魏晋风物想象。文人雅士的诗画琴笛，宴饮交游，道家修仙与医家救人，魏晋的风评人物制，都被细腻呈现出来，如这段少年山上吹箫的描述，极得魏晋风味：孤山绝顶，秋风萧飒，缕缕箫音藕断丝连，绵绵不绝，曲意翻新出奇，箫音低下去、低下去，众人屏息凝神，似乎缈不可闻，但深涧幽咽，细听可辨，突然，宛若彩虹飞跨，又似烟花骤起，箫音陡然拔高，高到让人担心箫管会被吹裂，夭矫凌空，盘旋飞舞，又安然无恙地平缓下来，箫音流逝，情感聚拢，音乐之美有如滔滔江水，让人油然生出逝者如斯、生命短暂之感。 而那些以革命战争年代为背景的小说，则尤能体现这种融汇性，骠骑的《抗日铁血远征军》，以国军军官宋雨航为视角，写出了一个另类的悲壮抗战。豫西山人的《重生之红星传奇》以红军湘江惨败为背景，描述了刘一民从红军战士成长为军长的经历，既写出了对革命叙事的怀念，也写出了对左倾专制主义的痛恨。也有些小说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性征服模式的反思，酒徒的《家园》在文化价值探索上有深度。小说探讨人性和战争的关系，始篇以隋代盛世为引子，以隋末穿越者李旭的传奇经历为主线，终章以李世民夜上凌霄阁，演说盛世名将为结。小说没有将草原民族和汉族对立，而是写出了各自的文化魅力和内涵，而长城上矗立的那把威武不屈的大槊，最终让李旭拼死守卫战场，也让幽州大总管罗艺放弃了让异族进长城的念头：“长风吹过槊刃，发出鸣镝般的声响。老将军罗艺仰面于槊杆前，手掌颤颤巍巍摸向槊身。仿佛面对得不是一杆兵器，而是一个熟睡的婴儿。那长槊也如同有了感觉般，不断地晃动、震颤，四尺霜刃被日光一照，凛凛生寒。“来了，来了…….。看着，看着…….”山谷中，回音层层叠叠，仿佛有无数英魂在响应罗艺的问候。一座座土色未干的坟茔挡在长城前，宛若还在尽守着自己的职责。”《家园》表现出的守望家园的和平意识、英勇无畏的民族精神，及文化交流的开放姿态，无疑是穿越小说的新民族国家叙事最好的注脚。 中国文学的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经历了“他者的焦虑”与“建国神话”两个阶段[1]，而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发育，政治环境的宽松，文化领域对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塑造，也演变为“文化复兴的现代中国”这样新的关键词[2]。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穿越小说所表现出的对民族国家历史的“怨恨”和“主体暗示”的历史心理情节，就成为这类小说的内在文化动机。“怨恨”是因现代化历史充满屈辱和不满足，“主体暗示”则从另一面提供积极想象——重树立民族信心的时机已成熟，而现实却滞后于想象。全世界很难找到一个国家，有这样执着的穿越情结。有学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心理推动力就是“怨恨”[3。如舍勒所说：“怨恨是一种有明确的前因后果的心灵的自我毒害。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4]怨恨是弱者的哲学，而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增强，更推动了历史重写的主体热情。那些被穿越的时空，大多是民族危亡之际，如南宋末年（《日落崖山》）、北宋末年（《血荐中华》）、明末（《窃明》），清末（《一个人的甲午》），抗战时期（《云的抗日》），甚至共产党历史的危难之时，如《新西路军》就是对西路军失败的悲惨命运的重写。某些小说中，在民族国家情绪支配下，启蒙人道主义弱化，民族主义情绪泛滥，对待自身传统，对待罗马、希腊等文明，是仰慕之上的“主体暗示”的熔铸贯通心理，而对待日本等与中国有世仇的国家，则排斥和丑化。如《大汉帝国》、《篡清》等。中国也不再如20世纪初乌托邦小说的文明世界，而成为自在自足的现代性逻辑体系，中国古代历史，其辉煌之时，其文化成就，其强悍之形象，满足了我们自我现代性的谱系寻找，而中国衰败的历史，则有穿越人士予以拯救。《血荐中华》的征服全球想象很有代表性：“世界统一之路已完成，大汉帝国注定会成为一段不朽传奇，但这绝不是结束而仅是开始，汉人的故事，还将一次又一次书写下去。王竞尧看到了，他看到了在云彩上向他微笑的，是所有为汉人强大和光荣英勇献身的烈士们，汉人不会忘记他们，这个国家也永远不会忘记。”它类似今天的美国，繁荣自由，民主开放，要将文明散播到世界各地。它是中国人在经济和政治实力加强的今天，对超级大国地位的热切想象。 可是，这些民族国家想象，虽服务于塑造资本扩张的欲望个体，但又不仅是个人意愿，更是主流意识形态所留给个人的“合法”想象。还有符合市场需求的次级合法性，即欲望叙事。很多穿越小说也有色情描写。当然，抵抗同时存在，这也是个体的人利用网络变相地在宏大历史虚构下，“转喻地”实现自我的偷梁换柱行为。其实这些小说，还给我们提供了中国悖论文化语境有关“社会记忆”的有趣新版本。任何新发端都包含着记忆因素。为强化开端，需通过书写仪式重新回忆历史，通过刻意的谱系寻找，进行记忆遮蔽和强迫遗忘[5]。在建国神话的符号书写中，我们以革命逻辑重新编码了历史，以契合民族国家在均质性想象中的意识形态一致性。然而，对现代民族国家叙事而言，重要的不仅是树立新的宏大意识，更在于将“想象的共同体”从概念变成一种实有。而这个实有，只能是建立在现代法权基础上的，具有法律权利和责任统一的独立生命个体。1990年代后，“文化复兴的中国”这样一个新现代民族国家叙事主题，则再次以断裂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重新确立“开端”的可能。恰逢其时，网络文学以新媒介形式，为新的开端再次重写记忆。然而，文化语境中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杂糅状态，又使得记忆无法真正“重写”。革命叙事依然没有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完全退位，而新的个体的人的主体地位又伴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急需树立——于是，它们便只能以“颠倒”的方式出现。不能重构记忆，便要将“重构记忆的行为”进行重构，而这种方式便是“假想的穿越”。这是一个权宜之计，也是无奈的畸变，即以解构的，喜剧的言说历史方式，介入“新历史的重构”，通过穿越，“洗去”干涉历史记忆的现实危险性，并获得商业色彩的保护。因此，“穿越”才能让这种悖论化逻辑再次以悖论的形态重演。 这里，天使奥斯卡的《篡清》尤为值得介绍。晚清也被称为中华民族历史的拐点。中国被迫走上屈辱的现代，它在国人心灵上的自卑阴影延续至今，而晚清彻底的衰落，则缘自甲午战争。这部小说，就是以穿越的姿态，写出了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逆天而取”和“重新发展”的想象，展现了历史的另外一种可能。这部小说的穿越人士是发改委的小公务员徐一凡，因在草原的指点骂地而被雷击到了清末。他被当成了喇嘛，意外救了王五，来到了京城结识了谭嗣同，并通过一系列惊险，谋变法，建新军，兵挑南洋，建根据地于朝鲜，千里奔袭击败日军，最终推翻清朝，建立了帝制立宪新中华。这部小说中最吸引人的，在于穿越人士“逆天而取”的新历史姿态。这是一种强悍的主体心态，徐一凡则是具现代气质的个人主义英雄。萧一凡既不如谭嗣同有浓厚忠君思想，也不是完全的洋派，更不是袁世凯一样的阴谋家。他对历史的把握，除历史进步大势外，就是铁血的个人主义家国情怀。他对资本和现代有贪婪的欲望，作为现代人，他更精通资本的运作，他的起家，是靠大盛奎和南洋财阀，德意志的先进军事制度和个人主义的民族国家意识。很多人跟随他，是因为有希望，有梦想，不但可实现国家民族复兴，且成为真正自我实现的人。曾经的皇族傅仰，也甘愿为之牵马。小说表现出现代性对传统摧枯拉朽的冲击，特别是对传统阴谋文化的否认。如晚清历史人物杨仕奇和康有为，在作者笔下，都是典型中国传统士人类型，一是幕僚权谋之术，一是所谓帝王之术。小说写足了他们的功利虚伪。更为悲壮的，在于谭嗣同、邓世昌等清朝最后的精英与萧一凡的相知和分离。他们都爱国，但忠君传统，让邓世昌最终自沉于军港，谭嗣同丧命于乱军。他们用鲜血证明了徐一凡的路是正确的。可以说，这种对中国文化命运，特别是现代性文化命运的想象是前所未有的。从前，我们总是在历史悲情的怪圈中打转。徐一凡的成功，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对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偶然性的一次大胆假设。小说以“徐一凡煤山祭崇祯”为结束，透露出一种新民族国家浴血重生的自豪感，读来令人血脉贲张：“太阳从天空中洒下无限光芒，照在劫后余生的北京城中，崇祯吊死的歪脖子树上，似乎在这一刻，就发出了新芽。而新的历史，就将在这一片废墟中 —冉冉升起。” 三、悖论的延续和新的遮蔽。 讨论中国网络穿越历史小说，网络媒介与消费社会、历史、现实语境之间的关系，也不容忽视。与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恢复“言语”的地位，从而实现“地球村”的乐观梦想不同，当代网络技术不但空前解放了人性，提高人类的享受感和自我确认，更因这种解放的虚拟性质，实际上加深了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如有学者指出：“计算机能直接连接个人和集体的意识，并能在各个个体的心灵之间进行纯粹思想的处理和沟通，这些幻象让我们认识到，技术浪漫主义与我们现在崛起的技术现实主义，是如此的不协调。[1]”鲍德里亚所论断的“仿真”（SIMULATION）世界，在仿真度极高的拟真实背后，其实是技术现实主义冰冷的程序权力控制。网络以表面的民主，掩盖了屏幕背后深刻的不平等。网络在创造公共空间幻觉的同时，对真实的侵入，特别是对历史感的侵蚀，也十分明显。网络虚拟和实在的关系，一是误逼近（虚拟降低现实，误导现实），二是超实在（虚拟补充实在）。而真实感的塑造，紧密关联着历史感塑造。只有线性发展的真实概念，才能创造历史主体意识。网络伪造真实，更伪造历史，所有的历史和真实，不过以“仿真”形式出现。这也是中国网络穿越小说的虚拟性所在吧。当这种虚拟性，遭遇了现实强烈的个人主义，民族国家叙事的诉求，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暧昧的暗示，便会在消费之手的拨弄下，怪异地以“奇观”的方式，再现于文学之中。 因此，当我们欢呼网络文学的勃兴，既是网络新技术的胜利，新媒体话语的胜利，也是中国反思“纯文学体制”的庶民的胜利，我们还要清醒认识到，文化悖论仍在延续，困境依然尴尬。中国文学现状并不没有因网络文学这个“巨怪”而发生根本改变。相反，网络传媒权力的兴起，提供了新变革可能，也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了新控制工具。由于后发现代文化处境，中国现代性悖论逻辑非常强烈，即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悖论，即强迫的接纳与自我的体系之间的冲突；传统和现代的悖论，即现代人如何面对先于自我存在的传统的问题[2]。这种悖论化文化逻辑，造成了很多中国一流历史小说家，都喜欢以悖论交织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看待历史，鲁迅的《故事新编》让古人操着今人思维，其实也是一种穿越。而《起死》更以庄子和死去几百年的复活尸骸之间的对话为契机展现文化反思。王小波的《红佛夜奔》等系列唐人故事，也存在类似特点。而莫言的新历史小说，也在语言创新中含有悖论化可逆性思维[3]。网络穿越小说，没有纯文学语言先锋性追求，却以更大众化视角反映当代中国悖论化文化逻辑，也表现为对悖论化逻辑的“超越”，即不同文化时空思维的“并置性”与“融贯性”，将现代性与前现代性并置，进行双向批判与双向肯定。 然而，这些历史故事依然只能是“虚拟历史”。 穿越历史小说有一种肉身和思想的分裂，肉体是古代的，而思想是现代的，以现代人思想去占有古代人的生活，是肉身和精神分裂的一种隐喻。而穿越历史的电视剧遭到广电总局批评也正因如此[4]——所有网络虚拟和戏仿历史，必须在消费艺术和主流意识形态，及网络传媒权力三者的微妙制衡与合谋下完成。当电视介入穿越历史时，主流意识形态便会慎重考虑它的抵抗作用。仿真性与游戏性，使网络穿越小说的消费性大大增加，也使民族国家叙事的合法性外衣，变成了暧昧的征服。而网络媒介的权力运用，也使得这一通俗历史小说类型，在它的诞生之初，就存在被遮蔽和改写的危机。同时，网络穿越小说的兴起，也必然会遭遇共谋机制下纯文学体制的规训。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也存在对历史的颠覆，但纯文学所衍生出的语言学诉求，幻想着通过淡化现实感，强化欲望叙事，讨得体制和消费市场的欢心，顺利赢得文学主体地位。然而，正因这种幻想，新历史主义小说最终只是昙花一现。纯文学接受对历史的颠覆，但不能接受以个人身份对历史“仿真性”演绎，因为这种演绎既剥夺了纯文学代表真实和历史的权力，又剥夺了纯文学对真实和历史的“虚构”权力。这些穿越小说的新媒介气质，使得它们在真实和虚拟间的暧昧之地，创造了纯文学不具备的更具“幻觉性”的历史真实。纯文学体制通过向内转、纯文学性等概念，完成了相对封闭的文化场域，而这个场域又和主流意识形态达成了良好合作状态。90年代，尽管消费主义兴起，但纯文学对体制的依赖性反而更深了，它要不断区隔，而现实干预力量却越来越脆弱。最有活力的文学则不断向通俗文学和影视文学分流。网络文学的传播屏蔽和登陆门槛，都要大大低于纯文学。这就使那些被压抑的意识形态激情得到了有效释放。穿越小说，也有着电脑游戏的影响。电脑游戏是对历史更彻底的贪婪占有。我们可以通过游戏，进入某一角色扮演的历史，如《三国志》的曹操。游戏历史可以随时停止、改写，电脑游戏“作弊心理”，也是网络穿越历史小说的另一个心理机制，即在剽窃和作弊中取得快乐，在虚假仿像中取得快乐，进而偷偷融入自己的快乐，转喻自己的快乐。这也许是权力秩序化的纯文学之外的唯一合法、安全的文学表达途径。 因此，无论网络传媒多么新潮，它最终无法摆脱资本的精神暧昧性和逐利本能。它需要安全无害的穿越历史。如果通过穿越来谈思想，谈理想，谈艺术，则必然被冷落。金子的穿越小说实在不算最好的。网络穿越小说，也不需要历史深度和艺术难度，它只要类型的，大规模的“高产”。 由于现实中信仰的丧失导致的历史感丧失，转换为对“历史感”的饥渴。对历史细节和知识的消费。盛大文学网推崇的穿越文，很多都是所谓“小白文”，具有更新快，字数多，文字无难度，情节模式化，人物扁平化等特点，他们也推崇那些空想无害的女性清穿小说，而不喜具历史隐喻和批判性质的穿越（一些网络文学专家也是如此）。女性清穿的符号消费性更强，意识形态抵抗性也差，最易受市场和主流媒体的控制。而男性穿越文，他们对历史的征服，体现出更多民族国家叙事权力逻辑，更深地反映了当代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意识。那些网络媒体推崇的穿越历史小说，既不能代表网络穿越小说的最高成就，也不具文学说服力。这些新传媒势力的代言人，往往比传统通俗文学更令人忍无可忍，它们是网络“瘦肉精”，具有极强增值性，及极大精神破坏性。 然而，即使那些真正优秀的网络穿越历史小说，历史也再次变成了阉割的焦虑。这些穿越历史小说既来源于对民族国家历史的不满，更是对如今贫富差距、腐败横生、生活压力大的现实的不满。在对古代中国文化的景仰中，在小人物成功励志的幻想中，是无法进行上层流动的绝望。所有穿越小说逻辑都建立在一个逻辑基础上，就是成功因素都是“假想的”。这种假想不同于通俗小说，而是“根本不可能”。无论铁血穿越文，还是女性穿越文，总回荡着一股暗暗的忧伤。即使是在那些想象的辉煌胜利里，也埋藏着太多无奈和痛楚。阿菩的《边戎》写了一群穿越人士不自觉情况下来到了疑似北宋末年的时代，并通过努力建立了事业。然而，人性的贪婪让他们分道扬镳，妻离子散，更让杨应麒绝望地是，他居然发现所有“历史”不过是一款网络游戏。他们不过是穿越到网游中——根本不存在真实历史主体，小说结尾，疯狂的杨应麒爬上皇宫顶，期望游戏重来：“我一定要出去load过！现在这个进度让人太不满意了！我只是要玩一个游戏！我不要悲剧！我不要橘儿离开我！我不要舆儿离开我！我要大团圆！喂！你们下去！不要爬上来了！我可不想带两个NPC回去！“一定可以重新来过的！杨应麒微笑着，对着乌云说。”历史与人性的纠葛，在这里变成了一个“黑色的玩笑”。 当代中国的历史宏大叙事并未终结，真正个体的人的基础上塑造现代民族叙事的冲动依然非常强烈。任何宏大叙事的根本要素都在于提供了一种大一统表现形式，只有依据这种形式提供的广阔性和统一性，人们才能将世界历史的原始经验通过审美判断纳入理解框架，对宏大叙事的追求不是逻辑的质疑可以阻止的，它内在于人性审美需求中[1]。然而，可怕的是，一切都只剩下了幻觉：“一种幻觉，只要不被公认为是一种错误，其价值就完全等同于实在价值，而一旦幻觉被这样公认，它就不再是幻觉，而是幻觉的概念。[2]”那些网络穿越历史小说中，我们担心的不是李季先生所批判的“消极颠覆性”对青少年的毒害，而恰是那些“终结和颠覆”，其实并没有真正发生过——所有东西都会慢慢地，无聊而反复地展开，就像死人的指甲和头发。穿越的悖论与暧昧的征服，正是目前穿越历史小说，网络文学，也是所有文学形式所要抵抗的最大精神幻觉困境。 [1] 房伟，文学博士，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现供职于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2] 李季，《穿越文学热潮背后的思考 折射文学教育相对滞后》，《人民日报》， 2011年08月11日 [1]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64页 [2]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版，55页 [3]吴心怡，《穿越小说的基本模式与特点》，《文艺争鸣》，2009年2期 [4]苗田序，《穿越小说中的传奇叙事模式探索》，《商业文化》，2011年第3期
[1]耿传明，《清末民初“乌托邦”文学综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4期[2]笛福，《鲁滨逊漂流记》，徐霞村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9月版，186页 [3]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每周评论》，1919,6(8)，第25号，选自《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27页 [5]杜亚泉，《杜亚泉文存》，许纪霖等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168页 [1]陈洁，《清污”运动在事实上改写了中国科幻小说历史》，《中华读书报》，2009年3月20日 [2] 路易.加迪，《文化与时间》，郑乐平、胡建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版，54页 [1] 旷新年，《个人、家族、民族国家关系的重建与现代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1期 [2] 房伟，《论现代小说的民族国家叙事的呈现形态与内部线索》，《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1年2期 [3] 王明科，《新怨恨理论与文学批评》，《湖南社会科学》，2005年5期 [4] 舍勒，《价值的颠覆》，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 [5]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版，10页 [1]克里斯蒂夫.霍洛克斯，《麦克卢汉与虚拟实在》，刘千立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15页 [2] 司马云杰，《文化悖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3] 赵奎英，《一个可逆性的文本——<丰乳肥臀>的语言文化解读》，《名作欣赏》，2003年5期 [4]《广电总局关于2011年3月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的通知》说，全国报备剧目“总体态势是好的”，但个别申报备案的“神怪剧和穿越剧，随意编纂神话故事，情节怪异离奇，手法荒诞，甚至渲染封建迷信、宿命论和轮回转世，价值取向含混，缺乏积极的思想意义”，选自《广电总局叫停四大名著翻拍 批穿越剧不尊重历史》，《华西都市报》，2011年4月2日 [1] 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7月版，135页 [2]克里斯蒂夫.霍洛克斯，《鲍德里亚与千禧年》，王文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版，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