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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后期以来，一种以大众消费、符号消费为主要特征的消费文化在西方社会日益深广的流播，促成了鲍德里亚所说的生产型社会朝向消费社会的转型。作为消费社会研究的重要议题，“消费文化”是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学界谈论的焦点词汇之一。如果说1970年，当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出版他的《消费社会》一书时，消费文化是作为一种媚俗的文化而遭到批判的，那么在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出版他的《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西方学界已经开始接受一种对于消费文化的中立的价值判断。事实上，与消费文化相关的各种实体与精神的对象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参与建构着当下的社会文化形态。这正是我们今天谈论消费文化的语境。 当代消费文化从两个方面深刻地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其一，与“大众消费”相伴随出现的各类视像与电子媒介日益挤占着儿童阅读的时间，并间接地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出版空间的挤压；其二，“消费文化”所包含的“符号消费”内涵使原本更多地属于高雅文化范畴的“文学阅读”变成了一种普及性的文化消费观念与行为，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当下的儿童文学阅读与出版。“消费文化”的积极因素是与其消极因素同时存在和发生作用的，在这一背景下，对于“消费文化”的更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将把我们带向一种超越单一批判的辩证理解，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和诠释消费文化时代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文化逻辑。 消费文化使商业图书在图书出版中所占的份额大为增加，童书出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童书在整个出版文化产业中的市场份额正得到迅速提升，2008年童书出版码洋已超过出版市场的 10%。有专业人士预测，童书出版在未来的几年内将会达到出版市场份额的1/6至1/4、出版市场码洋的16%到25%的规模。而在上述“童书”的构成中，儿童文学作品占据了不小的份额。 但与此同时，消费文化时代也为儿童文学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其一，当代消费文化器重传播渠道迅速而又广泛的各种新媒介，从而使传统的文字印刷媒介及其产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接受“危机”，它挤压着儿童文学的生存空间；其二，消费文化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抹去了文学的传统光环。费瑟斯通认为，与消费文化相对应的后现代文化强调一种感官的审美，它重形象而轻语词；这是一种利奥塔所说的“形象性感知”，它抛却距离和深度，重视即时性的感官沉浸而排斥延后性的文学阅读快感。当代消费文化的平面化和娱乐化特征，使其在文学阅读方面更倾向于强调其“消费”特性，从而对传统的文学审美阅读构成了挑战，影响着儿童文学创作的深度。其三，当代消费文化参与建构着童年观与童年亚文化的生成，进而塑造着当代童年的文化特质，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当代价值的实现。消费文化时代所赋形的童年文化与这个时代本身一样有着两面性：它赋予童年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体与精神的自由，也使当代童年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中。当代儿童文学如何应对这种新的自由与风险，如何继续有效地参与到当代童年的建构过程中，因此而成为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由消费文化所带来的这三个方面的文化变革，构成了消费文化语境下儿童文学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三个重要课题。就此而言，当下儿童文学在寻求其发展方向的同时，有必要展开关于以下三对关系的思考。 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关系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无法避开经济利益来谈论文学出版的年代。事实上，就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企鹅出版社领衔的平装书出版行为借助于推动文学的大众消费成功获取利润，并进一步促成了文学阅读的大众化。对于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来说，消费文化似乎也提供了一个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其经济与文化价值的契机。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书本”的购买是一种与索尔斯坦·维布伦所说的“夸示性消费”相近的消费行为。消费文化下，这种属于少数人的“夸示性消费”因其所具有的隐而不宣的文化品位内涵，迅速地成为了大众化的消费行为之一。与此同时，随着教育与教育观的普及，它也逐渐成为了大众文化投资的一个部分。这两个因素之间互相影响和推动，在一定程度上催生出了今天规模庞大、品类齐全、收益可观的童书市场。 一般说来，消费文化语境下的图书出版行为，其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关系。消费文化的氛围倾向于使儿童文学出版放弃其具有一定崇高性的社会责任感，投入到经济利益的博弈中。但诚如美国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André Schiffrin)所说，成为商品的图书仍然表现出与其他媚俗性大众媒介的“本质的不同”：“图书可以逆潮流而动，可以宣扬新的观念，可以向现状发起挑战”，它是“民主社会核心的沟通渠道”。事实上，消费文化环境下儿童文学出版行为的经济利益与其所愿意承担的社会责任之间并非无所关联。对于儿童文学出版来说，社会责任的承担并不仅仅意味着牺牲经济利益，相反地，从更长远的时间段来看，前者在推动经济利益方面有着经济牟利行为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看到，许多国内外知名的童书出版公司之所以获得读者的青睐，并非单单因为某种商业畅销书的成功，而往往与该出版机构长久以来在推动社会文化方面所表现出的责任感有关。例如，2007年并入霍夫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公司的美国知名出版社哈考特(Harcourt Trade Publishers)，不但在成人文学出版方面树立了较为经典的文化口碑，其童书出版分支也十分关注文化事业建设与儿童文学新人新作的推出。它曾惠眼识珠，发现了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诺顿的《地板下的小人》等一批后来成为世界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二十世纪后期以来，该出版社秉持多元文化、多元风格的童书出版传统，推出了包括以创作后现代童话知名的简·约伦(Jane Yolen)、以宗教追寻主题儿童小说创作见长的辛西娅·劳伦特(Cynthia Rylant)等在内的一大批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原创作品。这种重视市场而又不盲从市场的文化责任意识为该社赢得了童书出版的文化声名。在国内，一些少儿出版社也十分重视对于非盈利性的儿童文学与文化积累出版活动的参与；一些凭借其长期的公共责任感与文化积累意识而赢得公众信任的老牌出版社在进入童书出版领域时，也总是能够从其已有的文化声名中获益良多。但如何在当前的消费文化环境下保持原有的文化责任感，并将这种责任感实践在童书出版行为中，却还是一个需要探索的理论和实践话题。 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的关系 早期消费文化研究大多强调消费社会与消费主义文化的消极意义，并毫不掩饰文化批判的态度。例如，法兰克福学派从人的“物化”、“欲望”的泛滥等方面，对消费主义展开了严厉的批判。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在论述“消费社会”的概念时，也是将它作为现代文明的消极结果明确加以批判的。“消费文化”的一个方面意味着不断顺从消费者的消费需求，而不论这种需求本身是否合理或有益，它导致了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的欲望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是截然对立的。 但二十世纪后期以来的消费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一种不同的声音。丹尼尔·米勒在1987年出版的《物质文化与大众消费》一书，提出了对消费行为进行“再语境化”的说法，即消费者赋予特定的消费行为某种抵抗文化意识形态和塑造自我文化的积极意义。但米勒并没有忘记适时补上一句，这种消费对象与消费行为的“再语境化”及其积极意义并不是必然发生的。这一论述支持了费瑟斯通所说的从正负两个方面认识消费文化意义的观点。例如，一方面，文化消费所带来的快感有着物欲的一面，另一方面，这种感官欲望的释放也意味着身体和审美的解放，它是对于长期以来压制人的理性逻各斯的反抗。这一理解使消费文化一词同时包含了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内涵。这样，当我们谈论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文学出版时，也有了两个方面的话题。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消费文化使作为消费主体的儿童的需求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和出版活动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可与关注。在中国，消费文化影响日益扩大的近二十年间，也正是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界得到大力张扬的时期，是孩子“游戏”的天性在儿童文学出版物中得到空前肯定的时期。儿童文学界朝向儿童的这样一种迎合姿态，使儿童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到了当代童年文化的建构过程中，也使童年的身体和精神得到了一次新的当代意义上的解放。 然而，这种现象的消极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一味的趣味迎合容易造成单一的儿童文学美学追求，导致“哪一个作家哪一部作品受到读者喜爱，就有一批作家争相模仿”的创作跟风，从而对儿童文学的创作生态和出版生态产生不良影响，并因此削弱儿童文学的文化意义。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儿童的趣味、爱好直接成为了儿童文学创作、出版的方向标的，文学、文化内在层面上更为宽广、深刻的审美与精神追求则无法获得充分的思考沉淀。显然，这并不是有利于中国儿童文学出版事业发展的一个趋向。 事实是，任何一种仅仅注目于商业利润的出版行为，都难以在文明进程中留下长久的痕迹。在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当代社会，儿童文学工作者更有必要承担起文化建构的责任，为抵制当代消费文化对儿童文学的消极影响、丰富儿童文学的美学生态、守护儿童文学的精神力量、突显儿童文学的当代意义，付出自己的思考与努力。而最终，这些敢于承担起文化责任的出版人，将是消费时代的利益博弈中最后的“赢利”者。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这里无意将文化消费与文化建构描述为两种互相对立的意义选择。事实上，对于儿童文学界来说，一个更现实和可行的选择是，在顺应消费文化的同时，致力于通过培养儿童读者的文化批判意识，推动当代童年文化与未来社会文化的积极建构。 出版品牌与文学品质的关系 消费文化背景下，出版品牌的打造对于儿童文学发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一个知名的出版品牌的形成，能够带动一系列的后续出版行为并为其提供市场方面的保证。目前，许多国内外知名的出版机构都形成了若干广有影响的童书出版品牌。如企鹅出版集团初创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以低幼孩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海鹦”图画书系列、兰登书屋听书出版集团的儿童图书品牌“倾听文库”(Listening Library)等。近年来，国内童书出版社及相关出版社的童书部也毫不掩饰他们对于打造出版品牌的热衷，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新蕾出版社的“国际大奖小说系列”、明天出版社的“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精品系列”、21世纪出版社的“彩乌鸦原创系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系列”等，都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儿童文学出版品牌。 众所周知，一个出版品牌被读者接受和公认的过程受到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它不仅与作品本身的文学质量有关，也与出版社的策划、宣传、文化产业链续接等活动有着密切的关联。但无论如何，任何一个成功的儿童文学出版品牌，首先总是以其出版对象的文学品质为基本前提的。不但在儿童文学出版品牌最初的策划阶段，作品的文学质量往往是最受重视的内容之一，在消费、接受环节，最终决定品牌命运的也是该品牌在总体上所显示的文学质量。因此，2008年9月，英国DK出版公司国际部高级经理彭凯琳在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国际童书出版竞争的愈演愈烈，对出版社来说，提升图书品质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 但反过来看，在消费文化语境下，如何将一个具有较高文学性追求的儿童文学出版选题提升为一个影响深广的文学品牌，则是传统的文学出版规则未能完全回答的问题。坚持文学标准是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一个方面，进行文化经营则是其不可或缺的另一个方面。在今天的文化环境下，将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推介给儿童读者不仅需要来自作品本身的保证，也需要一些策略上的技巧。在这方面，许多先行一步的海外出版集团的经验能够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借鉴与参照。但海外与国内儿童文学出版业在文化背景、文学传统、社会条件、公众启蒙等方面的不同，使得这种参照需要结合更多贴近本土特征的思考与创造。例如，在消费文化普及较为迅速、儿童文学作为一个产业也较为发达的美国，围绕儿童文学出版品牌延伸的文化产业链设计已经成为一种驾轻就熟的品牌宣传与扩展方式，但对于国内出版界来说，原创儿童文学、动漫、电影、玩具等产业链环节各自尚未发展成熟，彼此之间为了市场目的而进行的仓促连接就更是勉强。因此，在我看来，当前儿童文学的品牌建设最急迫的任务并非是对于可能的相邻产业链的发掘，而是立足于对出版社来说相对单纯和可以控制的文学层面，通过一种理念清晰、对象明确、方法合适的文化宣传，增强儿童文学品牌的公信力与影响力。再比如，当西方社会始终有一脉朴素的宗教文化传统帮助维护着消费文化背景下儿童文学的人文精神时，对于比较缺乏超越的精神信仰的中国当下社会来说，如何在消费文化的利益诱惑下保持儿童文学界的某种清洁的精神，也是一个真正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当代中国谈论消费文化问题，有一些令人尴尬的难处。一方面，中国经济自走上市场之路后所经历的迅猛发展的确在一个可观的社会阶层范围内催生出了一种愈益浓厚的消费文化氛围，而这种氛围经由各类大众媒介产品的渲染、传播，甚至影响了一些在经济上尚未达到“消费主义”水平的人们的意识。而另一方面，在一个收入水平低下的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比例70%左右的国家，常常与“物的过剩”、“虚假欲望”、“后现代文化”等联系在一起的“消费文化”概念的提出又多少显得有些蹈空和怪异。这正是消费文化在当代中国所具有的独特面貌，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界需要面对的本土问题。如果说消费文化的概念在中国是成立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孩子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消费文化环境，而是分布在城市与乡村、高收入与低收入、中产阶级与底层等的不同家庭、学校、社区内部的不同消费文化的层面。现象的复杂性使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这一话题也不可避免地变得复杂了，它在经济收益之外所担负的社会与文化责任更是面临着实践的挑战。目前看来，没有一种明确的理论体系能够为儿童文学在当代社会的选择与发展指明准确的路径，相反，理论的建构倒部分地有赖于儿童文学界接下去的现实行为。但理论的探讨或者可以使一些隐在的问题变得更为醒目，使一些模糊的话题变得更为明确，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些正在和即将行动的人们。这或许也正是理论的一种价值。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9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7月0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