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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芦芦是一位年轻的作家，但她勇敢地推开厚重的历史帷幕，创作了四部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福官》《小城花开》《柳哑子》《绝响》，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历史题材少年小说创作可以探讨的很多话题。2010年末，浙江师范大学以“尊重艺术、直言不讳”为追求的 “红楼儿童文学新作系列研讨会”苛刻的目光瞄准了毛芦芦的《福官》。 ——编 者 写作需要更扎实的准备——关于《福官》的对话 战争的残酷应该“有度” 钱淑英：读《福官》，我想到日本作家松谷美代子的《两个伊达》《阁楼上的秘密》这两部战争小说，作者并没有特别执迷于在文本中放入现实的情节，而是依靠想象，战争在文本中只是一种远去的背景，但是作品却触及到了现实的深处。所以我觉得对于战争的描写，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去把握现场，或者说没有这方面的优势，那种远去的背景式的想象也是一种途径。这方面，中国当代作家张品成的《赤色小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毛芦芦小说中的语言，有很强烈的画面感。但是《福官》中画面感的呈现，像是电影叙事中的慢镜头，缺少一种应有的节奏感，抓不住读者的阅读兴趣。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而且充满华丽的辞藻，但这样的铺陈和描写并没有激发语言中蕴含的能量。所以我认为毛芦芦以后的创作，应该加强语言的提炼，用更简朴的文字和句式带给读者阅读的共鸣。 彭懿：这部作品看完之后给我一种感觉，像纪录片。可是，这部小说太恐怖，画面也很血腥。小说中关于死亡的画面不计其数，腿炸飞了、手剁掉、血肉横飞等，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刺激，作为一本给儿童看的战争小说，我认为过于血腥。 文中对于数字的处理，我觉得还是需要商榷的。《福官》写道：“本来有4万多人的城市，在这场大浩劫中活下来的居民只有133个”，这是确切的数字吗？对于数字，读者都是很敏感的，作者的态度需要更加严谨。 方卫平：在现代史上，衢州是一个有着特殊历史记忆的小城。它曾经被日军数次轰炸，也是细菌战的一个受害地区。毛芦芦作为一个在衢州成长的儿童文学作家，她愿意把自己的文学关怀、创作的目光投向那段历史，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选择和实践。 对于《福官》这本小说对历史的呈现，我有一些疑问。少年儿童小说应该怎样从战争的历史当中去提取叙事细节来构筑故事的框架？我认为，毛芦芦对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或许有一个误解或情结——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是对生命的涂炭。这种认知导致她在这个作品中，如彭懿所言写到了太多的死亡，太多的肢体横飞和鲜血喷溅。 小说从三分之一以后就不断写到死亡，我不太欣赏这种密度。血腥场面的描写，仅仅是为了反映战争本身的残酷吗？答案是否定的。这种描写，如果要成为对战争有力量的表现，一定是有更深刻的思考在背后的。我最近看的一部瓦依达导演的波兰影片《卡廷惨案》，在这方面有非常成功的表现。它也有很惨烈的画面，但我认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波兰最普通的民众依然保存着对历史真相的一种追问，对于谎言持有巨大的警惕和排斥。其中表现出的人心的力量、真实的力量或者面对历史真相的那种人类的道德力量等等，是这部作品的重点。 如果说，我们传统的少年儿童题材的小说创作是停留在一个浅薄的、盲目的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战争认知上，少了一些对战争的残忍和战争背景下的历史真相、人性深度的发掘和表现，那么，当毛芦芦试图把历史的真相或是战争的血腥揭示出来的时候，作者又可能进入了另一个新的误区。 毛芦芦：其实在创作之初我没有想那么多，也不是为了提醒什么，而是我发现身边真有其人其事。福官的原型是我们村里的一个老太太，她的命运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怜，我觉得《福官》写得还是很光明的。战争，远比我所描绘的残酷得多。 方卫平：文学创作如果只是去追踪战争的残忍，你就错了。 毛芦芦：我现在已经意识到了。接下来我的思考和创作会更加深入一些。 失却了结构与细节的艺术 方卫平：《福官》在文学上或在艺术上还有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第一，关于作品中人物和事件的密度问题。小说篇幅不算太长，但是里面写到的人物关系、事件却很多。第二，在这么密集的图景当中，里面有太多的人物关系不自然，太多的人物命运转折不自然。第三，在语言叙述方面，除了过于表现血腥外，在表达上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滴血，他们每走一步，焦黑的土地上就绽开一朵殷红的血花。”这种情感色彩、文学色彩的语言和惨不忍睹的场景是很不搭调的。而且，我觉得作者大量的语言比较生硬、别扭，甚至有些做作。总之，在进行这类创作的时候，作家要做更多的功课，包括历史的准备、观念的准备、文学的准备等等。 常立：毛芦芦在这部作品里实际上构建了三重世界：现实的世界、崩坏的世界和幻想的世界。作者不断地提出希望，可是令人困惑的是，在人间秩序全部崩坏的情况下，希望从何而来？在我看来，永恒不变的人性是不存在的，但是有希望肯定是对的，因为几乎在所有的优秀儿童小说里，希望都没有被湮灭掉。我觉得毛芦芦抓住这个希望，本身是很好的，只是在这个小说里面，希望来得比较奇怪。或者说，希望的根基不是很牢靠。其实，整个故事的逻辑有点像余华的《活着》，表现的是一种活着的本能、生存的本能，比如他们生吃泥鳅，这里没有一个抽象出来的形而上的意志和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个小说里提出的希望，难以从虚无中产生。 胡丽娜：我在读《福官》的时候是把它与国外小说《红衣女孩》对照着去看的，作家罗玛·丽哥卡创作的动力来源于《辛德勒的名单》当中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她以一种回忆的笔法写下犹太人的苦难历史。小说有非常多细节的表现，但《福官》缺少的恰好就是细节，包括对在战争之下人们生活状态的描述。 周晓波：我认为这篇小说存在这么多问题，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作者对长篇叙事的把握不够成熟。一部长篇小说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它的叙事。长篇小说需要在叙事结构、叙事逻辑方面具有很强的严密性。其次是人物的塑造问题，人物是否立得起来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长篇小说中，哪些人物是中心人物，哪些是次要人物，都是需要作家认真考虑的。 蒋风：我觉得毛芦芦选择这个题材进行写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且是有难度的。我觉得现在来写战争题材，让下一代人都能认识到战争的罪恶，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关键是怎么写的问题。你现在要写战争题材，跟徐光耀写《小兵张嘎》肯定是不同的。今天再写战争题材，主要是应该提高到人性回归的高度，让下一代认识到应该如何做人，而不是再用血淋淋的场面来唤起对战争的厌恶，也不是用更多这样的场面来刺激小孩子的感官。 徐静静：毛芦芦的小说让我想到当下的写实文学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当前儿童文学创作当中，不仅历史小说的题材匮乏，而且表现当下儿童生活现状的现实小说也很匮乏。在这个写实文学非常缺乏的年代，毛芦芦历史小说的创作方向是非常好的。 方卫平：我希望毛芦芦能够继续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因为这是当代少儿小说创作领域比较缺乏的题材。我觉得这个领域还有很大拓展的空间，我建议你在这方面继续为中国当代少儿小说的发展进行实践和探索，做更多的功课。 毛芦芦：能有这个机会坐在这里我感到非常幸福。听了大家真诚的发言，我内心真的很震撼，你们指出了很多我已经或未曾意识到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创作中，我会把你们这些非常真诚的建议当做警钟，时常敲醒自己。 经过今天的会议之后，我觉得我确实应该非常慎重地去创作。我是个比较感性的人。接下来的创作过程中，我会更理性一些，做更深的思索。 (整理：李作媛、张蕾、石诗瑶、高畅、马建美)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8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