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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历卷《儿童文学》杂志中，被评论对象的主体仍然由英语儿童文学现象、作家和作品等构成，但许多论文在应对传统论题的同时，也在方法论上鲜明地凸显了学科交融的研究新视野。 自第1卷到第36卷，包括童话、诗歌、小说、戏剧、科幻作品、幻想文学、纪实文学等在内的各种儿童文学文体以及包括贝洛、卡洛尔、科洛迪、罗塞蒂、斯蒂文森、王尔德、鲍姆、内斯比特、吉卜林、波特、格雷厄姆、巴里、托尔金、刘易丝、怀特、特里弗丝、苏斯博士、桑达克、布鲁姆、艾斯柏格、罗琳等在内的一大批欧美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及其作品被一一纳入人们的研究视野。 除了一般的文本细读和文学阐释外，不少论文从历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民俗学、社会学、女性主义、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角度切入文本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作家作品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尤其是该刊上以专栏或专题形式出现的论文组合，具有颇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参考价值。 例如，该刊第5卷借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之际，提出将儿童文学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命题，并发表一组关于童书与美国文化历史之关系的论文，所论对象包括美国1825—1860年间青少年小说的文化价值观、美国儿童读本与儿童杂志的发展、鲍姆与杰克·伦敦作品研究、游戏童谣中的美国文化等；第9卷上发表一组共四篇以“儿童文学与媒介”为主题的论文，探讨儿童文学与电影的关系、民间童话与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电视与阅读对于想象力发展的作用等；第18卷专门开设了“评论”栏目，收入其中的五篇论文分别探讨了精神分析理论在儿童文学批评中的运用、精神分析批评实践的历史语境问题、文学的精神分析批评存在的问题，以及通过精神分析批评反思历史和男性幻想故事；该卷同时以一组探讨儿童文学中母亲形象的论文，展示了精神分析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实例。 如果说从该刊的最初几卷，我们所看到的儿童文学的学科交叉研究还带着一定理论学习和机械挪用的痕迹，那么随着时间的移易，读者能够明显觉察到儿童文学批评对于其他学科相关理论运用方面的日益熟稔，以及它在借取和运用这些理论资源时的日益深入、精细与专业。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儿童文学》杂志记录了当代西方英语儿童文学批评及其理论推进的学术过程。 “跨文化”的特征，最鲜明地体现在从一开始就被《儿童文学》杂志引为己任的对于域外儿童文学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介绍方面。如果说第1卷对于伊索和拉封丹寓言的研究多少还与研究对象本身的儿童文学经典身份有关的话，那么第2卷对于德国戏剧的介绍，第3卷对于澳大利亚儿童文学、犹太儿童文学、希腊儿童文学和当代挪威儿童文学的介绍研究，第4卷关于印度儿童文学的研究论文等等，则完全是站在文学与文化介绍、交流和比较的立场上，对于一种“世界性”儿童文学面貌的关注与呈现。 在一个不长的时间段里，该刊发表包括阿根廷、法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希腊、挪威、芬兰、苏联、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多篇异域儿童文学发展研究论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4、1975、1978、1981、1982、1993年和1998年的七卷《儿童文学》上，分别刊登七篇大多由英美研究者撰写的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论文、书评或介绍文字，内容分别涉及中国民间故事、中国儿童游戏、“文革”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与教育媒介、中国通俗文学与儿童、中国儿童文学中的亲子关系、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中的家庭形象，其中一部分论说由于跳脱出中国视角来看问题，因此有一些独到的观点和发现。与同一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并不令人乐观的对外译介状况相比，这部分论文的出现同样体现了该刊的世界性儿童文学视野、理念和追求。 继《儿童文学》杂志之后，西方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界又陆续出现了几种新的儿童文学学术刊物，其中包括《斐德若：国际儿童文学研究杂志》（Phaedru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Research）、《加拿大儿童文学》、《狮子与独角兽》，以及同样由美国儿童文学学会主办的《儿童文学学会季刊》等。曾一度被认为是“美国儿童文学分析研究的最佳资源”的《儿童文学》杂志，其学术声音也逐渐融汇在了日渐壮大的儿童文学学术期刊队伍中。在一个知识的分工同样日益精细和专业化的时代，《儿童文学》创刊之始所具有的综合研究性质似乎也正在慢慢失去其最初的魅力。它在理论发表方面的兼容并蓄导致它本身作为一份学术刊物，似乎缺乏一种足够明确的身份标志，倒是最初作为其补充刊物的《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以其特别的话题专栏和理论批评年鉴日益吸引着研究者的注意。看得出，《儿童文学》杂志在秉持它最初的学术宗旨和学术面貌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和确立自己在新的学术年代的独特理论姿态。 从最近几年的《儿童文学》杂志来看，其研究似乎开始更多地靠向儿童文学的文化批评，比如2007、2008年两卷，有关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社会阶级关系、社会性别塑造、东方主义等内容的论述占据较大篇幅。事实上，这也是对于该刊最初便十分强调的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延伸和拓展。与此同时，研究论文本身的分析愈显精细和缜密，学术论文、杂论和书评各栏目的组织也更具有整体性。 此外，与20世纪80—90年代初省略编者按的做法相比，该刊在90年代以后日益重视每卷卷首的编者按，并努力在这段文字中阐释本卷的理论框架。进入21世纪以来，刊物这种对于每一卷研究整体性的追求（其实也是对于刊物本身的科学结构和理论冲击力的追求）显得更为突出。而这种不懈的自我提升的努力与追求，正是《儿童文学》杂志直至今天仍然保持它作为当代西方英语儿童文学理论重要园地地位的原因之一。 如果我们仍然记得弗兰西莉娅·巴特勒在《儿童文学》杂志创办之初所表达的对于儿童文学研究的期望，那么《儿童文学》杂志迄今为止的所有努力，以及与它的努力密不可分的当代西方英语儿童文学理论和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发展历程，就是对于最初安放在它身上的期待的最好回答。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7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