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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剧《生命档案》目前已经在京演出了34场，军委胡主席等全体军委首长观看了该剧。《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媒体对该剧进行了报道和专访。一部反映普通档案工作者的主旋律题材话剧，能引起这样强烈的反响，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和社会影响，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同时也给了我们许多的启发。 一、把握时代脉搏，正确认识主旋律题材文艺作品创作 当我们接到创作反映刘义权同志话剧的任务时，感到十分为难。一方面写这类英模题材的戏本身就很不容易；另一方面刘义权是搞档案工作的，大多是坐在办公室翻阅、整理档案，很单一，没有大的行为动作。最主要的是刘义权是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没有英雄壮举和豪言壮语，也就很难找到戏剧的矛盾冲突和戏剧高潮。在更深入地学习了刘义权同志的先进事迹后，我们觉得有责任当好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代表队、排头兵，我们就是要理直气壮地讴歌那些时代的英模人物，来打造主旋律作品的精品力作，来证明英模戏同样可以成为艺术佳作。其实，写英雄人物和写普通的平凡百姓对于主旋律创作而言并不矛盾。英雄人物固然有他们超越普通人的情操和思想境界，但他们同样也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们也是由普通人成长起来的。在我们这个时代，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普通党员都有着崇高的品格，他们的崇高品格代表着我党的先进性，这不是表面的、浅显的先进性，而是深化的先进性，它反映了人性深处的崇高。为什么他们能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人民紧密地联系起来，把自己的血脉融入到党和人民的身躯，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党的事业之中？为什么他们能生活得那样充实、那样无私、那样光明？于是，结论自然归结到人应该怎样活着？人的理想是什么？人的生命怎样才能更加壮丽？因此，我们的文艺创作就应该热情歌颂伟大时代中的先进分子，就应该让那些充满理想、激情、感召力、震撼力的生命过程来影响、指导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引领千百万人去敬仰崇高。 二、发挥话剧艺术的哲思功能，准确把握刘义权先进事迹的精神实质 充分发挥话剧艺术独特的哲思功能，艺术地、深刻地展示和挖掘该剧的思想主题，为这部英模剧带来新的品貌，使此剧不再仅仅是完成任务的命题之作，或者是对英模事迹的简单歌颂，而是用艺术手段去启发、引导观众对刘义权平凡中的不平凡之处——他的精神志向进行更深入的思考。这其实就是我们的创作初衷。这个剧本的结构和它的故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戏剧创作。刘义权的事迹没有故事性、连续性，比如他的正常工作就是处理各种档案，从革命历史档案到为我们国家和军队一些重大事件提供档案材料，包括三峡工程，大阅兵以及军衔制改革、中美军事档案合作等等，他都参与到其中，而且是作为主要专家，这些事情有的是交叉进行，有的是做完这件事情再做那件事情，如果用故事性把这些事情连接起来非常困难。因此，我们在研究剧本创作的时候，就强调首先把握住刘义权这个人的精神实质，对这个人的精神实质，包括对他的家庭、他的出身，他在部队受教育的程度，他的性格特征，把这些找准了以后，我们确立了这样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那就是“寻找”。比如他走遍千山万水去寻找失散在民间的、失散在人民群众当中的革命历史档案，寻找“丢失的红十三军”，寻找秦大爷为革命牺牲却无证可查的父亲，寻找许娜的新四军烈士的爷爷、寻找美军失踪人员的下落等等。但在表现这些“寻找”时，我们并没有去描述刘义权在寻找过程中的千辛万苦，而是带领观众一起去寻找刘义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寻找刘义权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找刘义权的灵魂归宿，寻找刘义权的心灵家园。于是，舞台上观众看到的是红十三军将士英勇就义时的惨烈悲壮，是刘义权带着英灵“回家”时的撼人心魄，是许娜丈夫“革命烈士不就是三瓜俩枣”带给人们的痛彻反思，是秦大爷“俄大在地下等了几十年了”的十指揪心和最后时刻“谢谢了老刘”的那份宽慰与温馨。 三、立足灵魂的启示，努力开掘情感中的力量 立足灵魂的启示，把思考的根子扎在坚定的政治信仰上，用感动自己的人和事去感动观众，才能将情感中的力量聚合裂变，从而更好地把主旋律的宣传教化功能加以释放。当我们看到刘义权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放大镜、一副白手套，38年如一日的坚守，38年的单调枯燥而无怨无悔；看到刘义权面对绝症时的“工作能让我感到幸福，工作能让我忘掉疼痛，工作能让我的生命支撑得更长久”的态度……我们的心真正被震撼、被感动了。刘义权不是时代精英，只是我们这支军队中普普通通的一员……但是他38年的坚守，他对生命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军人的博大的胸怀和境界，这个境界不是说我们普通人能够靠政治觉悟就能够理解、能够去做到的。结论似乎是，他比我们高大。然而，他做的不过是收集、整理档案，并不是什么舍生忘死，义无反顾……他并不高大，他所坚守的不过是一个革命军人和共产党员最起码的价值观、世界观和责任意识，正如刘义权对我们说的：“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要是不这么做就该问问为什么了”。这就是我们采访刘义权时他留给我们的“豪言壮语”，正是这朴实无华的言语将我们深深感动，当这种感动终于积累成为一种巨大的情绪团时，便产生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创作这部作品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当我们内心深处有了这种激情，这些平时普通的话语同样可以成为戏剧情境中的“豪言壮语”。正如一位专家所言，《生命档案》的成功告诉我们，创作类似题材的文艺作品，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含情量，作品的含情量有多深，其含金量就有多沉。 原载：《文艺报》 原载：《文艺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