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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不久前，中国作协曾委派你到突尼斯访问，此行有什么令你感触比较深的地方？ 刘醒龙：最重要也是最大的收获是，从登上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开始，沿途所到总是听到不绝于耳的“你好”。到了突尼斯，同样如此。这种情况与1995年我到斯洛伐克与克罗地亚、2000年到美国以及2004年去法国的三次经历有很大差别。或许是“后北京奥运”效应吧。 记 者：你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第28届突尼斯国际书展的文学交流活动。我们国家和突尼斯的文学交流似乎并不是很多，这种隔阂可能带来很多交流上的困难，你如何在这种情况下表述自己对于文学以及社会的见解？ 刘醒龙：我在书展上作了《文学是生命的终极权利》的讲演，主持人是突尼斯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艾卜·贝克尔·本·法尔基。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由他本人亲自主持的活动，我的演讲是仅有的一次。现场来了一百多人，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廖兵事后听说大为吃惊，因为在突尼斯一般的文化讲座，能来四五十人就很不错了。事后这位副部长评价说，中国作家很幽默。 在座的突尼斯作家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形很感兴趣，讲座结束后他们纷纷提问。其中一位记者提到敏感的意识形态自由问题。也是天意，一只苍蝇当时飞进我的水杯里。我便以它说事，反问那位记者，是拍死这只苍蝇，还是让它自由飞走？记者表示不明白我的意思。我告诉她，如果是医生，一定会要求拍死这只苍蝇，因为苍蝇会传播疾病；而环保主义者又会以每个生命都有意义为理由，放过这只苍蝇。所以说到底，自由不是绝对的，是有一定规则的。东方认可的自由精神，与西方人的自由原则完全有理由不尽相同。说完之后，全场的人都笑着鼓掌。 记 者：那么你这次访问，有没有和突尼斯的文学组织进行一些沟通和联系？ 刘醒龙：这是中国作协外联部负责人特别嘱托的任务。讲座之后，我向艾卜·贝克尔·本·法尔基副部长提出会见突尼斯作家的要求。法尔基先生亲自安排我与突尼斯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和一位执行理事正式会面。突尼斯共和国也有各级作家协会，名义上是非政府组织，其实有六百多名工作人员，所有这些工作人员同时又是作家，其经费直接来自总统府、外交部和文化部。 作为见面礼，我当面转达了中国作协外联部邀请突尼斯作家参加将于今年6月3日至10日在唐山市举行的以“作家／自然灾害／文学”为主题的国际写作营活动，突尼斯作家协会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此外还商定，武汉市文联和突尼斯作协今后也将派两三位作家进行互访。 记 者：在你去突尼斯之前，正好出版了长篇小说新作《政治课》。在大家心目中，你不是一位官场小说作家，虽然之前的作品也涉及底层执政者，如《村支书》，但我觉得那更多的是一种乡村书写，还没有形成所谓“官场”。你为什么会向这个题材进发？ 刘醒龙：在我的写作经验中没有“官场”与“民场”的概念之分，有的只是各种人物。最直接的灵感是，看到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干部队伍之中。作家的责任感让我产生一种职业化担忧：知识水平的整体提高，能否使人天然具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青年知识分子们又将如何抗拒社会上的消极因素？ 记 者：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着力点并不在于官场，而在于知识分子的心灵波动。但是一般来说，写这样的作品需要一些个人生活体验。你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感到陌生和困难？ 刘醒龙：生活无处不在，官员也无处不在。一个人无论他愿意或是不愿意，天天都得与各种各样的官员打交道。 记 者：我注意到，主人公孔太顺面临的第一个矛盾，就与乡村教师工资长期拖欠有关系；小说的最后赵卫东向孔太顺汇报的工作业绩中，首先又是小学校舍的建成。我一下子就想起《凤凰琴》和《天行者》对于民办教师问题的书写。这是巧合，还是因为你对乡村教师的生存状况一直在关注？ 刘醒龙：当代社会的最大怪圈是谁都明白没有哪一行的基础是过得硬的，然而，社会意识中又普遍从骨子里轻视最基础的东西。心里存在着痛，写作中就难免会有痛的表达。心里有太多忧虑，写作就难免会表达这种忧虑。 记 者：你有没有一种担心，这样的题材会使得创作进入一种类型化创作的模式当中？ 刘醒龙：真正的作家是不会在意别人写什么，只是专注于自己怎么写。好小说必须是独特的，任何类型化写作都不可能有未来。 前些年“让全中国人富起来”是最大的政治，现在让每个中国人有尊严地生活也是很大的政治。为了让人人享有尊严，就必须重新学习政治，并进行政治实践。《政治课》寄予着我自己对社会发展的思考。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