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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颋：从《朝鲜战争》开始，您的创作始终离不开战争。为什么？ 王树增：战争可谓一种最极端的人类行为。虽然战争被界定为“正义”与“非正义”两种性质，这是就某一场战争的动因而言；而从历史的角度看，战争的动因是可以有争议的，没有争议的是战争对人类生活的巨大破坏。作为一名军人，我希望自己生活的国土上永远不要发生战争。但是，从作家写作的角度讲，面对纷繁浩瀚的历史，最能彰显人类精神状态的生动瞬间恰恰出在战争中，人类的各种精神状态在这种极端的行为中会被推向极致，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窥视到人性各个层面的经纬，更加清晰地梳理出一个民族的心灵历史。自20世纪30年代始，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连续不断，特殊的战争形态和政治形态密不可分地纠结在这片国土上，形成了复杂的当代中国史。再现这段历史真实可靠的面貌，从中汲取当代中国人亟需的历史思考和精神营养，是正在力图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人获得力量的必然途径。这就是我写《朝鲜战争》《长征》和《解放战争》的原因。 刘颋：解放战争是一场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历史大事件。如果说战争是最高形态的政治，那么，解放战争也必然不仅仅只是一连串的战斗事件。我们现在看到的《解放战争》(上、下)一百多万字，虽然体量已经很庞大了，但相对解放战争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而言，它依然体现出了作者在选材取舍上的良苦用心。可否说说这本书在选材上的原则和原因？ 王树增：这一事件之所以重大，不仅仅是战争以巨大的规模载入历史，更重要的是解放战争的结局关乎中国当代史，决定了今日中国的社会政治形态和人民生活样式。无论从事件涉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繁杂内容而言，还是从事件中折射出来的众多著名人物的沉浮命运而言，就此书写数百万字并不为过。但是，作为一部必须进入书业市场的原创读物来讲，无论是读者的阅读习惯，还是出版商的经营认可，都不允许写成数卷规模，而今形成的两卷本的《解放战争》，无疑源于出版商巨大的信心，这套码洋超百元的书能在三个月内销售超十万，似乎是个奇迹。就文学写作而言，学会取舍是基本技巧。记得年轻的时候，我将自己的一篇名为《鸽哨》的小说拿去向王蒙先生讨教，王蒙先生在为小说写了评介文章的同时，对我在文学表达与情感宣泄中的恣意倾向，表示出“不那么令人放心”的担忧——数十年以后，当我写作的时候，始终有个念头缠绕于心，那就是如何让我的文字让人看起来放心。我对“放心”的理解是：节制是一种成熟。 就《解放战争》而言，沿着主梁而发散的情节和细节，我万分珍惜。主梁是：在1945—1949年这一重要的历史关头，中国最广大的百姓作出了什么样的选择，以及他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沿着这个主梁，政党的理想与主张、政治理想平民化进程中的复杂多义、民心的倾斜和集体意识的流向、历史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偶发事件所带来的历史进程的突转等等，都是我在写作中很愿意发散开来的。其余的，我坚决舍弃。另外，我较为关注战争的进程，或者说是关心战场上发生的事件。因此，有读者提醒我说，解放战争中大量的“起义和倒戈”事件写的少了，我并不认为起义事件不重要，而确实是受制于篇幅，这或者也是取舍中的难点之一。 刘颋：从阅读的体会而言，这本书的推进大概有这么几条线：战场的角逐，民心的向背，国际社会(主要是美国)的态度等。这样几条线又总括在国共两党战场内外的全面对决之下。可以说，虽然体量庞大，线索繁多，但阅读的感受确实纷繁而不杂乱，反而获得了一次立体的全方位的对那段历史的体认。选取这样一种结构文本的方式的深意和难度何在？ 王树增：如何构建《解放战争》这部书的叙史结构，所费的思量是我在写《朝鲜战争》《长征》和《1901年》的时候没有遇到过的，尽管那几部书的写作也要面对结构的考验。毫无疑问，解放战争——国民党一方称之为“戡乱战争”——是一场典型的内战。但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内战”，仅仅是指战场地理而言；从本质意义上讲，任何一场内战，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都将超越地理的范畴。特别是在中国，发生在这个东方大国的内部战争，势必严重影响着世界的政治格局和生存秩序。这一点，解放战争的最终结局对今日世界格局的影响已是明证。因此，铺排《解放战争》叙史结构的深意在于：不但要把战争放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背景下考量，同时也要将战争置于世界大格局的广阔背景下俯瞰。我以为这样才能真正把握这场战场的主脉，当然，这也是《解放战争》的文本结构的难度所在。要达到历史风云变幻而主梁清晰可见，人生沉浮跌宕而面目可辨，确实考验写作智力。是否达到了“立体的全方位的”叙史效果，我并不自信，那是写作的大境界，也是我的一个仰望。 刘颋：您数次提到解放战争的主梁和主脉，阅读作品有这样一个强烈的感受，您所说的主梁和主脉，既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因素，也是结束战争的关键所在。这个关键是否也是搭建立体架构的关键？ 王树增：历史犹如一座大厦，主梁是结构的主体；历史犹如一条大河，主脉就是主航道。无论是主梁，还是主脉，显然承担着对叙述事件因果关系的解构任务——因果关系的探寻，是人类阅读的基本动力，也是读史的基本线索。但是，在许多时刻，我们面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往往处在模棱两可或似是而非的理解中，历史常常被人为的力量涂抹得遍布着各种痕迹，甚至可能因果颠倒。毋庸讳言，近年来，对于当代中国的革命战争史，出现了多种解读的方式，我的写作只是其中的一种声音，我很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 仅就《解放战争》而言，其因果关系在我心中是明晰的，那就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必须作出历史选择，他们不但迅速地选择了，并且将这种选择付诸行动，从而推动了中国当代历史进程。就战争中的作战双方而言，人民的选择是决定胜败的关键，这就是规模巨大的解放战争最鲜明的特点。也正因为这个鲜明的特点，这场战争具有了非同寻常的认知意义，我们可以看到，战争的结局至今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样式。这就是你所说的，这“既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因素，也是结束战争的关键所在”——基于这个历史认知，我以为这个“主梁”是结构这场战争的最恰当的角度和方式。 刘颋：您说过：“因为在这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战争中，最动人心魄的是战争参与者精神世界的激荡。那些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而流血牺牲的士兵，他们绝大多数是贫苦农家子弟，为了获得梦想中渴望的生活前景，他们在战火中逐渐成长为激情似火的理想主义者，成长为可以为国家命运的改变而献出生命的战士。这种人生升华的过程，是那个时代精神生活最动人心魄的缩影。”我认为，《解放战争》成功地捕捉到了隐藏在历史深处的那些动人的缩影。比如胡宗南占领延安后开设“为人民服务处”这样的细节，有四两拨千斤的力量；又如毛泽东转战陕北黄土高原的沟壑中，有意与刘勘的追军保持一天的距离，就在这样的“逃亡”中，毛泽东指挥着中华大地上的百万大军迎来了解放战争的转折。还有，关于是否打锦州，国共两党统帅与军事指挥员之间的商榷过程和最终结果的对比描写，其艺术和思想上的表现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一场战争胜负原因的表现。采取这样一种表现方式的用意是什么？ 王树增：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细节决定成败”。我很认同这句话，写作这么多年，教训多出于此。细节不丰富、不精彩和不完整，往往令写作中的我执笔踌躇，痛苦不堪。应该说，为了写《解放战争》，我作了数百万字的笔记，一部分是为弄清历史脉络而用笔头强化记忆，还有一部分就是我辛苦找寻、积存的细节。这一部分是我的珍藏，由于是过往之事，每一个细节都来之不易，有的甚至是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才得来的。比如，仅仅是一个年迈的普通农民在偶然相见时关于历史记忆的只言片语，一般人看来似乎与我将要书写的那场巨大的战争没有多大的关联，但是我当时就意识到，这样的只言片语中透露的历史细节将有巨大的文学力量，我甚至开始盘算这个细节将出现在我书中的哪个部位。 同时，还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文学是人学”。任何类型的文学创作都要遵循这个原则，非虚构类写作同样如此。我的历史观的核心是：人民创造历史。我的英雄观的核心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正确抉择的人，就是令我崇敬的英雄好汉，无论他是普通农民、普通士兵，还是指挥着百万大军的战场指挥员。离开了最广大的人民，历史将一步也延伸不了。在《解放战争》中，我写到了许多最普通的人，他们在战争中的遭遇，他们的遭遇所显示的历史趋势，是我叙述的主体。还是那句话：非虚构类文学，最终还是文学，而不是报告。 刘颋：的确如您所说。人的丰富和成功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复现，一直是您的作品获得广大读者认可的重要原因。无论《长征》还是《解放战争》，都是从已有的海量的资料和作品中成功突围的。除了您的个性气质和创作态度，还有别的原因吗？ 王树增：作为作家，最艰难的突围是冲破自己的惯性思维和写作模式。读者之所以能够欣赏你的作品，其实也是在欣赏这个作家的个性——文笔和认知的个性，或者是如你所说的“个性气质”——如果我还有“个性气质”的话。如果还有别的原因，那就是历史本身给我的震撼。任何历史行为都是人的行为，战争的主体永远是普通士兵。历史的主要承载者和书写者，永远是人民。这是我的历史观和战争观，也是我的世界观。从解放战争的历史中，我们重温了这样一个真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载舟者是人民，覆舟者亦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有这种巨大的力量，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刘颋：一部好的作品，必然是一部读时畅快、读后沉思的作品。《解放战争》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在这部作品的阅读过程中，很容易让人想到“以史为鉴”这个词。可以说，《解放战争》不仅仅要给读者再现解放战争这一段历史的现场，更要让读者知晓这一段历史的发展轨迹，以史为鉴，以古知今。谈到国民党的那些高级将领，您曾说：“他们许多人都是抗战名将，都曾为了国家和民族浴血奋战，但是在解放战争中却命运多舛。整个解放战争，没有一个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出现不测，却有那么多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被俘虏。”又如在“群众的集体意识”这一节里，“国民党人和共产人在战争进入第三年的时候，都明白了‘群众的集体意识’对于一个政党和一支军队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 但是，当大决战即将来临之际，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军队已经成为了中国‘集体意识’的拥有者”，而“群众的集体意识，就是军心和民心所向”。可以说，本书从始至终一直充盈着这样一种历史观，表现出写作者的历史意识和忧患意识，富有思想穿透力。 王树增：从人的角度出发，解放战争中许多国民党将领的个人悲剧令人扼腕。在抗日战争中，许多国民党军将领都曾有过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与侵略者血战的经历，他们中间不少人出身贫苦，在黄埔军校读书时和他们后来的战争对手为同志同学。但是，同为热血青年，在历史关头对政治立场的选择不同，令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人生的悲剧结局。他们中有人在与日军血战的时候宁死不退，却在解放战争中被生俘于战地。这是一个很值得思索的历史现象。国民党军众多高级将领的人生悲剧，也可以追寻到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阶层已被当时中国的“集体意识”所抛弃。“集体意识”的寻找和剖析，可以说是《解放战争》这部书的最重要的主旨。什么是“集体意识”？我的理解就是大多数人的抉择。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面临着规模巨大的历史性全民公决，得人心之多寡对于任何一个政党来讲生死攸关。在这个意义上讲，得天下的执政党不能辜负人民的选择，这就是“以史为鉴”，这就是我们奉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为立身之本的根本原因。 刘颋：在您的作品中，一方面感受到了您丰沛的叙述历史和刻画历史创造者的激情，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了您审视历史时的冷静和客观，这样的创作姿态让您的作品能超越已有的历史认知的局限，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的真相。《金门岛》一节，还有解放海南岛的《大陆的最后一战》，您的笔力似乎更集中在对人性的解剖上，这种冷静客观的姿态显露了作家的忧患意识的同时，也反衬了解放的得来不易。 王树增：战争中，人性的本质终会暴露无遗。金门一战，是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少有的失利的作战，此战的结局至今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政治格局。战斗失利原因很复杂，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或者说已经到来的时刻，是检验人的意志的关键时刻，对一支军队如此，对一个人的人生也是如此。海南岛之战的考验是“最后一战”，那里是作战官兵认为“革命到底”的“底”，除了巴顿那样的战争狂热者声称“最幸福的事是被战争的最后一颗子弹射中”之外，谁愿意在最后一场战斗中死去？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是“革命到底”？从一个人的人生角度上讲，什么是奋斗的终点？这不但是个现实的生与死问题，也是个哲学问题。类似的历史往事，为作家提供了巨大的思考和写作的空间，写作中弥漫心头的忧患，不但是对历史的忧患，也是对人性的忧患，正如你所说，忧患是作家写作时最佳的精神状态。 刘颋：《解放战争》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纪实文学作品，无论是节奏、结构，还是表现方式，都能看出作者的良苦用心；而它所蕴涵的思想力比它的文学性更有冲击力。这是否也是纪实文学与虚构性文学在主旨追求上的差异带来的不同？您一直从事纪实文学的创作，您认为纪实文学的本质性追求应该是什么？或者说，您的纪实文学作品里，最为本质的写作追求是什么？ 王树增：好像强调“作家的思想”不怎么时髦了。但是，颇有见地的思考，永远是所有文学样式的本质，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一部好的非虚构类文学作品，由于是在翔实史料基础上的再叙述，如果离开了人类道德思考的深度和历史规律的认知广度，还能剩下什么？我写的不是战争史，军事战略战术的写作是军史专家的事情，我不具备那一种功力。我是一个作家，必须要用自己的目光审视历史，用自己的思考解读历史，用文学的叙述魅力赢得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讲，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如果简单地(有时也是繁复地)重现历史的进程而缺乏独特的思考，即使叙述得再精确也是残次品。 或者更准确地说，作家的思考，是忧患心境下激发的反思。反思不但需要勇气，更需要学识。非虚构类文学作家为了写出好的作品，需要涉猎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史学等诸多领域的著述，他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杂家”。作品的品质会暴露一切，读者往往比作家精明。我15年前开始从事非虚构类写作，始终向往着自己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杂家”，只因智力能力所限至今还在高山仰止。 说到我在非虚构文学写作中“最本质的写作追求”，或许一句话可以大致概括，那就是：用我的思索我的叙述，与我的读者一起，去寻读我们这个民族的心路历程。我坚信，这样一个过程可以滋养我们的心灵与情感，从而使我们活得更有意义。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0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0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