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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生涯走到了1988年，已经有十余个年头了。当时我出版和发表了许多中短篇小说，读书界逐渐熟悉了作者，特别是熟悉了那条在作品中一再出现的河流:芦青河。这期间，由于1986年《古船》的发表，使这条一向清纯的河变成了青苍色，也更加开阔和激越。我的第二部长篇《九月寓言》也快要完工。在这个阶段，有两个因素使我变得格外不能安宁，以至于要努力掩饰和一再压抑内心的冲动:一是长久的写作过程中，我在阅读和行走两个方面都有了大量的积累，它们在心中鼓胀着，却没有通过已有的作品全部表达出来，没有淋漓尽致；二是某种成功激励了自己，再加上正当盛年，开始渴望一场规模空前的更大的劳动。 这就产生了长达39卷的长河小说的构思，尽管它又在后来一点点完整和充实，但基本的框架就是于1988年铸成的。以后的工作也就主要围绕了它。这需要我做许多功课，补充许多功课。我不得不把原来的行走范围进一步扩大，从山东半岛地区延伸开去，并对这个世界的东西方南北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目击不同的人群与生活；还有知识的准备:我将要对以前熟知的山脉和土地，植物与动物，经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亲昵的呼唤到更加确切的表述这样一个过程。 我发现，这样做的同时，内心里的情感正在汇成一股洪流，它急于冲决和奔泄。我笔下的一个人物说到自己时，曾经这样概括道:“茂长的思想，浩繁的纪录，生猛的身心。”这其实差不多正是我当时对自己的一种真实的印象和描叙。自然，这里面也多少包含了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意味。可是我需要它而且依赖它，我要和它一起往前走:逢山翻山，遇河过河。 我将原稿写在一种稍稍粗糙的方格纸上，当然使用钢笔。金属划下去的细微而清晰的声音，是我最好的音乐。这就像一种刻记，缓慢自信并且让人快乐。我不太去想未来的阅读，只是纪录着源源不断的默读。有时我的默读被自语取代，这时就赶紧收声敛息。我好像多少害怕这声音会刺破什么，将蓄得满满的激情于不经意间廉价地放走。 我在漫长的时间里经历了，看过了，纵横求索；我知道正在进行的一系列记述、判断和鉴别中，不仅要深深地沉浸，还必须一次次作出超越。我要让自己慢下来，再慢下来，以便在无比的芜杂和喧嚣中身心笃定，让声音之镞坚定地朝向一个方位射出，不至摇晃和迷失。 如果不是因为一场突来的意外事故，我的体力和心力会一直保持一个匀速冲刺下去。可是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在一段时间里缠绵病榻，忍受痛楚。但也就在这种煎熬中，我却对从未体验过的生命的另一种颜色，幽深的颜色，有了察觉和认识。时间的飞快流逝和匆促不存的原形，好像一下在我面前袒露出来。我发现笔下的各色人物都在做着同一件事情:寻找自己最为珍惜的东西，并与时时纠缠他们的迷途展开徒劳的斗争。我也是这其中的一个，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没有屈服。 我明白自己在写一本不愿屈服的书。我要刻下的文字实在太多了，因为我来到了，我看到了，我要记录和言说。我在这里对自己发出了最严格的叮嘱，即一切都要恪守两个字:诗与真。百折不回地抵达诗境，不屈不挠地走入真实，让二者紧紧相依不再分离。真实的诗，诗的真实，它们在一起诉说的是:如果人生是一场流浪，那么“高原”才是我们的栖息之地。 二十二年好像一晃就过去了。在这不长不短的时间里，全部的隐秘都化为了文字，又分成三十九份——最后再订成厚厚的十大本。这不过是它的外形而已。我知道它的内核是滚烫的，那儿有炽热的岩浆在旋转:当我第一次看到它时，竟像害怕烙伤似的小心地挨近，然后紧紧地抱住。 在这样匆忙的时代，把如此长卷突兀地推到某个读者面前，不仅悖时，好像还有些愚蠢和莽撞。因为我们谁都明白，冗长的文字是最令人讨厌的。它也的确太长了，四百五十万字。不过对照我们度过的漫漫长夜，它或许还有些短呢。 原载：《文学报》2010年5月20日 原载：《文学报》2010年5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