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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诗歌的有缘，也许有两个原因。一是工作的繁忙。不知从哪一年起，就囿于事务，少于假休，甚至只能忽略同窗亲友的相聚闲聊。正是如此，诗歌成为归回一种真情美感的静土，成为唤起一种精神向往的动力。二是性情的抒发。因为生活客观每事每物，总觉得是一道道灿烂的风景。哪怕是生命的奔波，哪怕是情感的寄托。包括和同事的一次坐聊对话，几份彼此的信赖。有时一次工作的变动，身边同事的笃笃之情比晶莹的泪花还要深刻，还要意味深长。我深深地爱着这些，像爱着人生旅途中一道美丽灿烂的风景一样。于是，假以诗歌的方式来定格和固守，并以此升华到一种精神的家园，留作深刻的回忆。其实，这就是再简单不过的生活了。这是美丽的生活，这是诗意的生活。 海德格尔说“诗意地栖居”，这是对人性的深层思索，旨在寻找一片诗意的栖居地，用以抵达生命审美境界。当年徐志摩把大自然的优美、宁静，“淹入了你的性灵”，则是离却堕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单纯。但无论是存在主义的哲学角度，还是理想主义的情感现实，都是把诗意的美与生命的存在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呼唤与指向。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以为生活的诗意和诗意地生活，是一种生命精神，自然也应为生命的存在和意义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诗歌写作也许是表达诗意的重要方式。在这里所说的诗意，自然有很多诠释。人生的起伏，命运的多舛，自然的客观，事理的内涵。无论唯美方向还是灾难深重，无论理论玄奥还是情感抒发，都未尚不可赋予其审美境界里的诗意，从而转化成人心的充盈和满足的美。从这个意义上，诗歌是打开人性枷锁的钥匙，是抹去生命尘埃的绢帕。十九世纪美国诗人埃德加·爱伦·坡在《诗的原理》里曾经说过:“在对美的观照中，我们各自发现，有可能去达到予人快乐的升华或灵魂的激动；我们把这种升华和激动看作诗的感情。”诗歌也正当是以发现和升华诗意，到达生活和生命的实质。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过多宣扬诗歌的作用。它仅仅是一种体裁和方式，是表达精神意义的一种途径。我曾经说过，还是把诗歌的作用考虑得简单些为好。诗歌首先是生活的声音，正如苏东坡所说的“春鸟秋虫之声”。然而，这些声音恰恰萦绕于生活周遭和生命过程。或低回悦耳，条分缕析于世俗之中；或慷慨激越，讴歌赞美于旷世之间。我认为，我也是在捕捉着这些声音，于公务琐事和生活情理之间去完成对生命的注解。 存世立足，自然也会有许多身份形式。生命的线索穿梭于这些身份形式之间。但不管是学者、工人，还是官员、作家，不管是明星艺人，还是平民百姓，人性向善、心灵唯美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世道潜则或生存所抑，流于不少骄纵意志和浸润物欲的生活表面，造成众多背信弃义和浮华虚荣的现场效果。为此，在时间的流淌中，还是避去一些扼腕叹息，而让人心更当唤回安静，随同潺潺流水一起流向神圣的地方。诗意地生活是唤回安静的重要方法。同时，诗歌的艺术内涵和精神承载，无论其形式简约，还是构思颖异，都可以叩开心灵深处的另一扇门，门的里面，是真正的归宿，是真正的生命。这就要求我们去发现丰富的诗意，作就真正的诗歌，如同吉狄马加所说:“真正的诗，离人类生命的本原是非常近的。” 人的生命的短暂就要求生命的璀璨。生活的诗意实际是一种矜持和价值。毋庸置疑，价值最终应体现在客观。这种客观又有微观和宏观之分。微观价值具有直接和显现特征，价值的宏观性则更间接、更覆盖、更长效。诗意地生活就在于消解和超越，更求得价值的宏观和微观的结合。正所谓杨慎说的“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种超越眼前，实现旷达的实践是要有勇气和睿智的，其价值也是超乎现时而厚重深邃。诗意地生活，当有这种精神；诗歌的生命，也在于抵达旷达的价值。因此，个人的价值就在当下，生活的价值，就在身边的每时每刻，关键是需要用智慧的双眼去穿透，看到“对岸”。我想，诗歌的生命力也在于此，韩愈有一首诗也充分说出了这个道理:“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柳烟满皇都。”就这样似有似无的草色，然而它们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动力，远远胜过桃红柳绿。这就是生命中无处不在的风景，是生命中实在而丰满的价值。沈从文说:“我只是用一种很笨的、异常不艺术的文字，捉萤火那样去捕捉那些在我眼前闪过的逝去的一切。”其实这是一种“非笨”，是一种大智，所获得的大美必然给己给人以无穷的具有生命力的价值。 陈仲义在《近年诗歌文化生态新变》中指出:“生生不息的诗意依然存在。诗意继续弥散在宇宙、自然、社会、人际中，它像美一样无所不在，只是处处遭到漠然与遮盖。”诗歌理应把这种遮盖剔除，理应把这些俯拾皆是的诗意真实地反映出来，理应把生命的存在用灿烂的四季篇章转换成风花雪月、春华秋实的更替往复。发现诗意的过程，也是诗意地生活过程，这存在于任何的时间段落和生命刹那。譬如，公务员身份所承担的社会事物工作，在这其中，人的群体和谐和社会意义本身就是一种感情的担当，以此出发，去探究和拷问责任，去研判和挖掘作为，以其实现社会群体人性化的生存状态。甚至可以用安静的思考，才能唤回他人和自身的责任。我们有句古训，叫做“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诗歌精神的作用，又何尝不是如此？苏东坡有诗曰:“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哪管“行人”如何判别和理解，猿吟鹤唳毕竟是自然的声音，真实的生命体现。 所以，我也把自己的诗歌写作当作唤回安静地思考的一种方式。这确实是一种“闲情雅致”，然而，这份感觉其实是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把其当作生命段落的有效链接。某种规则的掣肘，几场风雨的左右，都何需嗔怪鄙夷。这正如一场牌局、一顿酒宴、一次观光，内在的美艳自当心灵去感受。当然，所不同的是，它有精神的另一种内在。这份内在的真实指向，也是一种嘉言懿行，也是一种呼风唤雨。在悦已的同时，如有悦人的作用，那就更充裕满足了。生命的责任在于多个方面，精神的抵达和唤醒，潜移默化的肯定不仅仅是自身。在这个过程中，人性的归真更能体现，可以摒弃那些自我的或外加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沽名钓誉和堕落异化。以此，诗意地生活，生活在真实的地方。这就像俄国的别林斯基说的那样:“而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诗。”用感官去碰触这些诗意，用思维去加工这些诗意，何尝不是一种生命的自然和社会的意义。 林语堂说:“人生的每一刹那，只要连绵不断，也就美好可喜了。”我说的这种有效链接，正是诗歌等文字写作的生存状态。譬如，理想和抱负、责任和义务等等，不也是这种状态吗？它们首先是美好的，其次是每一个人生的刹那都能实现的。从一个刹那过渡到另一个刹那，只要有诗意的生活质感和内涵，生命精神将为之连绵不断，生命的责任也将承担得更加淋漓尽致。海德格尔说的，“作诗并不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毋宁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就此而言，用诗歌来捕捉生活的诗意，用诗歌来诗意地生活，“风梳日帽，他复何求？” 再说情感，它也是诗意。诗歌又是承担这份诗意的最快捷最简洁的载体。中华几千年诗歌文化和诗歌精神，自然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当下社会物质文明的背后，情感现代化的真实性和归属感该如何体现？所以诗意地生活，还应该去实现真正的情感现代化。在这其中，至少应当扫除虚无和贪婪，让真实的爱去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俄罗斯著名诗人扎博洛茨基曾经这样说过:“每个人都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创造了我们的世界，另一个是亘古以来我们尽自己的力量创造的世界。”这另一个世界，应当要用大爱去充斥。刚才说过，诗意生生不息的依然存在，那么我们的世界自然是温暖的，生活的客观也是温暖的。同时，我们也当有责任、也有条件让生活温暖起来。为此，诗歌当是“暖”的，因为它理应内含温暖的情感，真实得如同朝阳下的露珠一样晶莹剔透、熠熠生辉。有人曾说:“读一些关于亲情的诗歌，总能让人心里莫名的温暖起来。”这种“暖诗”其实是一种智慧，是情感的真实和文明，是一个人一生都不能忘却的幸福。 生活的诗意是作为这一种温暖而存在的。而这种温暖是通过自然的感受和心灵的审美去获得的。这就是所谓“意象投射的背景、或者意象展示的框架、或者意象串联的丝线”。一段悲情演绎的背景，一场变革构筑的框架，一个生命刻画的丝线，与己与人，都是生命本质的承载，反反复复中实现着茫茫的人生。为此，这一切，都是我们的朋友，都是我们避风挡雨的屋檐。站立，是一种方式，坐下，也是一种姿态，温暖的阳光和芬芳的空气，总是不断地沁人心脾，也是不变的人生境界。这也就不必惊讶诗歌某时某刻的寂寞。现实精神的存在，自然焕发天真烂漫之心，“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一样通往理想的彼岸。 李刚创作笔谈 李刚:上海人。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哲学专业研究生学历。从事过法律、政务等工作。学生时代曾担任文学社社长，编辑过诗刊。8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在《解放日报》副刊、《文学报》、《绿风》、《上海诗人》等不少报刊发表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至今已有大量诗歌、散文在全国文学刊物上发表。十年间，先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仍有一个秋》、《约你一起走》、《如果这样爱》、《悠悠太阳香》等多部诗歌、散文作品集。其中诗集《约你一起走》、《如果这样爱》分别于2006年与2008年在上海书城连续数周荣登文学类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十名。李刚的诗歌风格清盈、气韵唯美、富有哲思，以揭示生命和生存的精神内涵，很受欢迎，被诗坛与诗歌爱好者称为“暖诗风格”。应不少青年读者的要求，本刊特刊登李刚的创作感想——《诗歌，另一种生命的精神》。——编者 原载：《文学报》2010年5月20日 原载：《文学报》2010年5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