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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是何时开始钟情长篇小说创作的？ 高和(以下简称“高”)：我写长篇小说有偶然性，大概是1995年到1998年期间。那时我遇到了一场官司，这场官司是单位的，可是由我具体应诉。打官司的过程是非常劳力费神的，也是深刻认识司法腐败的极好时机，后来我就用这场官司作为素材，写了第一部长篇反映司法腐败的小说《越轨诉讼》。 在我的观念中，文学创作发展到今天，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当然有它存在的理由，也有它特殊的文学价值。但是不能否认的是，长篇小说的创作代表的是叙事文学的艺术制高点，也是叙事文学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品种。 记者：2007年出版的《官方车祸》被称为您官场反腐小说的封笔之作，有这么回事吗？之后出版的《流行性婚变》《花姑娘》《夜生活》等等一系列都市、乡土小说算您的转型之作吗？此番出版的新书《浮世风尘》被评价为您创作中“最为丰满厚重之作”，您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高：当时出版《官方车祸》的时候我确实宣称从此不再写官场反腐小说了。而且我写官场反腐小说关注的并不是贪官污吏，而是制度化腐败的问题。当前所谓的官场反腐小说已经太多太滥太低级了，有的甚至靠色情、揭秘、追风来追求发行量，有的甚至成了腐败官员的教科书。再写下去，就是自己糟蹋自己，误导蒙骗读者，所以，除非有特别好的故事、特别有诱惑力的经济利益，我是不会再写所谓的官场小说了。 《流行性婚变》《花姑娘》《夜生活》等作品不是我的转型作品，对我而言，不存在转型问题，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只写官场反腐小说的作家。在官场小说出版之前，我已经有了《妻祸》《我和我的土匪奶奶》等作品。《流行性婚变》等作品只不过是我的一部旧作，经过修改以后出版了而已。 《浮世风尘》可以说是我创作中的一个坎，首先，这个故事让我违背了自己的创作原则：只写我感兴趣、想写的故事。其次，主题的提炼非常困难，因为这个故事的历史跨度和空间变换很大，而且都要使用真实的地名。再次，我还要克服对故事发生地的不熟悉、不了解等等困难。可以说，《浮世风尘》的创作对我是一次挑战。 至于说《浮世风尘》能不能算我创作中迄今为止最为丰满、厚重的作品，我不好评价，这应该由读者评价。我可以告诉你的是，迄今为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一个是《花姑娘》，一个是《夜生活》，还有《我和我的土匪奶奶》。 记者：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浮世风尘》与您以往的作品有什么不同呢？或者对读者来说，这部作品有哪些看点呢？ 高：《浮世风尘》的写作有一定的偶然性。按照我的写作计划，《夜生活》出版以后，我着手准备写一部反映一群老干部历史经历的长篇小说，从抗日战争开始，写到改革开放之后。这个时候，有朋友请我去一趟北京，说有一个旅日华人徐先生父子两代的经历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就这样，我认识了徐领民。第一次见面，徐领民跟我整整聊了三天，他父子两代人的经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历史时期的缩影。徐先生在讲述中，多次涕泪交流、痛哭失声，我也几次被他的讲述感动得鼻酸。他们父子两代人经历的磨难深深打动了我，原因很简单，凡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中国人，不管家庭背景如何，不管个人生活方式如何，只要有正常的思维、感情，回顾与反省，都会产生往事不堪回首的痛苦与遗憾。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对过去历史背景下的个人经历的相通性，令我对他和他父亲的命运悲剧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对这个素材有了浓厚的兴趣，也有了向读者讲述一个足以感动他们的好故事的强烈冲动。 故事素材的把握和主体思考的深入，让我感到，真实还原历史，真实还原我们民族的面目，真实对比我们和别人的优劣长短，应该是这部小说的内涵。通过展示主人公的命运悲剧，揭示我们经历过的那段历史，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在那段历史中的表现，应该成为这部小说的创作主旨。 同时，个人命运的展示和描写也令人着迷。命运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无法预测的动态行为和阶段果实。徐氏父子两代人，命运既有必然性的联系，又有偶然性的不同，我们在对命运的无奈和迷惘中，通过对徐氏父子相同又不同的命运悲歌，可以稍微揭开命运大命题的点滴：命运是由时代造成的；同时，命运也是由个人的性格和经历决定的，时代和个人的性格经历，排列组合成了命运的变幻莫测和纷繁难料。惟一能够主宰命运的，就是人性的善良和丑恶，人之属性中兽性和人性的交融、角斗、挣扎，永远是人物命运的主线。 说到看点，我认为应该说《浮世风尘》整部小说都充满了看点，每个部分、每个细节，不同的读者去看，都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卑劣者看到的是卑劣，高尚者关注于高尚，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评价，更是这样。 记者：《浮世风尘》的真实性有多大？书中的老武师与叶问有什么异同？ 高：《浮世风尘》的素材是非常真实的，包括书中原型人物徐元伦老先生的武功和他获得民国首届也是最后一届武术大赛总冠军的事迹，都见诸当初的报纸报道。而且，就连他巧遇世外武术高人老爷子，也都是真实的。如果没有遇见世外高人老爷子，一个螳螂拳的传人，是不可能夺得全国武术大赛总冠军的。还有书中武术招式的描写，也都是根据真实的武术教材来描画的，在这方面，没有虚构。 事实上，徐元伦老先生在北京武术界老一辈人中是相当有名望的，他在天桥卖艺，耍的都是真功夫。是中国武术家协会会员、北京武术家协会理事。叶问是香港娱乐片加工的艺术形象，承载的人物内涵具有明显的利用狭隘民族主义作卖点的商业痕迹。无论从思想的深刻性和历史的真实性来说，叶问跟《浮世风尘》中的老武师徐元伦没有可比性。 当然，作为一部小说，其中必然有作者的主观思考和精神取向。虚构部分，主要是为了更加圆满地体现作者的创作精神，这个过程就是作家对素材进行典型化、艺术化加工创造的过程。 记者：您被誉为“畅销书作家”，随着《浮世风尘》的出版，对您的文学身份也由过去的“畅销书作家”变成了“实力派作家”，您对此怎么看？您是怎样兼顾创作品质和市场需求？ 高：首先，我要说明的是，畅销书是个销售概念，而不是文学品类概念。畅销书不仅仅指文学作品，所有品类的书籍，只要销量大，都可以称之为畅销书。畅销书和文学品类两个概念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没什么内在的关系。 其次我要说，所谓的“艺术、文学品质高的作品往往曲高和寡，可能不会畅销”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最好的必然是畅销的，具体的例子我就不讲了，反正到书店看看，畅销的肯定大都是经典、名著。 其实，不管说谁是畅销书作家，那都是错误的。畅销与否，是一个销售概念，而不是作家、作品性质的划分。可以说一个作家的书很畅销，但是不可以说一个人是畅销书作家。 我的理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应该体现出作者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强大的创作实力，具体表现就是创作题材广泛、作品能够表达深沉的思想价值观念，并且具备持续不断的创作能力，出版或者发表数量质量上乘的作品。用以上几条考量，我觉得“实力派作家”这个称呼还算比较符合我的实际。 事实上文学作品能不能畅销，背后是个以生活积累和思想深度为基础的艺术功力的问题，没有丰厚的生活积累，没有对生活的深沉思考，就不可能具备高超的艺术功力，那样的作品想让人产生艺术共鸣怎么可能？没有艺术共鸣，人家怎么可能看你的书？买你的书？ 我创作的时候，肯定不会去想怎么样取得好的市场效应，也不会预设一个目标，比方说争取获一个什么奖，或者争取被改编成影视剧得到更高的经济效益。我创作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动能是：被一种要打动读者的欲望所感动。如果说创作的时候老要去想市场可能的卖点，怎么样才能骗别人掏钱买我的书，我估摸八成不会写出什么好东西来。 记者：近期有什么新的创作打算？ 高：《浮世风尘》出版以后，我稍微休息了一下，就像疾驶的汽车进了休息区，略作休整。接下来我的写作方向还是集中在反映重大社会历史题材方面，既有反映一群中共老干部一生经历的史诗性作品，也有描写现代社会人性异化和社会变态的小说，根据内容，形式上有沉重端庄之作，也有嬉笑怒骂的调侃。具体内容我就不谈了，只要有感动别人的创作冲动，我就会写，我目前可能感动别人的写作内容还有很多，所以，今后我的作品还会源源不断地奉献给读者。 高和，从2005年至今，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十部长篇小说，而且本本卖得不错。当然，有几本是2005年之前写成的。即使这样，他也算得上是高产作家了。他的《接待处处长》一开“官场职名小说”之先河，尾随者多多。然而当别人都死啃着这块馅饼的时候，在完成《局长》《后院》《官方车祸》之后，高和却笔头一转，躲开了官场题材。接下来的都市、乡土小说《花姑娘》《流行性婚变》《中国式饭局》《夜生活》也是本本好看。今年5月，他又出版了据说是在他的作品中“最为丰满厚重”的长篇小说《浮世风尘》。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1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