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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话剧在新加坡源远流长，从1919年演出《傻儿福》﹑《灾民泪》等剧算起，至今已有90年历史。从剧团数量、演出场次、观众数量来说，华语话剧远远超过英语、马来语等语种话剧。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英语话剧演出数量逐年增加，华语话剧演出相对减少。有趣的是，曹禺的作品，到了21世纪，仍旧多次出现在新加坡舞台上，是唯一跨越60余年、跨越语言藩篱，作品一直有剧团上演的中国剧作家。 《雷雨》1934年7月首发于由巴金任编委的《文学委刊》上。转年4月，由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日本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三场。8月，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在学校大礼堂演出《雷雨》，是中国国内曹禺作品的首演。而很快，曹禺的戏就传到新加坡了。1937年4月，崇福女校在大世界公演《雷雨》。不久之后，新加坡业余话剧社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公演叶尼导演的《日出》。两年后，新加坡实验剧场在新世界公演朱绪和王绍清导演的《雷雨》。同一年，南来的武汉合唱团在新马巡回演出《雷雨》，由著名演员项堃导演，观众看到了专业演员的精彩演出，引起了强烈反响。 从1942年初到1945年8月，新加坡被日本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华语话剧演出再次成为华人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演出的独幕剧如杜边的《明天的太阳》﹑朱绪的《和平以后》﹑王秋田 的《喜讯》和岳野的《风雨牛车水》等，受到观众的欢迎。但引起更大轰动的是曹禺的《雷雨》和《原野》。新加坡戏剧界前辈曾经这样描述1946年星洲实验剧团在大世界演出的《雷雨》：“曹禺的这部戏，让华语话剧的观众看到成熟的戏剧，完整的结构，鲜明的主题，而且戏里的每个人物都是可信的。” 《雷雨》在新加坡演出获得成功后，星洲实验剧团还把《雷雨》带到马来亚半岛西北角的槟城。翌年，金星歌舞剧团又再次将《雷雨》搬上舞台。由青岛、路丁执导的《雷雨》，在大世界的舞台演出获得观众的热烈支持。然而，1948年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对付积极开展反殖民主义活动的戏剧工作者，话剧演出受到一定限制。1951年，金星歌舞剧团在大世界推出的《原野》与次年在香格里拉歌台演出的《雷雨》，再次点燃了话剧圈的火焰，学生话剧又再次活跃起来。南洋女中、中正中学、华侨中学，都在校园里积极组织话剧演出，中正中学爱好话剧的青年学生与校友，于次年成立了新加坡一个有持久影响力的话剧团体：艺术剧场。第一个戏就是曹禺的《日出》。他们在1957年演出的《家》、1959年演出的《雷雨》和1966年演出的《北京人》，同样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雷雨》在新加坡的演出史上，还有三个需要特别一提的制作。一是曾经在新加坡英语剧坛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实验剧团，在1961年成立时演出的《雷雨》。这个现在已解散的剧团和艺术剧场与艺联剧团一样，选择了曹禺的戏作为创团时演出的第一个戏。这部戏的推出，给当时沉寂的英语剧坛，带来了一声响雷。新加坡英语话剧知名剧作家杨清川回忆道：“对我们受英语教育的戏剧爱好者来说，曹禺的《雷雨》叫大家耳目一新。和我们熟悉的莎剧、布莱希特、易卜生的戏一样，结构严谨，情节扣人心弦。《雷雨》通过一个家庭悲剧，呈现了中国封建制度下，正在面对剧变的社会涌动的时代风云。” 另一个重要的演出，是在1962年由两个在50年代积极参与反殖民运动的马来艺术团希梨瓦纳和马来艺术阵线联合演出的《雷雨》。马来话剧团体选择了翻译与演出《雷雨》，有传达这样一个讯息的意味，各民族应互相了解、加强交流。导演巴尼布旺非常满意那次的演出，在1971年又再次把《雷雨》搬上舞台，并把新版《雷雨》带到马来西亚演出。 再有一次《雷雨》的演出，很有意义，就是现在有20年历史的双语剧团“玩具肥料厂”的艺术总监吴文德，在1998年导演的版本。这一次，在《雷雨》里出现了一个叫“雷”的人物。他拿着小提琴，数次出现在舞台上，此外还有矿工之魂出现。这台非一般的《雷雨》，卖个满堂红。 曹禺的作品有深厚的戏剧内涵与丰满的人物形象，给二度创造者以广阔的创作空间。从《雷雨》、《原野》、《日出》到《北京人》，剧中的人与事，会在观众的脑海里回旋浮现。他们的性格与命运，逼观者进行思考。四凤、周萍、周冲、仇虎、焦大星、陈白露，表现了悲剧的真实。而传达这悲剧真实的高度技巧，产生了戏剧的力量，跨过国界和语言，打动新加坡一代又一代的剧人与观众。 （作者系新加坡戏曲学院院长、新加坡艺联剧团顾问） 原载：《天津日报》 2010年12月12日 原载：《天津日报》2010年12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