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0岁出头的二月河步入山西太原的一座兵营,成了一名工程兵。那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20年后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更不会想到,自己的作品能风靡海内外。 想不到的何止二月河一个。每一个当时渴望阅读、怀抱文学梦的青年,都想不到今天的文学作品会是如此琳琅满目、绚丽多彩。正是这一个个渴望和梦想,才铸就了新中国文学60年曲折又辉煌的历程。 童年:不够读的书 二月河的文学梦开始得很早。“我自己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的。”二月河坦承:“尽管当时‘作家梦’做得有点早,但如果压根没有这个梦,今天,在作家的坐标上就根本找不到我的位置。”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文学创作以农村题材和战争题材为主,创作的质量很高,内容很健康,作品品位相当高。”但对求知若渴的二月河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文革’前的17年,虽然创作也很丰富,但我还是能把那些书读完,国内长篇小说和国外翻译作品,我没有落下的。” 从初中到高中,怀抱文学梦的二月河读完了中国的四大名著,还有马克·吐温的小说、莱蒙托夫的诗等一大批外国文学作品。但当时作品的有限,让热爱文学的二月河相当苦恼。四大名著和《封神演义》及“三言二拍”等古代作品也就那么几本,外国翻译作品也读了差不多,社会上推出的小说,比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创业史》等也根本不能满足二月河的胃口:“再长的小说,废寝忘食地读,也就是几天,读过之后要空很长一段时间。” 部队:幸运地读上书 高中毕业之后,二月河在部队度过了“文革”十年。“‘文革’期间,文学创作处于停滞阶段,能看的也就《艳阳天》《金光大道》寥寥几本小说。”幸运的是,擅长办黑板报的二月河被首长看中,当上了一名宣传干事,团里的图书室就成了二月河的文化源泉。“还有一部分作为反面教材发下来而我们正面去读的文章,可以学到一些有关文学、哲学和史学的知识。” 1969年,部队调防到辽宁,为了轻装和“破四旧”,图书室的书要被烧掉,二月河就偷偷拣了《辞海》《莱蒙托夫诗集》《宋元学案》几本书打进背包,闲时便拿出来读。二月河还曾经借了一本《聊斋志异》,因别人催要,他就连夜抄了半本。部队十年,二月河基本读完了二十四史,还读了一些先秦的哲学论著,甚至那些奇门遁甲和历代碑文,他也读得津津有味。 “文革”期间,不仅文学作品匮乏,创作更是受到种种束缚。“不是对文学不重视,而是对文学太重视了。当时,文学的政治标准第一,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如果没有这两条,那就是‘垃圾’。” 成名:读不完的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切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一时期,创作环境空前自由,作家二月河也随之横空出世:“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提供了成为作家的条件和机会。” 然而,思想上的阻碍仍然存在。二月河说,责任编辑曾要求他把康熙的阴险、毒辣、虚伪、残忍写足,因为这些是地主阶级的阶级属性。二月河最终决定在自己的小说里取消阶级论:“对我个人来讲,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我的创作理念问题,如果没有这个创作理念,即使我过去读了再多的书,也写不出现在这个《康熙大帝》。” 自1986年《康熙大帝》第一卷《夺宫》出版后,二月河陆续完成了500万字的“落霞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如今,偏居古城南阳的他早已名扬海内外。 二月河喜读历史,善写历史,对于新中国60年的文学历程,他也有自己独到的评价:“‘文革’前的17年是一次繁荣,这是对过去文学史的一次否定;‘文革’则是对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学的一次否定;改革开放后,则是对‘文革’又一次否定,是否定之否定,最后这次否定带有质变的性质。正是在这一波一波的翻滚当中,我们的文化‘雪球’才越滚越大,现在形成了一种不可遏止的发展态势。” 作为十七大代表,二月河对当前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体会甚深:“从群众参与性到文学创作的丰富多样性,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他认为这种繁荣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创作的空前自由、群众的广泛参与、先进科技导致创作载体无限扩展、各民族间和各国家间文化相互融合产生的“杂交优势”。 “新中国成立之初基本上没有我没看过的小说,现在即使24小时不睡都看不完。”回首往昔,二月河颇为感慨:“整个60年的发展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丰富的精神食粮。”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9年8月25日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9年8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