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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虹影访谈录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赵黎明虹影 参加讨论

      赵黎明(下称赵):觉得你的小说、人生都具有一种“天然”的边缘特质?你以为如何? 虹影(下称虹):从未想过此问题。要认真想,该是从母亲那儿继续的血,她是这样一个人,认定的事,就把一切顾虑抛开做了,即使碰得头破血流。
     赵:“边缘”是不是你走向“中心”的道路?你为什么那么执著地写边缘人物?边缘人性?
      虹:不会从边缘走向中心,因为到了那儿,就无回头路可走了。因为我能呼吸到那儿的气息,听懂那儿的人的声音。他们很微小,很无辜,凭着直觉,不遵循世俗和传统地生活。边缘人性,都有点扭曲,不太常人化,多易受伤,敏感,性格都有些过份执拗。
       赵:我发现你的小说有一个母本:那就是《饥饿的女儿》,后来很多小说的主题可以说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童年记忆”在你心中、在你一生中真的那么重要吗?它对一个作家真的那么重要吗?
      虹:我在黑暗的世界里看到了光,那过程,也是我写作的源泉。童年记忆对我而言,是解开我所有作品的钥匙。我从小就看到人自杀,我们住的院子里就有不少人自杀。我看过各种各样的尸体,甚至亲眼目睹了五官流血的死。记得有一回,院子里有个姨太太自杀了。她死后还常常穿了一身白,轻飘飘地爬上我家的楼梯,到了阁楼屋顶就不见了。每回看见她,我都不害怕。我到如今还时常回忆这些往事。至于这些年来,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是怎么走出死城的,我到现在还感到奇怪。每次开始一个新的小说,我无法控制自己回到童年,那些阴影那些可怕的记忆,并未因时间的消失过去,也许一年比一年淡了,可是一旦有相关的事发生,那些记忆便扑面而来。
    赵:你的文学总是与长江有关,长江对于你的创作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再有,你的小说关注了长江上下游两个滨江城市,重庆与上海,再说说这两个城市对于你写作的特别意义?   虹:我生长在长江边上,我的父亲是长江上的一个水手,我的母亲就在长江边干苦力。我最近写了《好儿女花》,谈到母亲,也说到这条江在我命运中的重要。母亲模型对我的重要。没有她,也就没有我,包括我的语言,也是承继了她的风格,朴素简洁,别致,我还少一点她的幽默。几乎我的每一部小说都发生在河流上面。无论后来我到哪里,全国跑全球跑,我依然是长江的女儿,我始终感觉自己站在河流边上,永远是那个在江边奔跑的五岁的小女孩,希望有一个人来救我,把命运彻底的改变,我发现来救我的人,只能是我自己。
    我是长江的女儿,我睁开眼,看见的地方,也是记忆开始的地方。我大多数小说都是关于这条江的,《饥饿的女儿》和孔雀的叫喊是写长江上游的重庆包括三峡地区《K-英国情人》是写长江中游的武汉,上海三部曲是写长江下游的上海。长江上游,有非常多的巫术,小时老百姓看病一般不太爱到正规的医院去,都是请巫婆来唱念,或者是玩魔术,或者是人死了做道场,我从小的环境就是带有巫术色彩的。看到很多流浪艺人演出,像春节,家里面人也会做些魔术。我觉得魔术是一个非常让我着迷的事。长江就是一条魔江,你会发现突然它不高兴,会把一条条船吞下去全部埋葬。它如果要让你活,你怎么想死都死不了。像我的三哥他在长江里游来游去,不管多么涨大水,别人一跳下去可能就没人影了,可河水就是爱他,不会把他吞掉。因为我们在南岸,附近都是一些山,比如三块石,那里埋了死掉的人,你走进山里,会发现很多奇怪的现象,比如树跟你说话,花在你眼前一瞬间就开了,这是你心情很好。比如你心情不好,它们会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叫声。这些都跟我曾经的生活环境有关。我写重庆和上海,是因为这两座城市变幻多端,充满魔幻,像一个巨大的舞台,各种人上台表演,我只记录那最打动我的演员和演技。
       赵:写上海也把你的父母捎上,这里有一种特别的纪念?
      虹:母亲的第一个丈夫是袍哥头子。我写上海王里筱月桂,想到母亲,她是乡下姑娘,到了一个大城市,她把所有的希望寄寓到这大城市。她的命运起伏多变,一波三折。我父亲呢,故事就长了,父亲是抗战时被抓壮丁来到重庆的,重庆人叫他“下江人”。我父亲一辈子没学会说哪怕勉强过得去的重庆话,幸亏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不得不开口时才开口。开口说的是天台宁波口音,很像上海话,与重庆话就隔了千里万里。只有我能听懂父亲的话,所以做了义务翻译,由此拣了几句半通不通的上海话。父亲生前有个愿望,希望骨灰回家乡。母亲和哥姐都不肯,怕父亲的魂回了老家就回不到重庆。所以那年我从伦敦回来,兄弟姐妹一起选择了面临长江的山坡上,让他的坟朝向江水,以便他的灵魂可顺着江水去家乡探望,再顺江水回来。但是父亲的愿,我必须还。作为小说家,我却有一个多年修炼得来的移魂术:我能让我的主人公替我还父亲的愿:在上海长大——冒险上海,征服上海,败绩上海。冥冥之中,我觉得父亲会喜欢这个故事,让我代他生活在上海。
       赵:可能由于诗歌创作的潜在影响,我发现你的小说中具有比较浓厚的诗味,说说你如何把小说与所谓“诗意”结合起来的?
      虹:我现在也写诗,只是在国内没有出版而已,不过在台湾去年出版新诗集《沉静的老虎》。诗一直是我的生命,不可缺少。想起来,有诗性的语言,热衷想象,绝对与我的童年有关系。我家的堂屋,那些在夜里神出鬼没的蝙蝠,据父亲说,是医治不治之症的偏方。尤其是用电筒搭着木梯捉蝙蝠,那些月光与乌云比赛漫过天井,我父亲眼盲,他却站在黑暗中,而瓦片上有奇怪的脚步声。 再看那堂屋的墙,黑暗中全是天书般的文字,写着一个个人的过去和未来,我在这种企图读懂的过程中明白了文字的力量。
    赵:文学与性的问题。小说《K》中,对于中国道家“瑰宝”房中术,你有着出神入化的描写。你对于性的描写的重要性、它与小说审美的关系,有什么需要补充的说明吗?
      虹:欲望确实是我作品中的主题。但我所写的欲望是以女性为主体的。首先,我以为性的欲望一直是可以粉碎世界的。如果强烈的欲望最终不求解脱,一定会产生灾难。 在我的那本《K》的小说中,“性”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我以为“情人”的身分最能表达女性的本性。女人一旦为爱而受苦,而牺牲,内心的世界也就变得特别丰富。在小说里,我尽量把女性欲望写成抒情的、道家的,但其重点仍是如何从欲望解脱出来的问题。
    赵:你说过你没有刻意用女人口气去写小说。但是你的小说还是有一种女性主义的东西,总起来看,小说还是有一种“小女人”的气质,对于这个观点你怎么看待?
      虹:我不同意你的话。我也不认为应该把我归为小女人或大女人类。我是女儿身男儿心。这男儿心也并非看不起女性,而是说性别在我身上不能说明什么,一句话,我的写作该是超性别写作。我的成长过程,没有受到一个女孩子应得的呵护,我必须比男孩子更加坚强,面对许许多多人生难题。这样好。这样我一生就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女人。我是说,女人应当有权享受软弱,享受手足无措,享受被人原谅“见识短”。没有这事,我从来不期望这种奢侈。如果你把我这种人生态度,称作女权主义,那就不太妙:因为没有多少女知识分子有过那样的成长经历。而现在的女权主义,过于知识分子气。我可以说是一种前理论的女权主义者,命运预设的女权主义者,行动的女权主义者。
     赵:关于你自己的作品,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大凡小说出来后,你总要为读者做一番“主题思想”的解释。你这样做是不是存在着怕读者读不懂、或不被理解不被重视的“焦虑”?
      虹:总被误读,才会想到写一点心得。也只有《上海魔术师》做了这工作,并非每本书如此吧。
     赵:你一直在雅俗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你如何调和二者关系,达到一种最佳平衡点?   虹:台湾作家朱西宁先生生前说到我的小说,认为是雅俗共赏。我认为他在鼓励我。 我还未真正做到这点。如何雅,如何俗,这分界线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不小心可能就滑到俗里了,稍走偏一点,就掉进了前卫中。这两者,没办法时,情愿是前卫到踩地雷死了,也不肯俗到自己看不起。读者有权力读到一个好故事又有艺术性的小说。大俗大雅是一个境界。我一直在为此目的试验。
     赵:在写扭曲人性方面,我发现你和张爱玲有得一拼,你如何看待张爱玲及其小说?
      虹: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作家有她那么下得狠心写小说。我曾说她的写作是无心肠写作。好作家就该如此。
     赵:你对在当代作家中的“位次”怎么看?你对于当今评论界对于你的“待遇”怎么看?   虹:中国评论界问题大,并非对我一个人如此。我以前也参加过一些作家和作品研讨会,基本上是赞歌式批评、小圈子批评,还有就是一棍子打死的批评、不读作品的评论,可以安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的套话。一句话,“伪批评”或“缺席批评”。在给文学评奖时就更出格,始终是暗箱作业。都说海内外华人文学是一家,轮到文学奖时,却说,这人不是咱们的作家,不在评选之列。难道至今华夷有别?这样坐地划圈的奖,能超越诺贝尔奖?
      赵:你的作品在海外赢得很多读者,也获得不少大奖。对于“外面的世界”我所知有限。就你所知,海外对于你作品重视的主要原因在哪些方面?
      虹:国外的文学奖在评选标准上,对艺术性和探索性很看重。以英国布克文学奖为例,关于其评选标准,我记得最近报纸上有篇文章用半讽刺半认真的口吻说,一本书有可能得奖必须具备三点:第一,如果书出版之后媒体发表了很怪的书评,记者读不懂;第二,如果读者发现书里面有很怪的词语,读不懂,需要去查词典;第三,如果书里面有大段的与故事无关的描写,让读者读得云雾里,读不懂。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样的标准难道不是在鼓励作家在艺术上做出大胆地探索吗?他们对我的作品重视,我想作品本身有其魅力,在艺术上在结构上有它的特质,敢打破一切陈旧。更何况没有人为的那些背后操作的原因。
      赵:你追求的小说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虹:在这儿我想说一个故事,多年前,我曾读过一首波斯长诗《鸟儿的故事》,里面有一群鸟儿历经千难万苦想寻找鸟王西姆格,一路上很多的鸟放弃了,有的开了小差,有的出了意外,有的吃不了苦,停止不前的,大多数鸟都死去了,终于有三十只鸟经历艰险和苦难达到西姆格国王所在的一座山上,见到了鸟王。鸟儿最后发现他们自己就是他们想寻找的鸟王,而且西姆格就是他们中的一只,或者就是他们中一部分或全体。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
    
    原载:《小说评论》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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