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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我赶赴台北，为实验剧场“2010新点子剧展” 压轴戏《荒原》担任文学顾问。 编导者王墨林挪用艾略特传世长诗《荒原》的意象，为自己编导的作品命名。艾略特将醉生梦死、伧俗猥琐的人生喻为精神的荒原，王墨林则以荒原喻示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现实的政治生态。《荒原》可以看做是对充满浪漫激情的上世纪80年代不堪回首的追忆，也是后革命年代知识分子心有不甘的救赎仪式。 剧中两个人物柱子和阿彬，曾是80年代反体制运动中同一战壕的战友，后因政见不同，分道扬镳：一个参加了又右又独的“新潮流”，一个参加了又左又统的劳动党。只是他们所宣扬的理想都与现实政治发生极大的抵触，在革命教义轰然坍塌之后，或置身度外，或悄然身退。然而，岁月恍惚，人生多舛，当年的青春斗士，如今疾病缠身。同行者一个个远去，留下一串模糊的身影；激情四射的抗争，剩下若真若幻的记忆碎片。 美术家陈介仁将戏剧景观设计成一个由铺天盖地的废旧报纸堆砌而成的舞台装置。舞台正中靠后处是一个由钢管搭成的脚手架，上下左右堆满了破旧的纸箱和一捆捆的旧报纸。零乱的、揉皱的旧报纸堆成小山，飘洒遍地。人物就生存于其中，活动于其中。岁月淹没了无数盛世或乱世的悲欢故事，这难以计数的变成旧闻的“新闻”，只有被当成回收的废品，才有些微再利用的价值。柱子在这废纸回收场中进进出出，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像打捞遗失在历史长河中的记忆碎片般，不时剪下一片半片旧时的新闻报道或文章。没有预设的目标，没有详尽的计划，仿佛只是一种没有意义的习惯，一种消磨时光的游戏，最终都逃不脱被付之一炬的命运。难道这就是理想的归宿、历史的终结？ 值得探究的是，在这样一个脏兮兮的单一场景中，两个半老男人近两个钟头的絮絮叨叨，为什么还能打动观众？在我观看的两场演出中，当柱子和阿彬因对往事评价不同而扭打在一起，尤其是柱子慨叹“统独，统独！在我们身上到底变成了怎样的诅咒呢？”“阿彬，我打你，其实是在打自己。”每当此时，我总是听到临近观众席上的唏嘘叹息与啜泣声。观众中，有不少四五十岁的人，他们可能是当年反体制运动的参加者或同龄人，更多的是一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显然，族群严重对立，只有立场，没有对错，任何议题都无法顺利进行全社会整合的政治乱象，深深地碰触到台湾知识分子内心的某一痛点。激情的消退、思想的衰竭都不足以动摇人们的生活信心；族群情感严重撕裂，社会前景一片迷茫，才真正让人们感到锥心之痛。 与肤浅的政治宣传剧不同，《荒原》摒弃了标语口号式的意识形态语言，将台词的思辨色彩与情感经验糅合在一起。人物触景生情，回忆的碎片带着个人的体温，流荡的思绪夹杂着历史的风烟。社会的变革与历史的走向，被压缩为向左走或向右走的个人选择。期约无定，往事成空，一个时代的转向，留给这些过来人的，只是历史过客的生命浩叹！这既是《荒原》的长处，也是《荒原》的短处。长处是所有的议论都植根于个人经验，历史维度带着生命质感；短处是过分执迷于个人的得失成败，难以超脱个人格局而趋近于更为深广的社会历史。 《荒原》无疑是王墨林近年来所编导的最为成熟的作品。铺满整个实验剧场台面的废旧报纸，幽暗而明灭不定的灯光，营构了一种寥落、沉郁的氛围；诗性的台词产生一定程度的抽离作用，防止演员情感过分沉溺于其中；生命行将走到尽头的紧迫感，促使作者和他笔下的人物，更加急切，更加专注地叩问：何为人生意义？何为终极信仰？ 王墨林在谈及该剧的“创作概念”时写道：“80年代的世代过去了……乌托邦已成了一片荒原……记忆只剩下一只残臂，或一个头颅，甚而只有一片空洞的遗忘；而生命的虚空性就是从遗忘中显现出来。”柱子说：“现在我对生命一无所知，在那黑暗的心灵世界，是一片沉默。”阿彬说：“我们根本跨不过解严与戒严、新与旧、过去与现在的鸿沟……80年代的反抗记忆渐渐变成了一滩臭水，大家惟恐避之不及。” 我并不否认现实政治布满陷阱与假象，也不否认至善的乌托邦的虚幻性。我的疑问是，用一种历史悲观主义代替对玫瑰园(天堂或美好社会)的设想，在失望中麻痹自己，真的能够获得自我救赎？ 鲁迅在《野草·希望》中写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荒原”作为精神世界的象征，我希望只是一出戏的意象，而不是无所归属一代的谶语。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5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3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