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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地走“未尽的精神之路”——邵振国访谈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颜慧 参加讨论

    前不久,甘肃省作家协会召开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甘肃省新一届理事会和主席团,作家邵振国当选新一届甘肃省作协主席。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邵振国进行了采访。
    记者:作为甘肃省作协新任主席,你本人既是作家,之前也是甘肃作协的副主席,你如何看待、评价甘肃文坛的现状?
    邵振国:当下甘肃的文学发展状况,我认为是“新时期”以来最好的时候,是创作队伍年轻而可观、取得成就最高的时候。其成就和良好态势的主要标志就是“甘肃小说八骏”。以往,在人们对甘肃的审视中有一个文学事实,即甘肃诗歌比例悬殊地强于甘肃小说。在诗歌艺术的质性上我们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是高平、何来、李云鹏、老乡、林染;其二依然是老乡,老乡又做了第二次高峰的领军诗人,他引领着我们的审美目光和视野可排出这样的成就代表者的名序:老乡、古马、娜夜、高凯、叶舟、人邻、牛庆国、阳飏……但是面对这样的诗歌阵容和成就我要说的是,甘肃文坛“体裁论”的态势已经发生了令人醒目、叹为观止的变化,全国核心文学刊物上出现了一批又一批质量优异的甘肃小说,譬如《西夏咒》《豺狗子》《两个人的车站》《羊群入城》《姓黄的河流》《西口外》《河套平原》《轻柔之手》《革命切片》《天上的眼睛》《金枝夫人》等等,不可枚数。它们放在全国小说的艺术质性水准上亦属于上乘佳作。这些作品把一支强悍有力的、成果辉煌的青年作家队伍呈现于世人和读者的眼前,坚挺地站立在全国文坛前沿,他们就是叶舟、弋舟、向春、雪漠、王新军、张存学、马步升、史生荣、徐兆寿等,他们的身姿面影,足以证明甘肃的小说无愧于中国当代文学。眼下我们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以为它是一个在全国也有普遍性的问题,即缺乏对小说美学的“理论认识”和自觉,有待于探向小说地心的深处。这个问题或是以往小说家们不为看重的,也是编辑们择稿时或许不为强调的,但它却是关乎着小说的力度、生命质性及拓展其更深广的艺术天地之可能性的问题。另一点是,我们缺乏更多的青年作家向着全国文坛冲刺的能力和勇气,需要我们发掘和鼓励。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发表短篇小说《麦客》成名,到后来的《祁连人》《月牙泉》《日落复日出》及前不久出版的长篇《若有人兮》,你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
    邵振国:请原谅我直言不讳地说:我的创作状态良好而且正佳。1996年我在《文学评论》发表过一篇创作谈《通向墓地》,指出自己脚下这条蹉跎的路是通向坟墓的。它或许难以理喻,却自信而坚韧。从我发表那篇文章至今天,每年有两个中篇和一两个短篇的区区数量,艰难前行,现在我已接到编辑的通知,2011年将发表我的两个中篇《麦色》《细雨草地》和一个短篇《稼穑师道》。我是说,我为我这样晦暗、浅淡的脚步,却有着自信的光色和印迹的脚步,而感觉到走着我那条未尽的精神之路。但原谅我坦率地说,这是一个不很注重和审视“精神”二字的时期,这个时期更关注的是快感和新鲜的叙事。这个问题也就是我的“写作状态”。然而我思索的是,怎样是快感的、新鲜的,贴近我们生活的,而又是堪称精神的作品。这里有一个悖论,好作品即艺术品多不是快捷地反映当下时尚生活的作品,所谓新鲜,就是故事或立意少见,因而可读性强的。而具备了这一品质却并不等于它就是精神的,往往恰如其反。因为一般在精神层面上厚重的东西都不可能是什么“新鲜”的、“时尚性”的,它需要岁月和意识沉沉地积淀,它就不可能不带有“陈旧”相,那是岁月赋予它的颜色。我不能设想那书写了中世纪的《巴黎圣母院》能够产生于中世纪,只有19世纪末乃至更晚我们才可能听到雨果传导的那遥远的钟声,被那样一个敲钟人敲响它。它的故事也不可能有什么新鲜,因为它要符合一般的最普遍的人性及其扭曲和嬗变,那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一事物的根本性质是时尚性所不具备的。
    记者:在《若有人兮》的跋中你写道:“我很珍爱我的这部作品,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7年3月,我反复修改了四稿。我觉得它没有什么吸引人的魅力,却苦苦地书写了一个形而上层面的内容。”似乎每个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你在这部作品中最想表达的是什么?在文学样式上有什么样的尝试与突破?
    邵振国:这部小说试图书写种种人物和普遍的人群作为一个“存在”的样式和处境。我先得承认,我想写的未必我能够诉诸很得力的表现。事实上一些编辑审后问:这是写什么的,我看了两遍也没看出它有什么内容内涵。末了只能退稿。也有编辑说它是他所见到我的最好的作品。拙作主人公史淑芬,她自己也不清楚她是怎么活着的,在她一生将尽的时候她回眸自己的身影脚步,那里没有什么脚印,是的,小说中她没有任何作为,似乎她根本没存在过一样。而与她相矛盾、对立冲突的人,孙志福、马玉凤等,他们的人生感觉又如何呢?竟亦是茫无所归的样子,承受着人生赐予的看似相同的“宿命”,在“存在”这里他们倒是殊途而同归了。我就想写这个,想表达这个,给了他们一个屈原“山鬼”的意境,让他们思索自己的心绪和身影是否真的存在于那一“山阿”之中。同时我在叙述上采用了一些象征、意识流的方法,使不同时空下的内容交替呈出,并诉诸幻象,以凸显人物的心绪状态。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7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1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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