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田野史学”与涂金大字“红卫兵”
    《家国十年1966~1976》写于“文革”时代，时间跨度为10年，前半部分以记叙家庭、学校和社会为主，后半部分为进城工作和3年大学生活的所见所闻。
    日记记述了作者在10年成长的过程中，如何以一个少女的眼光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历史、荣辱和灾难。日记以小见大，以短积长，既写到了“我的家”和“我的祖国”，也浸透着个人成长一步一步的足迹。
    为了冲淡日记写作的平铺直叙，《家国十年1966~1976》以文学创作的手法，从头至尾插入了相当篇幅的“补记”，文风朴实、细腻、新颖，既有“小家”充满了人性化的有趣故事，又有“我的祖国”曲折而厚重的历史；既有对大中小城市社会风尚和各类人物的描写，又有色彩很浓、令人反思的有关政治的话题；该书另请了金春明、吴福辉、何镇邦、张颐武、王海泉等诸位名家、教授，从考证、注释、点评、夹评、夹叙等多方位屡屡进场，在社会与人文、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实的穿插中一展大家手笔，相信会给读者带去阅读的快感和收获。同时我也相信，因日记文稿的保留年限长达43年之久，其原汁原味的“田野史学”价值，也当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43年之后出版这本日记，说来话长。
    有一天，我有一搭无一搭地翻找旧物，突然翻出了一个又小又旧的日记本。于懵懵懂懂中一气呵成地读了一会儿，读着读着，我竟然开始怀疑日记的真假，因为毕竟几十年没有翻看过了，市场经济的喧嚣，早已将红卫兵时代的呐喊湮没得无影无踪，“文革”时代毕竟远矣！于是先搁置一边，过段时间再重新拾起，翻来覆去地阅读，最后确信日记的作者非己莫属。
    有一天，我突然感觉有灵感降临——书房犄角处那个最不便翻腾的旧木柜至今尚未打开过。我迅疾奔向旧木柜，结果另有4本日记安安稳稳地躺在里面，它们是红皮的、蓝皮的、黑皮的和浅粉皮的。在红皮的封面上，还刻有涂金的三个大字：“红卫兵”。
    “红卫兵”仿佛会说话，也仿佛在跟我开玩笑：“哈哈，刚刚听说你在到处寻找我们，我们已经沉睡了半个世纪了，我们早就不该睡在这里啦！”此刻，连我自己也万分惊讶——以小见长、颜色各异的5本日记跟随我43年竟然没有走失。其间，上山下乡、抽调进机关、选送上大学、分配回四平、结婚去长春、迁调进北京……在跨越了近半个世纪之后，除了1966年上半年的日记至今无法找到外，其他5本均完整无缺。
    2.历史的沉冤与英雄主义气概
    在整理汇总旧文稿的那些日子里，5本日记宛如5个稚童，它们渴望娇宠，一个胜过一个地争抢着向我的怀里扑奔。在极度兴奋的拥抱和依依不舍中，奇迹慢慢地出现了——那些看似已经忘却的岁月，一经阳光和水分的光顾，40多年前，那些早已被时间的风吹散了的生活的记忆，一时间竟飘飘忽忽、由远及近地向我走来，而且一天比一天日渐清晰。
    “文革”10年，我家住在四平地委家属住宅区，这让我认识了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一一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从稚嫩可爱的少女之心出发，我同情爱戴他们，就像同情爱戴自己的父母一样。在本书前半部分的若干章节中，当年那个仅有14岁的少女，零零散散地记叙了他们的境遇和遭遇。如今，怀抱里“娇宠万般”的它们哭着对我说，你左邻右舍的那些当权派，后来的结局千差万别，某些干部的遭遇已经酿成了历史的沉冤。例如四平地委第一书记王××，于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的凌晨，在其工作楼层的厕所内自缢身亡；监委书记罗××，作为国民党特务被批斗关押多年，获重病而去……
    “文革”结束后，很多老同志、包括上述提到的这两位含冤去世的老同志，虽然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但他们的家眷，比起那些熬过了寒冬、重新恢复领导岗位的干部们的眷亲来说，在各个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曾回家住了些日子，有机会走访并帮助过左邻右舍蒙难干部的夫人及子女，当时他们极为困难的生存状况令我惊诧不已。
    自1968年10月以后，全国所有的初、高中毕业生，分配去向一律为上山下乡，奔赴农村广阔天地。在之后的若干年中，历届中学生的毕业分配，仍依此政策而行，连续数年持续不衰。
    当年，为了实践心中的理想和信仰，十六七岁的我们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献身农村，战天斗地，不怕苦不叫累，克己奉公，舍己为人，在精神领域始终洋溢着一种崇高的集体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气概。
    写出以上这段话，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空谈什么理想和奋斗。我是想说，对于知青生活，我们确实经历过、体验过，我个人也曾登上讲台讲用过。直至今日，每每涉及知青话题，依然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迷茫笼罩心头，即不知该如何评价这一段不寻常的人生经历。纵观左右，自己后来混得还可以，但有不少的知青朋友，他们后来的境况因受到学历、知识面等方方面面的限制，一应被称为“时代的牺牲品”。
    若干年来，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褒贬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管怎么说，它毕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之一。作为“时代的牺牲品”，我本应为之抱憾、抱怨、抱恨，可每每环视“知青经纬”，却禁不住上涌一种丰富而激越的思想的火花。
    2006年12月，我第二次回访了“战天斗地”的故乡——梨树县喇嘛甸公社王家园子大队第二小队。为了迎接我，乡里特地组织起一个秧歌队，借用一位农民兄弟的话说：“为了欢迎老知青回家，一大早，秧歌队就开始化妆了，里面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老爷子和老太太，个个像过节似的浓妆艳抹，敲锣打鼓……”又据一位乡干部介绍：“今天，天刚蒙蒙亮，我们便接到通知，听说你要来，饲养员就手放倒了一头小笨猪……”
    农民朋友的真挚与朴实，让我久久激动不已。
    3.说说母亲
    2003年9月，《红色少女日记》出版后，母亲和大姨夫这两个人物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反馈回来的信息令我感动。为此，在《家国十年1966~1976》一书中，作者增添了多篇补记，尤其充实了母亲和大姨夫的内容。如补记5：“人前一站比谁都低”，细腻地描述了大姨夫的性格、为人处事的眼光和特点；补记13：“母亲和她的三闺女”，写出了人间的舐犊之爱以及母女情深和心心相印，读后让人抚卷感叹和回味绵长，但愿广大读者能喜欢。
    母亲去世于2001年1月。每一年的清明祭扫，我都泪流满面，啜泣不已。那些年家里多达11口人，在她那曾经丰满的羽翼之下，她把自己无私的爱给予了家中的每一个成员，同时也尽己所能，给予了老家所有她曾经接触过的亲友和奶娘，以及一起出生入死、抗击日寇的老党员，给予了她曾经挚爱的同事、部属和老上级。
    母亲从离休到临终，时间跨度长达15年之久。令人惊讶的是，在为母亲送行的那个上午，上至四平地委的老书记，下至厂矿企业的干部和职工，聚棺泣别者多至千人。伴随低沉的哀乐声，人们缓缓地经由她的遗体，时间长达近1个小时。由于人力、物力和路途的关系，我们没有给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城市、乡村发去唁函，否则送行的场面更会因气氛悲切而摇撼人心。
    4.很聪明很有特点的小姑娘
    在此书出版之前，经多方打听，有一天我给中学的数学教师刘老师打通了电话。我先说出自己的名字，然后讲到出版《家国十年1966~1976》的初衷。远在上海的刘老师说：“张新蚕啊？我教过的学生，我怎么会不记得？！当年你是一个很聪明很有特点的小姑娘……我今年75岁了，已退休在家，每月有退休金，身体也还可以吧……”听后，我激动万分，刘老师他还活着！他居然还记得我！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刘老师是南方人，出身不好，父亲是上海一带的大资本家。刘老师的长相与众不同，他个头不高，脑袋却很大，要比平常人大出许多。虽然他由南方调至北方，不过是给中学生们上数学课，但听说他经常在国内知名的数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在国内数学界颇具知名度。
    刘老师不仅数学出类拔萃，音乐、语文、英文同样呱呱叫。当时他正值青壮年，才华横溢，精力旺盛，周日或放学以后，他有兴趣、也有精力教一位地区专员的女儿学习手风琴。他教得不错，而且就在学校广场进行，不怕任何人说三道四。有时候他自作主张，悄悄地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语文和英语老师上课。到了下午自习的时候，他能给学生们同时辅导三门课程，渐渐在学生中拥有了不少的崇拜者，后期学生们嚷嚷着要听他讲语文、讲英语，引发这两个科目的教师大为不满。
    1966年6月至1968年10月，在两年的时间里，中学生们破四旧，立四新，停课闹革命，揭批校领导，揪斗“牛鬼蛇神”。运动一来，刘老师便不再是才子和可敬的数学老师，而成了阶级敌人和革命队伍中的异己分子，遭至残酷斗争和备受折磨的体罚，所以当我得知他还活着，不禁佩服他的心胸和体能，比起那位自杀了的地委第一书记，刘老师显然要幸运得多。1966年9月12日的那篇日记扼要地描述了学生们批斗刘老师的场景，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5.红墙内外及“文革”风云人物
    《家国十年1966~1976》涉及人物众多，里面有我的至爱至亲，有我熟悉的农村社员和知青同学，有全国劳动模范和社会名家，有红墙内领袖的后代、秘书及卫士长，有“文革”中的风云人物聂元梓和蒯大富，有大将粟裕及夫人楚青，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文强、沈醉……在写作中，我频频与这些人物对接，奋力捕捉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我通宵达旦，沉浸其中难以自拔，于是一个又一个感人的故事便由此产生出来。
    在1967年9月15日的这篇日记里，读者可以看到，作为一名15岁的女红卫兵，作者曾用手中的笔做刀枪，猛烈炮轰了刘少奇和王光美。若干年后，正是这位增添了根根白发的女红卫兵，在北京又不遗余力地约见红墙内外的大量人物，包括拜访前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在拜访中，作者用心记录、收集每一个人的资料，提笔叙说他们的今与昔，尤其用心记叙了与王光美、李讷、李银桥、聂元梓、蒯大富、文强、沈醉等人会面的内心感受，以及光美老人为贫穷母亲们奉献爱心的高尚情操。
    值得一提的是，十几年来，《家国十年1966~1976》的作者一直没有放弃跟踪、研究当年叱咤风云的5位学生领袖。他们是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在《聂元梓的今与昔》和《蒯大富的今与昔》这两篇文章中，读者可以了解到他们以往的经历和现今的生存状况。
    聂元梓有幸在63岁那年保外就医，两年后获假释，现年88岁，是5位学生领袖中至今仍健在的惟一女性，现居住在北京；另外三位男性学生领袖，均有幸存活下来，获释后不仅组建了新的家庭，也养育了自己的亲生儿女。蒯大富、韩爱晶目前在深圳居住，王大宾居住在成都。
    以上所述方方面面的人物，凡有兴趣的读者，可通过浏览本书目录、查找相对应的“补记”，便可满足阅读的需要。
    与本书的内容相呼应，书中放有照片、图片数百张，其中有一部分照片已珍藏了数十年之久，得之不易，珍贵异常，但愿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此，我要真诚地感谢我的好朋友们对写作《家国十年1966~1976》所给予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一并向朋友们深表谢忱！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1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2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