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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看话剧《农奴泪》

http://www.newdu.com 2017-10-30 中国文学网 刘彦君 参加讨论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话剧演出。没有专业的剧场,演出场所就设在村委会广场的中央;观众们或坐在临时摆放的长凳上,或席地而坐,那些没有地方坐下的人,就比肩接踵地站着看;没有专业的舞台,舞台就是一辆简陋的流动舞台车,上面是用布幔围成的演出空间;没有专业演员,26位演出者全部是村里的藏族农民,脱下干活时穿的服装就上了排练场;没有专业的演出服装,演员身上的服饰多是从爷爷奶奶的旧衣箱里翻出来的;没有专门的道具,包括镰刀、背篓、油壶等等在内的舞台用品,多是演员从自己家里带来的;甚至,没有事先准备好的专业剧本,据说脚本来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曾在西藏各地广泛上演的《赤来多吉三代六口人的故事》,但剧本已不慎丢失。这次演出是村里几个老人根据回忆,重新拉出的故事梗概。
    但是,这台由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克松村的藏族村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业余话剧”,却丝毫没有影响演员们和观众们的观演热情。甚至,这一跨越了专业化演出的戏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而获得了更为饱满、旺盛的生命力量。《农奴泪》的排演是由克松村64岁的白玛云旦老人和村里其他几个差不多年纪的老人一起筹划的。演出人员中年纪最小的16岁,最大的42岁,全部来自这个村庄。尽管枯燥的走台、对词,让习惯了劳作的村民们有些陌生,但没有人叫过苦。他们夜以继日,从早到晚的排练热情中夹杂着从父辈那里汲取的情感。扮演赤来多吉的白玛扎西说起排练的事激情澎湃。当得知自己被确定为主角时,他开始很担心,害怕演不好。好在岳父岳母当年都参加过这部戏的排练,他虚心向老人请教,进步很快。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买来电影《农奴》的光盘,看了一遍又一遍,一招一式地模仿学习,直到把主人公的形象化为自己的言行举止。饰演贵族的久美司卡经历着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的表演体验。在排练时间里,他每天七点就起床,除了每天早晨九点到下午六点的规定排练时间外,他自己在家也经常练习,嗓子哑了就含上一颗喉片继续排练。全剧中,管家的戏份、台词是最多的,也是最难扮演的一个角色。饰演管家的普布多吉把每句台词每天至少要背十五遍,白天练,晚上练,就连睡觉说梦话也在说台词。
    与参演热情相比,观众们的观看热情显得更为高涨。观看现场披着节日盛装,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无数面彩旗、横幅挂满了街道两旁。藏民们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孩子们的胸前佩戴着鲜艳的红领巾。他们三三两两地围坐在一起。在整个演出过程中,他们的表情跟着戏中人物的命运一起行进。当看到食不饱肚、衣不掩体的农奴们手脚戴着镣铐,不分日夜地劳动,却不时挨骂被打时,他们哭在一起,当看到解放军解救了这些农奴,让他们过上好日子时,他们笑在了一起。克松村今年82岁的西洛老人看完戏,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快解放时他也是农奴,他的父亲没有过一天“人”的生活,被农奴主当成会说话的工具,从一家卖到另一家,父亲先后被卖过6次。有时做事稍有不慎就会遭到鞭笞毒打,父亲最后也就因为这些原因早早去世。他说:“剧中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这让我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已有一把年纪的村民仲多老人和许多观众一样,看演出时不停地擦拭满脸的泪水。仲多老人说,“话剧里演的是旧社会我父母那一代奴隶最为悲惨的苦难生活经历。我比父母幸运的是,当我开始长大的时候赶上了民主改革,逐渐过上了越来越好的生活。”看演出时泪留满面的,还有许多年轻的学生。山南地区职业技术学校高二学生白玛卓嘎说,不仅是他,还有他身边许多许多的同学都流泪了。可以说,这一活动,见证着一个时代的变迁,也见证着一个民族的成长。
    这种台上台下群情振奋、交流互动、共同创造的演出效应,让我们看到了,当话剧由“小众艺术”重新回到“大众艺术”中,当这种戏剧演出活动被置于更加广阔的社会感知系统中时,是多么受欢迎!是多么富有魅力!那是话剧独有的、其他艺术形式难以取代的艺术魅力!而且,它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戏剧从业者所孜孜以求的那种剧场效果,那种互动式的观演关系,不一定非要在专业化的演出过程中才能发生。戏剧可以是专业化的艺术形式,也可以是非专业化的群众活动。况且,这种非专业化的演出活动,也许更能体现出戏剧的意义。因为,戏剧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仅仅是仅供观赏的艺术形式,而且是对社会方方面面都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实践活动。
    这一剧目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创作”与演员、与观众个人“生存状态”之间的切近关系。这种创作方式,与此前我们习以为常的话剧常规式创作状况是截然不同的。它以对历史现场和生活现场的逼近和浸入姿态,真实而质朴地记录了西藏人民在民主改革前农奴制度下艰辛、悲惨的生活景象,并在这种记录中。也许,恰恰是这一作品在人物刻画、情节设计,乃至舞台呈现等方面的业余化性质,突出了生活的质感,拉近了作品与观演者之间的距离,极大程度地还原了那段野蛮历史的现场感和原生状态,使人们无法把它当做一个戏剧来看待,来欣赏,而是在对这一艺术媒介所营造的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的认同中,跟着它走进那个人类历史上最残忍也最灭绝人性的“农奴制”时代,走进一个民族肉体和内心的双重创痛之中。
    强化,或者说拉近了这种关系的是情感。“如果再不把这部话剧排出来,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就会感到非常遗憾。”这部作品的主创白玛云旦的慷慨陈词中,有一种感动在翻腾着,这是亲身经历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个中人才能产生的热望。“我的爷爷是奴隶,受尽了苦,民主改革后,成为了村里的积极分子,第一批加入了共产党,还参加了话剧《赤来多吉三代六口人的故事》的演出,成了村里乃至整个西藏由农牧民自编自导自演话剧的人,我为他感到高兴和自豪。”扮演贵族的久美色格如是说,话里话外铺溢着几代人细水长流般的情怀。“看这出戏,像是在体验爷爷奶奶等祖辈们真实的生活”,昌都完全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德吉这样表达着自己的观感。或许,正是这种演者和观者同根同族的血脉情感,给了这个戏以鲜明的定位和特色。因而,当那段熟悉的旋律响起,当那首熟悉的歌曲“喜马拉雅山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也有边,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回荡在演出场所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人们才会真切地体验到阴霾被阳光撕裂的过程,从而真诚地融入这种巨大的炽热的集体的情感之中。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原载: 《 光明日报 》( 2011年06月10日 14 版)
    
    原载:《光明日报》(2011年06月10日14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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