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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话剧院最近上演了罗大军改编自张爱玲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同名话剧，这次改编因其具有的独创性而引起了本人对其进行评述的兴趣，本文不是一次对其成功与否的简单评价，而是想针对这次改编，探讨一下文本语义的潜能及对潜能进行的有效解释和挖掘。 从语义到语境的过程 文学作品尤其是名著的改编问题，始终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对文学文本的“忠实”程度似乎是改编是否成功的唯一参照系，而对“忠实”的理解却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于是文学名著变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如果想吃，就要冒被烫着的风险。 事实上，面对丰富的艺术现象，理论的作用不在于寻找一种唯一正确的结论，而在于拓展一种相互延伸的思维，沃尔夫冈·韦尔施说：“思想体系具有论战的意义，而不具有澄清问题的意义”，没有人能对历史现象提供出一种准确无误的唯一的逻辑，因此，理论所要解决的是角度问题，而不是答案。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文学名著的改编问题，应该抱有更宽广的视角和更深入的努力。由文学名著向舞台剧的改编，应该是一次由语义向语境的转换。语义是指文学文本的文字意义，语境则是指这些文字意义的相互关系。语义是文本的原始叙事，语境则是对叙事的结构性解释。语境承担着对语义潜能的发现和再结构，通过这种再结构对语义进行多层次的重组和解释。 对文学作品的任何一次改编，都是一次接受与阐释的过程。传统解释学的观点认为，任何的阐释活动都应以文本为中心，以寻找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和文学范式作为阐释和解读的唯一目的，解释过程只是一次对文学作品的客观研究过程。而现代接受美学恰恰反对了这种唯作品中心的论断，接受美学认为，任何的阐释活动，都是以接受者与作品的互动关系为出发点的，文本不再是客体存在，文本存在于解释者的主观之中，对文本的解读是一次主动又主观的历程，不存在唯一客观的文本，只存在解释过程中被接受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作品的改编是一次由文本语义向当下效应语境的转变和展示过程，这种改编不是为了寻求文本的“独一无二”的结构和“单一确定”的意义，而是为了寻求文本与现代读者（观众）的相互关系。当代的语境，是一种切合当代接受者审美需求的语境，是一种与当代哲学思考和表述方式相呼应的语境，文本的语义被当代的改编者进行当代的思维转换，才具有了现时改编的意义，改编必然是现时性的，而不可能是共时性的。共时性的永恒意义追求已经被后现代主义哲学彻底解构了。 张爱玲文本的语义潜能 张爱玲的作品如同张爱玲其人，貌似冷峻尖峭，娓娓调侃，精致到如同欣赏风景般从容和漠然，不急不促，不露声色，但是，其骨子里却透着极大的主观性和指向性。这种主观性和指向性，被张爱玲叙事风格的淡定遮掩着，而这正是张氏文本语义的潜质所在。 张爱玲从不用第一人称叙事，似乎生怕“我”的存在打扰了她讲别家事的自在和戏谑，可是她却以她不动声色的“在场”控制着她对人物的评判，张爱玲的视角在她的故事中无处不在，尽管她从不以“我”的方式笨拙地露脸。无论是白玫瑰之白，还是红玫瑰之艳，并不是佟振保对女人的判决，而是张爱玲对女人的决绝的涂色，唯有这种决绝的单色的涂染，才能把女人枝枝蔓蔓遮盖下的本质的根系勾勒出来。张爱玲的这种“精神的在场”正是改编者在改编过程中所要始终贯彻的，忠实原著不是战战兢兢于原著的表层结构，而是要忠实原著的精神内核。 除了主观性这一语义潜质外，张爱玲的作品还表现出叙事的多元视角。她不以一个人物的视角贯穿整个故事，而是每个人物都各具自己的视角。佟振保以他的视角选择着他的人生，红玫瑰以她的执著还是要往前闯，白玫瑰则以她的可怜巴巴的窥视顽强地证明着她的存在。甚至对外部景物的比兴，都是每个人物各自视野里的变形的景物。正是这种多元的视角并存，使得张爱玲作品的改编具有了极具张力的后现代语境潜能。 罗大军的后现代语境 罗大军改编的《红玫瑰与白玫瑰》，极其准确地把握了张爱玲文本的语义潜能，他通过每个人物的一分为二的处理，巧妙而又有效地把多元视角一条一缕地铺陈在舞台上，每个人物复杂的内心和双面性人格被清晰地外化了，而这种外化又是如此强有力地印证了张爱玲文本的本意。通过人物的一分为二的外化，“精神的在场”找到了它实实在在的“在场”空间和表达力度，于是一种被深埋的悲伤豁然迸发出来，禁锢于躯壳内的冲撞赤条条破壳而出。张爱玲对人性的哀叹被密集地奏响，轰轰然铺天盖地，直逼心灵深处。 这种把人物一分为二的语境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语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后现代主义成了杂乱、无序、随意性拼凑的借口，似乎后现代主义成了一种混乱的主张，而《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改编，为成熟的后现代理念提供了一种实验方向，正因为如此，《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上演具有了某种理论延展的特殊意义。 后现代主张的核心概念是多元主义，而多元并存常常会造成一种拼凑和无序倾向，多元并存的“整体性”问题一直是后现代创作实践的难题。在后现代创作中，整体性不是一个支配一切局部的主导力量，也不是一种最终的形式，而是一种方向，一种以开放的结构向整体的方向进行实现的努力。 《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上演，很好地解决了多元的后现代语境向整体的方向进行的实现，一种开放性的实现，而不是多种语境的相互损失和占有，以求得一种封闭的结论。人物的一分为二，强化着各个侧面的合理性，不用去通过否定一个侧面来证明另一面，不用通过不断的否定丧失事物的多面性，即使最终必须做出选择，也是在充分重视另一面的存在的前提下向整体性求得平衡。没有唯一的形式，没有唯一的理念，因为生命的历程本来就没有最终的答案。振保可以把他感性的自己扼杀掉，但是这只是他的一种一厢情愿的努力，因为只要他活着，他的鲜活的感性、奔放的激情，都会像蛇一般盘踞在他心底。娇蕊没有放弃她的“每一寸每一寸都是活的”热情，因为她要为“不只是男人”的一些东西继续鲜活着。烟鹏不光是“笼统的白”，就是她的一双哀恳模样的绣花鞋，也足以击垮男人蔑视她的心。 生命以怎样丰富的状态存在，后现代主义者就将以怎样丰富的样式去捍卫。需要强调的是，黑格尔的“精神的今天的在场”理念，应该是文学作品改编中极力提倡的，因为只有“今天精神的在场”，才有昨天作品的今天。罗大军先生实践着这一点。 罗大军先生以一种后现代的视角重新解读着张爱玲，他让张爱玲的深刻具有了一种生命本质得以外化的力度，正是这种力度，强化了张爱玲作品的超越时代的潜能，也使得张爱玲活在了今天的语境中。 原载：《中国艺术报》2011-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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