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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陕西岐山人，就是《封神演义》“凤鸣岐山”的地方。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给我的名片上赫然出现“沈阳某某区岐山路”，大连好像也有岐山路，日本有岐阜市，据说日本战国时的名将织田信长仰慕中国历史上的周文王、周武王的文治武功，便把日本“井口”取名岐阜。“岐”与“姬”，古音相通，姬姓的周部落转战大半个北方，一路翻山越岭，翻越的最后一座山就是岐山。山下一片沃野，是大西北干旱高原与沙漠瀚海伸向内陆的第一块绿洲，古代所谓天府之国实际指的是关中平原。当时周人落脚的岐山仅仅是八百里秦川的一角，就已经让周人感激不尽了。以部族姓氏命名一个地方，土地与生命连在一起，有点血亲的意思。据岑仲勉先生考证，周人来自塔里木盆地，在塔里木河两岸就开始了原始农业，大西北其他部落游牧的时候，他们最早走下马背，成为定居的农业民族，部落战争迫使他们四处飘荡，塔里木盆地的绿洲生活成为美好的记忆。这种记忆延续了多少年不得而知，直到古公亶父率周人落脚岐山，筑屋建城，真正完成了从游牧到农业的转变。以前的后稷教民稼穑，后稷的母亲姜嫄踩“巨人”大脚印不婚而孕，公刘由邰迁邠，很想定居，很想有房子住，形势所迫，只能漂泊四野。古人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公刘，刘者流，带大伙流浪，大伙就这么称呼自己的首领，公刘不生气，《诗经》公刘篇赞美他：“笃公刘”。这是一忠厚长者。 公刘的几世后代古公亶父结束了流浪生涯，翻越的那座山也很有意思，山顶分岔，形如箭括，叫箭括岭，往下就是一马平川的渭河平原。箭括岭相连的山叫崛(音ku)山，估计周人当时疲惫不堪，绝望至极，妇女孩子哭声直冲云霄。古公亶父就像《圣经》里的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过红海奔迦南地一样，古公亶父鼓励大家再加一把劲，崛山与箭括就几公里嘛。古公亶父那种自信估计来自苍天，他只能赖天之力了，后来的成吉思汗每临绝境就上不儿罕山，摘下腰带，祈求长生天襄助。古父亶父压根儿就不知道几里之外就是大山的极限，不能用简单的信念，而应该是信仰。信仰有宗教色彩，与因果律无关，与逻辑推理无关；信仰的最佳状态应该是垂下头，心开始上升，一颗冉冉升起的心是充满灵气的，不断地回落、不断地上升。太阳不就是苍茫宇宙间的一颗心灵吗？太阳的升降与人心的起伏如此相近，古公亶父之后数百年文王姬昌被纣王关进地牢，身陷绝境，其心境应该与他的祖先后稷、公刘、古公亶父是一样的。文王迈出了可贵的一步，人心与世道的潮起潮落已经有了某种规律，可以推演，可以诉诸文字；文王之前就有伏羲演八卦，有《连山》《归藏》，文王集大成而为《周易》。古人从信天开始信人，真正的人文精神应该从文王开始，孔子“郁郁乎吾从周”是有道理的。 古公亶父终于走完了崛山到箭括岭的那几里路，那是群山与沃野交界的地方，也是天与人交界的地方。人对天依赖到极点，人也绝望到了极点，人开始相信自己，山下的平原正好是安放身体与心灵的最美好的家园。家在中国人潜意识里有浓烈的宗教色彩，相当于西方的住宅与教堂的结合。古公亶父最早让我们有了家的意识，是把家提升到宗教与审美的境界。有《诗经》为证。《诗经》里的《生民》《绵》《皇矣》《公刘》就是周人的民族史诗，后来我在天山脚下读《江格尔》《玛纳斯》，听江格尔齐玛纳斯齐阿肯弹唱，我就想起故乡岐山，就想起《诗经》有关周人的诗句。闻一多先生把那个时代称为“中国人歌唱的时代”。那个时代歌舞是一种全民的生活方式，今天的天山南北还保留着人类古老的歌舞方式，我这个周人之后在天山脚下遥想伟大的祖先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脑子又没进水，我又不是痴呆儿。古公亶父在岐山脚下原野上挖穴筑屋，已经不是山顶洞人蓝田人的屋宇了，已经不是周部落流于荒野的帐篷了，乡党们无限敬仰地称这个伟大的首领为“公”，为“父”，其意义远远超过后来的“朕”“孤”“寡人”“王”“天子”“皇帝”，古公亶父近于佛陀、亚伯拉罕、耶稣基督、穆罕默德这些充满信仰的真正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我相信岑仲勉的判断：周人来自塔里木盆地。清朝末年，神州陆沉，江山破碎，那么多西方探险家云集西域，当时有个说法：塔里木盆地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西域对古代的中国人来说就是昆仑神话，就是周穆王会西王母，就是一部《山海经》，就是母亲河黄河的河源之地。古人以为昆仑山流下来的叶儿羌河汇入塔里木河，潜大漠又从青海冒出来。从现代地理学上考证没有实际意义，更多的应该是文化上的意义，这种神话思维早已成为中国古文化的一部分。 张骞通西域的最大贡献应该是葡萄、石榴、西瓜、苜蓿这些西域植物流入中原，受惠最大的应该是关中平原。今天关中临潼的大片石榴早已成为当地的土特产。唐长安远远超出周秦汉这些王朝，胡乐胡服以至饮食，基本上是农牧业的完美结合。唐代西域以长安为核心向外辐射，长安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佛教完全本土化，儒道释共同构成传统文化。基督教传入长安，原告林有圣教序碑。伊斯兰创立之初，穆罕默德就说：“学问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古长安就有化觉寺保存至今。后来的乌鲁木齐伊犁的清真大寺就有陕西大寺。清末流落在中亚的陕西回民即东干人，一定要寻找跟关中一样的地方落脚，他们在西天山托克马即楚河流域当年李白出生的古碎叶城附近找到了近似关中平原的地方。李白在那里度过了金色童年。李白那么迷恋长安，关中与那个遥远的中亚绿洲对李白来说都有一种难以割舍的家园意识，离开长安他就呼天抢地：“欲上太行雪满山，欲渡黄河冰塞川，行路难”。另一首诗中：“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永远在路上，永恒的家园意识。千年以后，马勒以这首诗写成《大地之歌》。这种遥远的知音应该是文学永恒的话题。 古代关中，从周人开始，到汉到唐，唐的皇族都是胡汉混血，南北朝五代北方长城外的游牧民族纷纷南下，首选的圣地就是关中，就是长安。关中就像一个大熔炉，把各个民族不同的血液文化风俗熔炼提升，创造出一个个生命的奇迹，也只有希腊罗马可以与之媲美。我的故乡岐山是周的宗祠所在，与岐山西邻的凤翔则是秦兴起的宝地；如果周相当于希腊的话，秦就是武功盖世的罗马，而岐山东邻的扶风、法门寺珍藏着佛祖舍利。周人当年绝处逢生的崛山，竟然与当年释迦牟尼成佛的地名一样，即耆阇崛山。五代后长安衰败了，中国的中心东移，但文化意义上的长安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机。关学代表是张载。秦腔的众多名家如魏长生是四川人，还有众多的河南人、山东人都成为秦腔名角。后来的长安画派，领军人物石鲁四川人，赵望云河北人，何海霞满族人。长安是大气的，关中沃野的精神内涵就是海纳百川、大造化、大气象。 1986 年我大学毕业留校一年后，悄然西行，在伊犁听到关中方言，在十二木卡姆中听到秦腔的旋律。1995 年底我离开新疆前，重庆的赵晓玲老师在信中问我为何寄身西域，我才发现我的祖父抗战时在蒙古草原8 年，父亲在青藏高原6 年，我在天山近10 年。我在天山脚下曾写过十几部中篇，大都写陕西农村与校园。离开新疆，回到小城宝鸡，才开始写大漠往事。西域太大了，大得让人无话可说，有一种大风灭烛的感觉。夹在群山与高原之间的关中盆地，就像一个大帐篷；距离产生美，忘掉了该忘的，记下了该记的。数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西域有大美，愈写愈觉我辈之笨拙。先写容易的，太珍贵的留下来，早写会糟蹋这些故人故事。《生命树》应该是一块大料，我把这块料置于长安与天山之间，也就是丝绸之路上。一棵大树必须有发达的根系，跟胡杨种子一样穿越沙漠群山寻找河岸。我出生在农民家里，小时曾持利斧尽砍黄土高原深沟大壑的野树当柴火，印象最深的是枣树的根，跟绳索一样十几丈长，从悬崖上拉下一根就能扎一捆。后来在天山大漠，胡杨的根，给人感觉把地球都裹进去了。80℃高温要活下去只能拼命扎根，也就是天山——祁连山——秦岭的长度了，也就是丝绸之路的长度了；古老坚韧华美，粗犷中又细腻无比。胡杨幼时为柳长大为杨，人称异叶杨。《生命树》写了一批西部女性，对我来讲也是头一次大笔写女人。“天山系列”长篇《西去的骑手》写英雄与马，《大河》写熊与女人，但女人不多，《乌尔禾》写少年与羊，这次写到了女人与树。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09日 原载：《文艺报》2011年05月0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