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先申明，这个标题有些套用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我在暧昧的日本》。这可能只说明一个问题：作家的创作与他的生存环境相关。 云南这个环境本来与我的生活无关，但20多年前我从四川来到云南，在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应该说就爱上了它。那是一种朦胧固执的爱，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小伙子爱上了邻家的漂亮姑娘，并不知道该怎样去爱，只是因为人家身上具有一种神秘的魅力。 我决定到云南工作生活，源自于一个文科大学生的作家梦。在上世纪80年代那个单纯的时代里，作家绝对是一个让人敬仰的职业，好像没有比当一个作家更让人感到自豪的了。那时候的万元户已经牛得不行，但人们看他们时总是一种鄙夷的眼光，而官员也不像现在这样趾高气扬。那时的作家就像当下演艺界的“超男超女”一样受人追捧。因此，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的科班文青，不去当作家，简直天理不容。 但我希望当那样一种类型的作家，譬如海明威，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忽而在非洲打猎漫游，忽而又在西班牙打仗斗牛，老了又在加勒比海隐居钓鱼。中国的作家当然没有那样多的自由和勇气，但云南似乎提供了某种浪漫神奇的可能，至少比我待在家乡四川强。 就这样，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地域跨越。我认为没有跨越的人是不会有太大出息的，不管你是在哪个方面作出的跨越，你总得迈出那关键的一步、与众不同的一步，不论是在月球上走出的第一步，还是独自背上行囊离开家门。 那关键的一步可能就是我们常言所说的人生转折点吧。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转折点，或改变了命运，或重新认识了生活，换了一种活法。尽管人生没有假设，但人活到一定岁数，经历了更多的磨砺，总会难免在夜深人静时想：如果当初我不这样，会不会比现在更好？比如我也会扪心自问：这辈子不选择当一个写作者的话，是否会活得更轰轰烈烈？云南的文化资源虽然很丰厚，但它的文化环境却一直不尽如人意，如果你去某个文化中心或经济中心地区，是否就更如鱼得水？当然也会设想：是否会活得更惨、更不尽如人意？你去经商，但是失败了；你去当一名公务员，又时常哀叹自己丢了专业…… 在云南的20多年我几乎只做成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写作；我也只算是初步实现了一个梦想，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我越来越坚信：上帝让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来当一名作家的，尽管它已经不是当初梦想中的场景了，尽管作为一名身处边地的作家，你得付出更多，并面临更大的挑战和困难。 其实人只能根据自己的当下状况作出评判：你做过的事情怎样，你将要做的事情又是否符合当初的理想。人在江湖，可能只有最原初的理想才是最单纯美好的，就像你的初恋恋人。你这一生可能爱过很多人，但初恋总是最难忘。爱一个人如此，爱一桩事业大约也概莫能外。 因此，眼下我只有庆幸，庆幸自己当初对这一个地方的选择，更庆幸在这个文化多元的地域对文学的坚守。除此以外，我不能再对这片收养了我的土地回报更多。至今我也认为，还有关键的一步我幸运地走对了，那就是作为一个只拥有汉文化背景的汉人，我完成了一次文化跨越，走向了灿烂多元的民族文化。云南有藏族、纳西族、彝族、哈尼族等众多少数民族，它为一个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盛宴，一个如饥似渴的写作者怎能拒绝呢？ 我不是一个待在书房或者定居在一座城市就可以写作的作家。在2000年以前，我也曾经在这样的状态中写过，但似乎都在重复别人，更重复自己。我没有那种从一滴水就可以观测到大海的睿智头脑，我需要投身到大海中，才感受得到海洋的广袤壮观、海浪的潮起潮涌。更何况，我已经站在海洋一样博大宏阔的民族文化里了，焉有不下海畅游之理？ 感谢这些博大精深而又充满神奇魅力的民族文化，它们为一个写作者提供了广阔丰沛的文学土壤，也为作家提供了想象力飞升的平台。这是一片多元文化并存的大地，多种民族、多种信仰在一个发现者眼前像万花筒般呈现。我看到的是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信仰和信仰的砥砺和坚守，我知道这很精彩灿烂，是一片文学的沃土富矿。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讲，他的发现和诠释既应该具有文学意义，又必须尊重并敬畏那片土地的历史与文化。在云南这片神奇瑰丽的土地上，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旅行者，我为肩负自己的文学使命而来，我渴望被一种文化滋养，甚至被它改变。 惟一的途径便是虚心下来，像一个谦卑的朝圣者那样，走上那条探寻与发现之路。这些民族文化对于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我可以用心去感悟。在村庄和雪山下，在寺庙和教堂里，在青稞酒的浓烈和酥油茶的浓香中，在歌声与诵经声中慢慢体味他们的魅力。记得我刚进藏区时，和一群新认识的康巴兄弟喝酒，一般的结局是我醉倒在桌子下，他们还在唱歌跳舞，现在我能自豪地说，我可以和他们一起歌唱、一起醉倒在桌子下了。当我学会像藏族人那样把一座圣洁的雪山视为神山时，当我能理解并尊重一个村庄的习俗和村人们日常生活中彰显的信仰力量时，我方觉得我正在走近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说、神界与现实。 在我们的民族大家庭里，每一个民族——哪怕他人口再少——都是一部大书，都有自己的文化生态体系和文化传承方式，也就是说，都有文学能够滋生的土壤。遗憾的是，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认识能力太有限；更遗憾的是在这个市场经济无孔不入、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的时代，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仿佛在一夜之间踪迹全无。现在云南的不少民族地区，如果不是赶上民族节庆的话，你就既看不到它的文化传承路径，也看不到它的体系特征，甚至连民族服饰、民族歌舞这些最外在最简单的文化元素都看不到。只有到了他们的节庆时，你才能看到祭司、巫舞、祭祀、人格化的神祇、人和神的欢乐等等人类童真年代的元素，你才能看到寨神、树神、水神、火神、田神、兽神、土地神等这些隐匿在老人们的传世歌谣深处的神祇。这个时候，你才意识到它们原来一直离我们很近很近，而这个民族似乎也活回来了，民族文化传承其实并没有丢。这就像只有在过年和中秋的时候，我们才特别强烈地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感。 面对时光的冲洗，面对历史的车轮，一个作家其实也很无奈。我一向认为，作家创作精力最旺盛的阶段，也许就只有十年八年的，这就像一个运动员有他出成绩的黄金时期，过了那个阶段，他跑不快也跳不高了。我认为作家其实也一样，不可能永远都处在巅峰状态，状态不在了，你打鸡血针也不顶用。这是生命规律，也是创作规律，我们大家都得尊重。我为自己感到庆幸，用自己最充满勇气和创作激情的十多年做了一桩有意义的工作，把“藏地三部曲”奉献给我的读者，供奉给这片神奇的土地。这就算是一次人生的感恩吧，因为面对雄浑壮阔的莽莽大地，置身丰沛多元的民族文化，我常常感到自己才尽词穷。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26日 原载：《文艺报》2012年03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