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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方桂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他的故乡是辽南古镇熊岳城。我曾在这座古镇所在的营口市工作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就相识了；虽然暌隔两地，南北分襟，但共同从事的文学事业又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彼此相知相重，结下了深厚友情。先生文集付梓，索序于余，却之不恭，随便写些认识与感想。 苏先生在几十载的文学征程中，取得了卓然可观的成就，他的成功经验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想就我个人感受最深的谈几点看法。 作为一位以通俗小说创作为主导的作家，他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群众观念、读者意识。这种观念与意识来源于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在他看来，作家的真正价值取决于他对人民群体的尊重程度与服务程度，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适应了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审美需要，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全民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是一个关涉到创作方向、创作道路的根本性问题。他从自己的长期创作实践中切实地体悟到：“作家的幸福只有一种——把心血凝成的果实捧给读者。”为了给人民大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他孜孜不倦地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作品更能贴近自己的民族与民众，也更易于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他经常注意通过信息反馈掌握读者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审美需要，尽一切努力满足受众的要求。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种高度的创作自觉与创新追求。如所周知，他所从事的通俗小说的创作，在中国是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深厚的群众接受基础的。既然悠久，就很容易陷入固有的窠臼，难能摆脱因袭的重担；而群众基础的深厚，一般地说，又会自觉不自觉地满足于可观的买方市场。特别是作为一位对于这种体裁已经驾轻就熟的知名作家，很容易见好就收，知足知止。而方桂先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的不断探索、刻苦追求新的境界的创新意识。他说：“我们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改造传统，逐步注入新的‘流质’，引导群众的审美趣味向健康的深层次、多层次发展。”通俗小说以情节取胜，但长期以来，有些作品存在着片面追求热闹，而忽视人物性格，或者虽有性格刻画却与情节脱节的偏向。他在写作中尽力创造血肉丰满的典型性格，特别注重“情节——性格的历史”这一创作规律，使情节服从性格、服务于典型塑造。再如，中国古典通俗小说一般都不作环境与心理的描写，他在创作中借鉴西方小说的成功经验，加以适当的吸收。这里所谓“适当”，是指避免像某些西方文学作品那样，大段大段的静态描写，因为它不合乎中国一般读者的审美习惯。有取有舍，避短扬长，不断创辟新的路径。他在向新派武侠、传奇小说借鉴的同时，注意戒除其神化人物、虚无缥缈的缺陷，把要写的题材放在独特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去展现，努力挖掘历史事件本身所蕴涵的传奇因素，使人物活动与情节发展根植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之中。 阅读他的大量作品，不能不钦服他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和虚构能力。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既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视听中的生活表象，新闻式地、被动式地还原生活，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这种小说纪实化、电视复制现实生活场景、新闻语言互相模仿、科幻作品缺乏的现象，都标志着当代作家想像力的匮乏。而方桂先生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对于人物的情节铺排、性格塑造，都煞费苦心，调动自己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渊博的历史知识，充分发挥艺术想像力，不断撩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并且能够结合情节设置的需要，穿插一些人们感兴趣的知识性、趣味性内容，显得五彩缤纷，花团锦簇。想像力的丰富，应该说是以编织情节为能事的绝大多数通俗小说作家的特长。方桂先生不同凡俗之处，在于虚构、想像的同时，特别注重不脱离历史真实，符合人物自身性格内在变化规律。这是他的小说的优势所在。 （本文是王充闾为《苏方桂文选》所作的序，发表时有删节。） 原载：《文艺报》2009-07-11 原载：《文艺报》2009-07-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