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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刘华深入一百多个散落于僻远山水间的古村探访、采风，把自己浸濡于淳厚的风土人情，呼吸着浓酽的文化气息，推出了逾百万字的“大地脸谱”，包括《乡村的表情》(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年)、《灵魂的居所》(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百姓的祠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风水的村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亲切的神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等五部系列散文。这些作品，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古村绚丽多姿的风景和悠久辉煌的历史，特别弥足珍贵的是，作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用活的语言书写活的文化，多维度生动地呈示了乡土中国的文化生命，为我们国家的文化重建提供了诗性智慧。 (一) 与社会制度及其实践包括政治相比，文化比较中性，也更有张力。文学本来就是观念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文学自觉负载社会文化内容，努力营造社会文化语境，正是适应了当下文化重建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散文的兴起和发展，是具有强大的历史驱动力的。只要文化重建没有终结，文学的文化书写也就不会终结。只是读者对它的期望会越来越高。 一位文化散文作家，在文坛已有一批此类写作的很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的情势下，还能不能放出异彩，就看他对这个领域能不能有独特的开掘、独特的书写。如果要以这样的要求来看刘华，那么他的系列散文创作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作家长期以来把关注的焦点投射于古村，详尽地搜罗了一百多个古村的历史遗存，用心地体验了一百多个古村的精神经验，对古村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挖掘和梳理，完成了一次对乡土中国文化具有规模意义的审美书写。 刘华钟情古村、锁定古村，是一种高明的文化选择。作家是循着“家庭——家族——宗族”的轨迹来揭示古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在他的笔下，古村文化经过几百年甚至一两千年的积累，其文化观念和文化传统已经根深蒂固。村庄的选址，各类建筑的形制、装饰和镌刻在其上的图像文字，各种故事传说，各种风俗习惯，各种信仰与禁忌，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地不弥漫着开基祖先所崇奉的文化氛围。此外，还有各种祭祀活动和娱乐活动，如南云村的火龙，石上村的割鸡，乐平的高腔，曾家的孟戏，宁都人的跳竹马，南丰人的和合舞等等。所有这一切，也都在不断地重温、强化着开基祖先认定的文化精神，它们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灵魂，已经成为了一个家族、一个地域的集体无意识。它们是相当恒定的，轻易不会发生变易的。古村文化的这种“原版”性非常可贵，因为只有面对原版的传统才能真实地认识这种传统，把握这种传统。 还有一点值得提到的是，作家考察和书写的古村，都处于“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和北人南迁客家人较多的地域，中原文化、湘楚文化、吴越文化在此交汇交流，互融互摄，形成了一种既有广大包容性、又有鲜明个性的文化，一种在全国具有很强普遍性、代表性和辐射性的文化。作家深入采访了一百多个古村，精心表现了一百多个古村的各种文化形态，也就更能达到对整个乡土中国进行文化书写的目的，也更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如作家说的：“认识它们，其实就是认识我们自己的前生。”也只有认识自己的前生，我们的今生才能活得明白。 (二) 刘华在进入写作时，不是把一百多个古村，一个一个或一组一组地进行描述，而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即特别突出古村的文化结构。作家在全面把握古村的文化血脉、获得对乡土中国深层文化结构全面认识的基础上，理出五大专题：风水与村庄、建筑与装饰、祠堂与宗族、民俗与民风、福主与信仰。一本书写一专题，每本书里又分若干篇章。一百多个古村的景观和历史，则被纳入这个结构之中，成为五个骨架中的血肉神经。 文本突出这种文化结构，首先反映了作家高度的文化自觉。在作品中，他不是一个旅者，而是一个采风者，他属意的是古村的文化。他关注古村的风水，是因为“它在一定的程度上体现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的关系，和中国人‘天人合一’、亲和自然的价值观、审美观自有相吻合之处”。他关注古村的建筑，是因为从它可以挖掘人们寄寓其中的情感和思想，可以“反观一个地域乃至我们民族的文化风度、精神气质和心灵历史”。他关注宗祠，是因为它“承载着一个宗族全部的历史情感、生活理想，以及维系情感、支撑理想的宗法关系”。他关注福主，是因为“福主崇拜总是大张旗鼓地彰显着民间的英雄情绪，总是绘声绘色地述说着乡土的人类情怀，总是润物无声地播撒着传统的道德理想”。由此可见，作家的目标就是要集中精力和读者一起去认识大地的“脸谱”，弄清大地的这些脸谱传的是什么“神”，写的是什么“意”。五大专题五本书，就是五类脸谱，犹如生旦净末丑，里面的章节是细化，也是个性化的具体表现，把显性的隐性的各种文化元素，和神秘化、神圣化、仪式化、审美化的种种表现方式、强化方式、传播方式统统展示出来，展示得全面而系统。 文本的文化结构，也反映了作家深刻的思想能力。文化结构是只能在全面梳理古村的文化元素、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态，系统地揭示它们在长期历史进程中演变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要有对古村文化的掌握，还要有人类学、生态学、建筑学、伦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知识，特别是要有把诸多学科知识与古村文化实际结合起来思考的能力。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家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是颇见成效的。 正是这种思想能力，使作家能对古村文化的基本方面，如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生息绵延的期盼、耕读传家的传统、刚健自强的精神、家族凝聚力的维护等等，进行深入细致的揭示，这都是我们文化遗产中的黄金，而它们在古村却是一种活态的存在，葆有蓬勃的生命力。也正是这种思想能力，使作家敏锐地看到了古村文化的变化，例如：“随着时代的变迁，乡村家族意识逐渐淡薄，作为家族活动的民俗活动逐渐失去它的生存土壤”；“传统生活由神圣性和神秘性所构成的生活魅力，在今天迅速被祛魅，被消解”。总之，“社会的发展，生活的进步，观念的更新，让人们摒弃了太多的精神因袭，获得个性的极大解放，与此同时，人们也付出了一定的精神性的代价。” 不言而喻，突出文化结构能使作家对乡土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实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能使文本的文化结构与乡土的文化结构形成同构关系，这就不仅能更顺畅地进入创作的学术境界，也能更完美地达到学术的真实性要求，当然，这种学术性是以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三) 文化散文由于不可避免要涉及诸多学科知识，因而也就成了一种学者的写作或学者型作家的写作。但文化散文天地广阔，俊采星驰，各类作家都可大显身手，作品风貌自然也千姿百态。阅读刘华，我们结识的是一位采风的诗人。他儒雅、平和、从容，在令人惊异的古村文化面前，他甚至抱持一份谦卑。他带着无限眷念的心情走进古村，他和它息息相通，心心相印。对他来说，古村不是“他者”，他自己身上流淌的和古村流淌的是同样温度和颜色的血液，他自己身上镌刻的和古村镌刻的是同样一种文化特质的符码。因此他不激烈，不浮躁，更多的是静观细察，品味沉思，经由审美的路径抵达古村的内心。这样也许可以使他对古村理解得更深一些，领悟得更多一些；也许可以使他看问题少一点偏狭，多一分宽容，少一点武断，多一分公允。文化重建不能离开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重建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传统的认识。刘华对古村文化那种平允态度，倒是很使我感动的。 阅读这五部系列散文，我们常常惊讶于那诗性的笔墨。刘华原本就是一位诗人，他写评论文字都总是那样的诗意葱茏，何况这是在写散文。尽管文化散文有其知识性、学术性方面的要求，但它又不是学术论文，也不是考察报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散文形式，和其它形式的散文一样，都必须具有充分的审美魅力。为此刘华把其它散文形式中的记叙性、抒情性、描写性、论辩性等元素融为一体，形成一种非常诗化的笔调，即使是他的一些独到的、深刻的思想成果，也以这种笔调表现得十分诗性。他写宗祠建于村口的文化寓意：“一切的归来都在先祖的翘望中，一切的离去都在先灵的护佑下。”他写建筑物上的匾额和楹联：“匾额成了炫耀门第的冠冕，楹联成了感召族人的旗幡。”就是写自己有关对“风水”这个概念的理解，也有这样的一种言说：“风是柔软的，也是刚劲的，水是温存的，也是暴烈的。风水的意象是辩证的，风水的理念也不无辩证。” 古村文化是一种经验文化，又是一种活态文化。写古村文化，切不可把活的写死。写“活”，是古村文化的要求，也是作家创作的追求。因此刘华在作品中抒写的古村“始终是有生命的”。古村的“历史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古村的建筑“就是活生生的存在，就是依存于自然的一种生命”。总之，一切都有体温，都有呼吸，都有鲜活的生命。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3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