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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前进，给人们带来物质的丰富和追求，也带来人们对物质的不同认知，当经济定型成为当下日常母体，积淀于人们心理结构之中时，作为文学主流关切与价值内核的美好人性之律动、挣扎与走势，更加成为作家突出的关照。 邓鸣的《大漩涡》展示了经济浪潮背景下的人性变化，表现了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坚守。物质的追求和期待使很多人脱离了以前的生活轨道。作品以此作为背景，展开了对人性认知的深刻探索。 小说的人物塑造具有鲜明特点。娇凤是贯穿作品中的重要主线，小说以她为焦点，辐射出与她关系密切的几位艺术工作者如农龙、昌岩、新潮、“我”(郑民)等人物的性格面貌。 农龙与昌岩是同一类人，在个人艺术追求与生活现实中游弋，一旦艺术与生活产生了脱节，个体人生观也严重脱离了正常秩序，使得个人在现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进而使得人性扭曲。作品中的娇凤因生活所迫做了夜总会小姐，被农龙救出之后，怀着对优越物质生活的向往，和对新的精神扶手的憧憬而嫁给了农龙。但是，这既是娇凤悲剧的开始，也是农龙悲剧的起点。农龙因为想办个人摄影展，想让娇凤过上优越、甚至奢侈的生活，一方面受到他个人能力的制约，一方面由于他害怕失去娇凤的患得患失，他的精神逐渐走向崩溃，最终瓦解了。昌岩也同农龙一样，各种纷扰与纠葛使他无法挣脱，最终走向极端，引火自焚。 第二类人物是新潮，他形象的代表了现实中的另一种精神极端。他思想激进，渴望社会认同，具有强烈的自我期待。在享受奢侈的生活中标新立异，意欲脱俗，独立于艺术圈的一隅，面对自己爱恋的女人，却一直自我压抑。阴差阳错，因缺乏足够的意志与智慧，使自己卷进了黑暗的漩涡。 “我”是个清醒独特的角色，他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众多人物的生活面貌。他固然也有烦恼，如他和妻子芳颖的离婚。但他在作品中担当了一个承载希望的角色，同其他人不同，“我”以一个智者的视角，看清了生活中的林林总总，并最终走出芜杂，走向正常人的健康生活。作品并非简单生活的文学挪移，而是让这个承载希望的人物有血有肉，有着丰富的内心和情感。 小说《大漩涡》的文学魅力体现在作品创作手法上。西方文学手法，如后现代主义、意识流等创作方法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应用比较广泛，但是，有的作品“植入”现象明显，盲目跟风的现象盛行，把西方文学创作手法生硬地套在中国文学的作品里。文学创作的手法是为了文学作品得到更好的表现而运用，一味的追求流行的方法，生硬地搬用，这样的文学创作不会产生较好的艺术效果。《大漩涡》借鉴运用了西方文学手法的后现代主义、意识流等创作方法，但又超越了西方话语体系生硬联系中国文学的窒闷，使得小说呈现出鲜活的民族特色，产生了强烈的阅读效果。 农龙是这些文学手法运用的最为鲜明的一个人物，他的思想，他对未来的憧憬，他向往举办个人摄影展览的愿景，作品以切换镜头的方式给予了表现。农龙跳跃式的想象充分展现了现实生活中某些要素的缺乏与艺术期待之间的落差。新潮的激进代表了社会中功利急切心理，最终，新潮的醒悟，也体现了现实中邪恶势力对健康生活和正常追求的侵扰。 作家以他对生活独特的视角，把自己的激情、向往与想象安放在娇凤、新潮、昌岩等人物身上，也倾注笔墨描写了世态万千。在丘光豪、老烂、卢先生……各色人等的描写上，使得读者能如同真切地经历着社会的苦辣酸甜，对作品人物的心理感同身受，仿佛在同社会对话、同现实对话。这些人物与故事情节环环相扣，人物性格相辅相成，深深地打动读者，并进而令读者深刻地领略到社会大漩涡中的主流走势。作为都市生活小说，《大漩涡》从作品的结构，文本的内核，情感的品质，都体现出其卓越之处。作品的现实感和艺术性并举，形神兼顾，能够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致和共鸣。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30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4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