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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与阅读：读进去，跳出来 ——鲁迅文学院“经典与当下写作的关系”研讨会综述 经典，读还是不读？怎么读？在经典沉淀日益增加、阅读资源越来越丰富的时代，这个问题成为大家共同的思考。与普通阅读者相比，作家的阅读更为复杂，同为写作者，现实生活和阅读共同支撑着他们的创作。他们如何看待经典作品与自己创作的关系？面对浩瀚的经典作品，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写作的意义？围绕这些话题，鲁迅文学院举办了“经典与当下写作的关系”研讨会，组织第十三届高研班学员就这些话题展开讨论。 经典是写作者的“敌人”？ “影响的焦虑”，哈罗德·布鲁姆一本书的名字可以说道出了很多写作者面对经典时的心态。作为同行，他们内行的眼光最能体味那些伟大作品的妙处；作为后来者，他们写作的素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那些伟大作品的培育；作为继承者，他们薪火相传，共同记录人类文明和心灵的进程。但是，“同行是冤家”，经典作品所树立的高度是当下写作者必须要攀爬并超越的，经典作品甚至会让我们的作家深感沮丧：当你思得一处妙笔，却发现前人已经有过类似的表达，而且表达得更加深刻或贴切。 鲁迅文学院的学员多是青年作家，这些正在寻觅、铺筑自己的写作之路的写作者，在研讨会上表达了如此的“焦虑”。 创新已经很难了，盛可以如此表述这种困境：“具体到写作形式与技巧上，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空间了。象征主义、意识流、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仿佛任何一种写作都有人实践过了，都有人走在前头，甚至细节、情境也被人捷足先登了。”盛可以切身经历过这种“打击”，“在一部小说中，我写到一个虚构国家的小孩长到五六岁，思想完全成熟；写这个国家的人喝一种黑茶，这种茶用来给人民洗脑，便于统治管理。我为自己的想象力自鸣得意，结果和人一交流，人家说这里和《美丽新世界》相像，那里和《动物庄园》相似，这很令人沮丧。” 但同时，这样的“比照”又是必须存在的。“阅读经典有助于自我的成长”，盛可以谈到，“阅读经典使我们产生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和你自己相遇，经典教会我们回到深层的自我，回到终极的内在性去。” 曹军庆认为，经典的“可怕”之处在于：每一个方位，每一个方向上都矗立着文学的高峰。那些经典作家霸气十足地在各个“路口”都树立起高不可攀的写作难度，企图躲在每一个巨人阴影下的写作往往都被证明是“赝品”，当下的我们何处可以突围？ 赵瑜对于写作者大谈经典阅读似乎不以为然，认为读太多经典作品会受到“干扰”，作为一个写作者，更应该从自身出发，“少读甚至不读经典”，确立自己能够掌握并能施展才能的领域。“打动人心的不是形式，而是内在的精神。那么我们从经典里学习什么？内容是学不来的，因为每个人的个体体验不同；而只学习形式是肤浅的，如果最终我们不能把形式层面的东西去掉，那写作的意义值得质疑。我们怎么可能有精力去读那么多？我们的生命怎么可能去浪费在别人的经验上？我们最终只能读很少的适合自己的东西，但是哪怕你只读一本，只读那么一两位作家，但只要他特别适合你，这样写作的参照就树立起来了。我们要珍惜自己的才情，寻找适合自己的经典，而不要轻易被外界诱惑。” 赵瑜的观点引起很多学员的质疑，有学员提出：如果不以经典为参照系，我们的天分怎么确认？比较的眼光从哪里来？没有广泛的阅读如何知道哪些是适合自己的？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施战军在总结发言中对此也表示反对，这种把经典作品当作“假想敌”的预设，对创作是不利的。“经典作品的阅读是写作中必然要附带的问题，我们的话语方式从哪里来？我们的语法是谁确立的？这些都离不开经典作家的创造。经典阅读让你有天高地阔的感觉，也让写作者知道天高地厚，在写作中保持这种谦逊，因为每一个类型都已经有一个高度矗立在那里，它会激发你向上走的欲望。同时，当你的写作陷入困境的时候，某一部经典作品会彻底激活你的想象力，这是经典的体悟作用。” 经典给当下写作以鼓励和指引 经典的影响不仅在于方法的借鉴，更在于对写作者精神领域的开拓、精神命脉的延续。 “我感谢早年的埋头读书，没有那十年的读书就没有后来的写作。”对宁肯来说，阅读是他创作的另一种“根基”，“阅读就是写作者的故乡，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是走不远的。很多书如等我回家的朋友，如《维特根斯坦传》《和尚与哲学家》《小说稗论》《开放的文本》《豪猪的诗篇》《卡尔维诺全集》，等等，我读得很慢，划线，和作者交谈，检视自己”。而广泛的阅读也让写作者知道文学可以容纳的想象力是没有边界的，惟一的边界是它与生活的关系。宁肯谈到，在创作《环形女人》时，他对自己那些大胆的情节、荒诞的人物想象“吓倒”了：“我几乎退缩了，我已经够大胆了，难道我还要再大胆一些？但是当我读了卡尔维诺，我才发现还远远不够。《树上的男爵》没有任何观念的束缚，想象力自由飞翔，又寓意丛生，达到了一种极致。” 经典作品并不过时，它们往往具有一种“未来性”或者说“永恒性”，在某一个时刻，人们往往会发现经典作品早已预言了我们的现在。因此，在经典阅读中作家更能够思考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曹军庆举例说，经过了“非典”再重读《鼠疫》和《失明症漫记》，进入网络时代再重读《1984》，便体会到，和现实所具有的“可能性”比起来，文学所呈现或者说所建立的“可能性”更持久，更真实，更有启示意义。 对于杨怡芬来说，经典作品不但提供方法和思想，而且让她理解写作的意义，她说：“在我妄图达到和我所能达到的目标之间，有着让人泄气的遥远距离，怀疑自己写作的价值几乎是我安静独处时经常要面对的问题。这个时候，美妙的经典会再度帮助我，阅读的快乐很快让我再度充满写作的欲望。最近，我尤其钟情爱丽丝·门罗，看着她的小说集《逃离》，我就能很快安静下来，在不明白中明白了写作于我的意义，它将是我的人生常态，我想写，如果能像爱丽丝一样，79岁了仍旧在写作，我觉得我的人生会很有意义。”杨怡芬在分析了纳博科夫、福克纳、村上春树和中国当代先锋小说对她的多重影响之后，总结说：“在漫长黝黑的写作之路上，年代久远的经典作家能烛照我们，和我们相近的优秀作家能搀扶我们。写作是孤独的，孤独之中，同道者遥遥相望，心头就会有暖意。” 周瑄璞也认为，阅读是一个写作者必备的条件。她说：“作为写作者，只有尽量多地阅读经典作品，才能全方位提高我们的品位，从写作到鉴赏，从日常生活到内心完善。经典作品里有我们作为一个写作者想要的一切，她是人类情感的浓缩和精华，她里面隐藏着我们要成为一个写作者所需要具备的那些条件。” 重视近距离的传统 作为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李进祥感受到本民族文化被日益同化的焦虑和不安，他提醒说，不要把“学习经典”变成“学习西方”，作家更应该从自己民族的文化根脉里寻求创新的灵感、方法和通道，“从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里寻找，从国画、书法等中国艺术领域中寻找。不是模仿，是寻找灵感和创新。我非常喜欢《红楼梦》和《聊斋》，我也从《聊斋》里获得了一些灵感，找到了网络、手机、相机，甚至是火车、汽车等通向神秘世界的通道，正在创作一个‘都市聊斋’和‘乡村志异’系列。” 施战军认为，西方对于经典的认定和我们中国文学是一致的，文学本质上没有中外之分，最终的旨归是一样的，只不过方法、途径、过程有区别。但是他也认为，当下写作者重视遥远的传统而忽视当代的“传统”，对当代优秀作品所提供的文学经验不够重视。“其实同时代的前辈作家对我们的影响是存在的，甚至比古典作品影响更大，他们和我们更亲近，是我们今天谈论文学绕不开的，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在口头上否认这一点。”他提醒说，写作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不能因为喜欢某一类作品而否定那些和它不同的作品，就如同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同，但同样值得尊敬。 阅读经典，面对当下 虽然赵瑜“远离经典”这一略显“极端”的观点引起大家的争论，但是他实际上是在强调写作“如何不被经典束缚”，“每一个写文章的人都要从经典里挣脱出来，既要汲取一些经典的营养，又不能被经典束缚”，赵瑜说。而这样的思考也是很多学员在写作中面临的问题。 杨怡芬也有类似的担忧，她经常思考自己是否在亦步亦趋地“仿制”经典，她的短篇小说《迷藏》是在迷恋村上春树的情绪里创作的，写得很酣畅，甚至觉得可以再继续写出几篇来，但是她说，“我不敢，因为太沉醉了，我怕失去自己”。 那么，“化有为无”，这或许是写作者处理阅读与写作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盛可以说：“一个写作者不可能与文学传统断裂，我们必须了解传统，熟悉经典，最终摆脱经典，面对此时此刻，去观察、发现、捕捉这个时代的阳光和阴影。” 尹德朝认为，讨论经典不能绕开具体的问题，经典作品的语言、结构、情节等具体的经验值得年轻作家仔细品味，落实到自己的创作上，在语言粗糙的快餐化写作中迷失自己，要仔细打磨自己的作品。 曹蕙谈到，创新不能停留在形式上，要真正开掘文学内在的生命力。写作者不能一味向世俗化妥协，沉迷于写作技巧的卖弄，缺乏对世间的善意关怀。经典是历久弥新的，无论文学形式怎样变化，文学固有的品质应该被写作者保留下来。 施战军总结说，经典作家有他们的境遇，当下的写作者有当下的境遇，有我们自己的表达方式，每个人的路径都是不一样的。他特别提醒参加研讨的学员说：“创新不是为了与经典刻意区别而制造出来的。”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7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