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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朗的星辰……/凝视海潮冲净尘世的崖岸……/俯瞰下界的荒原与群山……” 奥德翁影院放映厅里灯光已亮，观众起身迟迟不肯离去，目注银幕听影片《朗星》诗歌朗诵的尾声，回味英国最后一位天才浪漫诗人济慈与裁缝女芬妮凄婉的爱情。 记得，几年前笔者在罗马西班牙广场附近参观济慈-雪莱纪念馆时，听那里的女负责人说，新西兰知名导演简·坎平在筹拍一部描写济慈跟他未婚妻生离死别的电影。现在，这部以诗人的杰作《朗星》为名的影片已在一些国家同时放映，泛起国际影坛上一股浪漫主义的回潮，宛如静淌的深山清泉，与喧闹的主流娱乐片形成明显的反差，招致媒体相当广泛的关注。不少评论家确认这是一部文学电影，重启迪而轻炫示，蕴含着淡淡的诗意，毫不乞灵于矫饰浮华来吸引受众的眼球。显然，它与粗鲁的世风相悖。导演简·坎平明确表示：“我现在深知，自己在这个世上所爱的是美丽、温情、优雅和想象，甘冒被看成迂腐的危险……我不能否定暴烈，但对之缺乏兴趣，不愿选这类主题。”显然，这位女艺术家觉悟到当今为美国大众文化主导的娱乐影坛充斥着暴力和色情，过于喧嚣和庸俗，一味摇摆噱头，因而更倾向于静谧的境界和恬淡中心灵的激动，最终选择了传统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主题，以引导今人的情感归向。的确，这部影片去年五月在戛纳电影节首映时，让不少观者想起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或歌德笔下“青年维特的苦痛”，回到文学与艺术意在关情触绪，而非单纯刺激感官的怀旧时代。影评人桑迪·吉耶论道：“这是一部异常美丽的电影。导演成功地绕过了此类片子所有的暗礁，天真而不乏灵感，毫无矫揉造作之嫌，故事情节流溢出浪漫的温柔，悦人心怀。这种显著的朴实无华，赋予影片极强的感染力。简·坎平在导演上相当细腻和谐地制造了英国乡野的清新氛围，借以烘托出人物的个性和悲欢情绪，尤其采用济慈献给芬妮的《朗星》一诗来抒发两人恋情的“意识流”。 桑迪·吉耶的评论点明了影片《朗星》的诗体艺术构思特征，即突出芬妮在济慈眼中是夜空“朗星”的化身。“读懂一首诗，是很吃力的事。”刚满十八岁的芬妮对年轻的济慈说。二人的邂逅是从谈诗开始，在切磋和朗诵诗中相恋的。然而，济慈穷困多病，碍于当时的社会偏见，几乎不可能娶妻成家。何况，女方的母亲对其还有所保留。芬妮并不嫌贫爱富，相反，她内心潜藏着高洁的精神追求，深深爱上济慈的诗人气质，矢志不渝。不久，济慈肺病愈来愈严重，由邻友们接济乘船经那不勒斯到罗马求医，临行前留给芬妮一只订婚戒指。姑娘去田野扑捉来蝴蝶带回闺房欣赏，寄托对情人的期盼。蝴蝶几天内都死了，预兆着不祥的未来。忽然一天，从异邦传来济慈在罗马蜗居病逝的噩耗……后来，芬妮嫁人，但直到辞世都戴着济慈给她的订婚戒指，作为终生纪念。 芬妮也是导演简·坎平最心爱的形象。她说：“我是一个女性，自然对女子感兴趣。女主角芬妮身上有着一种异常强烈的感人力量。她独立执著地感受自己的爱情，完全不像简·奥斯汀笔下那种摇摆不定的人物。” 简·坎平曾于1993年以她导演的《钢琴课》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是历史上惟一获此殊荣的女导演。她接着推出的《女人肖像》承继了同样的浪漫格调，而《朗星》用济慈这一名篇节律恋人心路历程的不同阶段，尤其影片中点缀英吉利森林和田野风光，荡漾着清婉的诗意。观众受其感染，与其中的人物同呼吸，时而得到慰藉，时而对社会的不公一腔忿懑，最后为他们爱情的悲剧，或为自己的命运心悸。从叙事风格来说，导演简·坎平有别于亨利·詹姆斯的《金杯》，更倾向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或后者在翻译爱伦·坡时进行的再创作，进入一种艺术的化境。在一些人看来，这恰是《朗星》放射的异彩。 《朗星》对异样女性芬妮的塑造，与刚出道的澳大利亚女演员艾碧·科尼什显露的才华密不可分。若说有的观众觉得扮演济慈的英国男演员阴郁有余而诗人气质不足，那么相比之下，艾碧·科尼什饰芬妮则得到了众口一辞的赞誉，认为她极为出色地表现了一位苏格兰村姑深沉而执著的个性，不愧为一颗沁人心扉的“朗星”。能得到这种效果，自然缘于简·坎平独具慧眼，挑选到了最佳“芬妮”。另外一个成功因素是，坎平不主观执导和硬性干预，而是让演员自由发挥天分。她声称自己的作用只在于支持和鼓励他们，“任何人都不能教蝴蝶怎么飞。蝴蝶得自己飞起来，这才是关键”。 事实上最关键的，还是济慈与他未婚妻芬妮的情事本身。笔者在罗马的济慈故居参观时，见逝者卧室墙上挂着芬妮的肖像，凝视之下，顿时为缝衣女一双水盈盈眼睛所动。那仿佛是希腊神话里羞怯的河仙卡拉黛在怅望，流露一种良宵闭月的忧郁美，难怪济慈一见就触动了诗魂，将她比拟为美的化身，正应和了他在《恩底弥翁》和《普赛克赞》里对美的崇仰。济慈在陋舍里安放着一张胡桃木舟形病床，表达他期待肺痨好转后乘船返乡，跟芬妮重逢的迫切向往，不料自己数月后夭折，竟没到而立之年。诗人曾在长诗《夜莺颂》里歌颂夜莺是“艺术的象征”，会“战胜死亡”，可自己却没能逃脱命运的劫难，给爱人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内心创伤。生时，济慈的美学观波动起伏。他曾在《忧郁赋》中哀吟“美的欢乐转瞬即逝”，但《秋颂》里又发现人的回忆能使美不化为过眼云烟，得出了“真美”的理念。其实，他早在1818年就曾有诗曰：“美的事情是恒久的欢乐，/它的魅力不断增强，/永远也不会/在虚无里沦亡。” 尽管柏拉图式的“永恒美”始终遭受时蚀的威胁，文学与艺术的历史表明，爱之美是不会在忘川淹没的。电影《朗星》在影坛闪耀，映人心镜，便是一个明证。《朗星》更是英伦莎翁舞台“奥菲丽亚现象”的返照，一种银幕上的“美人鱼之厄”。墨西哥女画家弗丽达·卡洛1953年痛苦辞世留下一部《日记》，封面上只写了济慈姓名缩略的“J.K。”两个大字母(John Keats)，自况比她早逝一个多世纪的“短命诗人”。弗丽达一生珍惜“水的赐予”，济慈的墓志铭正是“这里安息着一个名浮水上的人”。可见，所有埋在追求幸福途中的男男女女，都怀着一种《朗星》所表达的情愫，引后人和鸣。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7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5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