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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亚平的学术专著《当代中国小说的信仰叙事》(学林出版社2009年9月版，以下简称《信仰叙事》)对20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中国小说中的宗教信仰叙事进行了专门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一研究为审视中国当代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 《信仰叙事》选择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上最具信仰诉求写作特征的张承志、北村、史铁生三位作家为研究对象，着力开掘沉淀在几位作家作品中的信仰叙事的审美内涵，从而在学理层面上为构筑当代中国文学写作与终极人文关怀之间的精神联系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信仰叙事是百年来中国新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本质上来看，精神观照是文学活动的内在功能之一，信仰诉求则是文学达成其精神关怀的最高体现，不同时期的文学写作感应着时代的潮流而呈现出不同的信仰追求。“五四”时期，冰心、王统照等作家以其对“爱”与“美”的表达而试图引导“梦醒了却无路可走”的青年一代走出精神迷惘的境地；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左翼文学则将无产阶级革命理念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时代信仰体系而予以张扬；由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文学而至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学则承继着左翼文学所开创的革命文学传统，掀起了以诉求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为表征的红色信仰叙事热潮，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所推出的以《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等为代表的红色经典作品，对几代中国人的精神塑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涌动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则高树人道主义的精神大旗，为新时期初期的思想解放潮流确立了新的信仰坐标。可以看到，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一直与时代的精神信仰诉求紧密相连，但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思潮的转型，文学中的信仰叙事开始被世俗化的消费欲望所淹没，信仰诉求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渐趋弱化，使得当代文学人文精神的匮乏成为一个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张承志、北村、史铁生等作家的“神性”写作便具有了某种精神守望的意义。《信仰叙事》以此为题，彰显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中的信仰叙事及其精神内涵，这本身便体现了作者强烈的学术担当意识，同时也使得该著在切入点上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思想价值。 从研究思路上来看，《信仰叙事》一方面注重对张承志、北村、史铁生等作家的信仰叙事作品本身的意义指向进行深度解析；同时又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叙述视角、结构、修辞以及文体特征等与作家信仰诉求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便使得该著对中国当代文学信仰叙事的研究不是仅仅停留于命题探讨的层面，而是提升到信仰叙事之于当代文学美学建构的高度而予以展开。也正是这一研究角度的进入，才使得信仰叙事作品特有的审美内涵得以充分挖掘，同时也使得这类作品的美学风格得到了细致入微的显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元发展的文学格局中，新写实小说以追求平视型的叙事视角、感情的零度介入而标榜着自身的审美特质，但因一味地囿于生活世相的本真还原而终究陷入了平面化叙事的泥淖；先锋小说则热衷于文体试验与技巧革新，但也因单一的形式创新而最终耗尽了自身的能量；而张承志等人的宗教信仰叙事，则以诉求文学的终极精神关怀为己任，在哲思般的心灵启悟式的书写中构筑起了宗教信仰叙事作品独有的审美气质。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信仰叙事》回到叙事层面来解析这类作品的文本特征，可以说是打开了一条进入作品精神之维的通道，同时也使得作家所传递的超验性的终极信仰关怀在文本的结构层面上予以显形。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对于宗教信仰叙事来说，作家仰望的最高叙事境界是能够通过自由讲述信仰故事来激发走进叙事的每一个倾听者的伦理感觉，使之看清自己所处的道德和精神困境，帮助其弄清自己的生存信念，进而影响他(她)的道德伦理意识和具体的生活态度，其道德实践力量类似从教堂之外发出的宗教启示录的力量。这些特征正是我们在那些经典的宗教信仰叙事作品身上经常看到的。”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1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1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