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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由于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需要，我喜欢阅读一些文艺评论集之类的书籍。不过，每当翻开一部文艺评论集时，也常常有先入为主的担心：这部集子不会写得深奥、艰涩吧？或者，这部文集不致流于寡淡、乏味吧？而翻开范咏戈的《化蛹为蝶》(作家出版社)，我立即被“精神断想”、“访问文学”、“见证军魂”等充满诗性和哲思的篇章吸引住了。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像读了一部优美散文集那样获得了很高的艺术享受。 这部文集，一共收入范咏戈同志从1983年到2009年间所写的120余篇文章，无论从这些文章产生的时代背景或作者个人写作历程来看，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内容极为丰富，涉猎面也很广。 作为一个读者，我最喜欢读一些有的放矢的文章，而不喜欢言之无物、模棱两可，使人不得要领的文章。面对文艺领域发展变化的大千世界，范咏戈没有回避矛盾和难点，而是用自己的语言去答疑释惑。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艺究竟应该是什么？”答曰：“文艺除去它的娱乐闲适作用，还应当‘有用’。这种‘有用’，小而言之，是用于世道人心；大而言之，是用于匡正时谬，重铸民魂。”“要力挽当代文学艺术不至变成一座精神的‘废园’，需要更多的作家艺术家认同和参与主旋律创作。”(《文学，不一般的场所》)再如，在社会和谐、包容的语境下，文艺批评的存在方式是怎样的？答曰：“批评本身即是艺术。文艺批评家首先应有一个创造的灵魂。他不把批评当作一种世俗的职业或把批评当作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他应具有读出作品潜台词的能力，正所谓隔靴也能搔到‘痒’处。处在经济社会，批评家若为了私利而降低了批评标准，他的美学姿态无疑是残缺的。”(《批评的官能》)……凡此种种，或许只是作者的一家之言，但是，它毕竟是作者出于社会责任感而作出的回答。 一位文艺批评家不仅要对某部作品作出个案的评论，而且应当对某种文艺现象或某个文艺发展阶段作出系统地、理论地思考，这对于推动文艺创作的发展是很必要的。在“见证军魂”这一部分里，范咏戈对新时期以来军事文学发展的状况作出的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颇有见地。在《新时期军事文学第一个10年的反思》一文中作者指出，在这10年中军事文学之所以能够生机勃发，得益于来自两个方面的健康营养：“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为人生的艺术’的革命传统和苏联确立的革命军事文学，以及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创造的改革开放的新的文学发展条件，使进一步清理‘左’的、僵化的文艺指导思想，开拓军事文学观念、军事文学的生产力成为可能。”在《作为文艺主题的英雄主义嬗变》一文中，作者依据新时期以来涌现的诸多军事文学的新人新作，对英雄主义这一概念的发展变化作了精辟的剖析和系统的论述。“第一，由神格的英雄和英雄主义，向人格的英雄和英雄主义转化。第二，从英雄行为的多样性展示英雄主义主题的丰富层次。第三，在悲剧冲突中将英雄主义审美化。”同时，他还指出，新时期军事文学在向自身呼唤人学的复归上，大体循着4个层面展开：“第一，由事件本体到人物本体的转折。第二，如果说把‘人’领回到军事文学中来仅仅是军事文学向人学复归的第一步，那么其第二步是由人物外部举动进到人的内心学，亦可称之为顺势而来的人物描写的内化倾向。第三，内化的心灵世界由形而上学的无差别境界进到心灵的辩证法。第四，变人性=阶级性为人性＞阶级性。”以上这些较为系统的、带有理论性的论述，不论是对于指导当时的军事文学创作，或是对后来总结这个阶段军事文学发展历程，都是很有裨益的。 属于学术范围内的批评，都应该是与人为善的。不板着面孔教训人、当然也不毫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化蛹为蝶》中的“访问文学”、“诗性视像”等部分，多是作者对某部文学作品或某部影视作品的个案评论，读着它们，觉得好像是批评家在和一个个作家促膝谈心，在平等地探讨问题，在中肯地指出他们的某些不足，从而展开了批评家要想把“蛹”化为“蝶”的一片真诚和良苦用心。这种谦和态度从哪里来？恐怕是源自批评家对作者的尊重，正如范咏戈说的：“我仍然坚持作家的创作个性是推动我们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因”，“一部叙事作品总是以作者的生命体验为原点，在视角的周转中形成独有的叙事世界。”同时，范咏戈对某些问题的批评也是十分尖锐的，“一些作家日益失去历史反思的勇气和对现实的审美观照。长篇小说历史、政治、文化批判的锋芒被弱化，有的所谓批判也流于伪批判。”范咏戈当然知道，在“化蛹为蝶”的过程中也需要施加一定的外界推力，内外因相互作用，才能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原载：《解放军报》2010年05月24日 原载：《解放军报》2010年05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