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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描写腐败现象与反腐败斗争的文学作品日渐繁盛，而且拥有相当广大的读者面。其中的《苍天在上》、《择抉》、《十面埋伏》等作品，以崇高的历史责任感，鲜明的党性、人民性相统一的立场，大刀阔斧地揭示社会生活的重大矛盾，慷慨激昂地讴歌正面主人公的伟岸形象，从中有力地弘扬出深沉嘹亮的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北方城郭》等另一类作品，立足历史文化和人性的高度，深入地探讨政治文化机制和人性结构的种种痼疾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形态，以形象的丰厚、内蕴的深邃广远而震撼人心。“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诸多作品，则从世俗的角度，对转型期盘根错节的现实纠葛进行条分缕析，如实描画，虽然主体立场略显软弱局促，文本本身却也以精微的理解和周到的体谅，显现出一种酸楚而温馨的情意、一种抚慰人心的善良愿望。当然，该类题材中也有不少的作品笔调浅薄轻佻，命意狭隘阴暗，名曰现象揭露，实为“丑态”、“黑幕”大展览，实际上沦入了恶俗的层次，起到的是“讽一劝百”的不良社会效果。在这热闹而敏感的题材领域众多的作品之中，曾庆发的长篇小说《风雨乾坤》走的是不太相同的另一条路子，因而拥有自己的风貌与特色。 阅读这部作品，我们首先产生的印象，也许是它的传奇性。 《风雨乾坤》的整个情节，其实就是一个连环案件的侦破故事。小说从宏达公司的火案起笔挑出矛盾，展开线索，一开始节奏上就显得紧锣密鼓。然后，作者从宏达到锦江驻北海办事处，到海天公司，直到省银行，从企业干部到地市级党政要员，到高层领导亲属，直到省级领导，让情节一环扣一环、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每一个环节和波澜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这就使作品自然地显示出推理小说的意味。而且，在纪检人员和腐败势力斗智斗勇比人格的过程中，正邪力量的对比总是呈现出一种消长不定、欲变还休的态势。腐败分子有变质变味了的权势，有道貌岸然的诱惑与陷害，有社会大环境种种曲折和困难有形无形的帮衬，还有黑社会亡命之徒的相助；纪检和检察人员却不断地面临着利益的诱惑、人情的羁绊，办案条件的艰窘，乃至性命的威胁和体制本身的拘束。这样，二者之间孰胜孰负，就不能不让读者一直提心吊胆，小说的传奇色彩自然也就因注入了人文内蕴，而变得丰满真切起来。 然而，阅读《风雨乾坤》，你不仅不会感到荒诞离奇，反而会觉得充满生活的实感，具有相当浓厚的纪实特征。外在地看，小说从情节矛盾的设置，人物和场景的安排，直到细节的考究，都表现出鲜明的当下生活的气息，甚至让人觉得作者是将做纪检工作时亲历的种种案件拼接充实，然后创作而成的。比如说，关于走私小车的上税程序，关于领导索钱开“借条”，关于用给“回扣”的方式让私人老板转帐，非谙熟内情者实难举重若轻地将它编织于情节(也就是案件)的结构之中。更深一层看，作品对腐败分子的动机、伎俩，纪检人员的清贫与颇具悲壮色彩的正义，包括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与氛围等等，也体现出明显的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时代的特征。作者对这一切都是如实而朴素地描画，象报告文学一样简炼自然地渗透自己的感慨和判断。于是，小说就显得像生活本身一样真切、真实。 一部作品单有传奇色彩，表现的是作者编织故事的才能；单有纪实特征，体现的则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熟悉与负责。如果能既具传奇性，又显纪实性，并将二者有机地融合起来，那么，这部作品的可读性和内容的纪实性，就必然地有自己非同一般之处。《风雨乾坤》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在反腐败题材的文学作品中，《风雨乾坤》还有一个值得称道之处，就是对于尖锐度与分寸感的准确把握。 应当说，《风雨乾坤》是非常尖锐大胆的，它不仅描写了种种官场风尚式的外在腐败现象，而且敢于详细地表现腐败者狼狈为奸、串通作案和有恃无恐、与侦破工作和党的制度争雄的骇人内幕。在这种揭示的过程中，作者的笔墨触及到党政、公安、财经等方方面面的负面现实及其各不相同的特性，塑造了赤膊上阵者、幕后操纵者、胁从矛盾者、中途叛卖者等等腐败分子的形象，展示了破案过程为外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性、曲折性和常常是功败垂成的艰难性。所以，小说对腐败现象揭示的尖锐大胆，就不只是务虚性的议论慨叹，不只是以一斑窥全貌式的暗示，而且是全面地展开令人难以辩难和置疑的客观事实，以致粗看起来似乎局限了主题的宏大透彻，实际上却显得更为沉痛和坚决。 然而，《风雨乾坤》却不给人灰暗、“暴露”之感。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刻画了腐败者的贪婪、阴险、凶残的恶劣，同时又以更显笔力和精神信念的描写，表现了党的力量和决心，表现了正义者的崇高和智慧，表现了人心所向和历史必然趋势的强大威力。小说在反腐败斗争的惊涛骇浪中，生动细致地塑造了从省纪委书记司马民望，到办案的具体工作人员，直到支持办案的普通百姓的人物形象，有力地表现了他们的原则性、牺牲精神和正直品格、美好人情，从而使正义的力量显得实实在在、令人信服。在正义和非正义的强烈对比之中，作者还敏锐地揭示出腐败分子本质上的虚弱、怯懦和色厉内荏，这就从根本上体现出邪不压正的时代态势，也切实地保证了作品尖锐而极富分寸感的思想质地。抽象地看，作家把握生活的这种思维品格并无特别过人之处，但却超越了当前大量反腐败题材作品的诸多偏激、虚矫、肤浅的局限。因此，我们不能不说，《风雨乾坤》的这种特性其实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风雨乾坤》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优长，就是现象披露和根源剖析的有机融合。 现象披露的特征笔者不拟赘述，在这里我只想对作品中根源剖析的具体特色略加阐发。我觉得，《风雨乾坤》剖析根源的首要特征是它的具体实在性。譬如，公安局长郑彪为虎作伥，一步步陷入更深的泥潭，原因在于他在走私小车上牌号方面做了手脚，有把柄抓在市委书记戚新国手里；戚新国之所以在帮助“魏公子”魏国时铤而走险，是因为省委副书记魏尚飞既给他以前程的诱惑，又对他具有无形的压力；魏尚飞能爬上高位，则源于他“文革”时工于心计，“帮助”了胡国民的父亲“胡老”。又譬如，市纪委书记张毅在清查宏达公司火灾案时无法放开手脚，是因为他既受“娘家”省纪委、又受“婆家”市委的领导，斗争的对手权柄在握；司马民望在行动上坚决果断，心理上则不免犹疑沉重，是因为案件中上牵省长的女婿，内涉自己过去恩深义重的情人。就这样，小说从具体的人际关系出发，来揭示反腐败的复杂性、艰难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作者这样从具体人际关系出发揭示矛盾的本质，反而显得实在和深刻。与此同时，作者又并没有因为具体化而流于琐碎和“见树不见林”，相反，他总是从我国目前反腐败的全局着眼，从而使具体性、细致性转化成了一种丰富和精辟。在作品中，如果作者只着力表现锦江市盘根错节的腐败网络，我们会感到生活与时代的阴暗；如果作者着意强化司马民望内心的矛盾，我们也会深感历史步履的沉重和人的本质的世俗性，相反，照现在《风雨乾坤》的写法，我们既会深深感受到英雄人格与普通人情的有机统一性，深刻体会到由守法到腐败，应该防微杜渐的必要性，同时更能清醒地看到两类不同人物之间本质的差别性。这样，作品对各种现象的披露，对正反面人物关系的全面展开，就与作者对生活内在特性的认识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小说自然也就变得深刻而真实可信。 总之，正是基于以上特色，《风雨乾坤》在当今中国反腐败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具备了一种严峻激越的正气歌的品格，从而既雅俗共赏，又别具一格，引人入胜。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1 原载：《理论与创作》20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