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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写诗填词和做官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官员同时也是诗人词人，诗人词人多是官员。后来，半是因为社会分工的日渐细致半是因为文化教育的普及，诗词创作和做官逐渐变成了互不相干的两个行当，做官的只管做官，写诗填词的只管写诗填词。这样分工的好处，是两个行当的人都可集中精力于一个目标，把事情做好，且一个行当的人可对另一个行当的人随时做出评判。但也不是没有坏处，坏处之一就是：官员失去了一个表明心迹抒发情怀的渠道，丢掉了一份儒雅；诗人词人失去了一个展示实际抱负的舞台，容易成为只会摆弄文字的书生。也是因此，当我读到左代富的《萧萧集》，被他的词作所吸引时，生出了一份惊喜，在他这儿，写诗填词和做官，重又统一了起来。 读《萧萧集》，最强烈的一点感受是，作者对平民百姓有一份真挚的关切和热爱。评判一个官员的好坏，首先是看他眼中有无平民百姓；评判一个身为官员的诗人的诗，恐怕也要看看他的诗里有无对平民百姓生活的关注和喟叹。倘若他写的全是灯红酒绿声色犬马，哪怕是文辞再好韵律再美，也只是自娱罢了。左代富没有让我们失望，他收在这个集子中的一大部分作品，写的都是普通百姓的生活，为他们忧，为他们乐，为他们叹，为他们歌。《风入松·护山人》中对护山者的关切：“东山十里一茅屋，难动炊烟炉”；《明月影·磨豆翁》中对磨豆者的心疼：“迎风转，僵手弄石盘”；《虞美人·出租车司机》中对出租车司机的理解：“饥渴冷暖寻常事，只为人相聚”；《眼儿媚·护士》中对护士工作的深情描述：“药来应病白衣替，关切伴朝夕”；在《卜算子·牵挂》中对孤老的惦念：“心牵孤老寒。得到木楼暖似春，才解愁肠惦”。这些美丽的诗句，因其充满爱意和情真意切而能走进人的心里，使人读时能产生心的共振。中国历代诗人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体察天下苍生的生活本相，忧国忧民，把关爱给予底层百姓。左代富继承了这一美好传统，满腔深情地为平民送去心的慰藉，令我感动。 作者有一颗勤政尽职的心，是我读《萧萧集》的另一点深切感受。官场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独特场所，因其负有管理人群生活的职能，掌握着各种资源的分配而被人们仰望渴慕，也因此，一些官员迷失在阿谀逢承和权力的魔圈里不能出来，以致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成为了罪人。其实，透过权力的辉光仔细看去，那里也有苦痛有劳累，有焦虑有无奈，一个勤政为民的官员，生活远没有普通人想象的那么轻松。左代富用他的诗词，让我们看到了官员生活的另一面。在《瑞鹤仙·拆迁情》中，我们看到作者“恨无策，群访难息，此情岂容入寝”，然后“访家入户，共商去留退进”。在《沁园春·十五梅面馆晚餐》中，我们看到作者“载尘归来，谢过同行，已是倦人”，“方停蓍，吩咐明朝，再赴灾村”。在《谢池春·加班》中，我们看到作者“又周末时，独自上班楼静。小桌前，行文作令”，“汗湿衣，风吹人冷”。在《烛影摇红·改制小曲》中，我们看到“电停人困，群情汹涌，冲突难免”，作者“被护入场，亮出身份高声劝”。由诗句词行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四处奔忙鞠躬尽粹的官员的身影，这令我们官场外的人，心里轻松许多，我们的官员队伍里，固然有败类，但更多的是像作者这样的官员，他们在兢兢业业辛辛苦苦地工作着。 左代富有一双敏锐多情的眼睛，善于发现自然界和我们生活中的美，是我读《萧萧集》的又一个感受。在左代富的眼里，真可谓处处有诗，事事含情。“小鸟追春嬉戏，谁系牛儿树底？梁上泥巢期新岁，乳燕多欣喜”(《谒金门·咏春》)，这是说的春天的美。“半卷珠帘，见湖水万千粼。”“岸蜿延、绿草幽深”(《庆春泽·游三江湖》)，是说湖之美。“薄雾涌，风林动，红果悠悠多情重。听牧曲，见群羊，归时暮色香”(《更漏子·秋山》)，是说山之美。“一番雨过，纤裳玉婷婷，金盘翠露”(《双飞燕·赏荷》)，是说荷之美。“色似牡丹，香如玫瑰。斜倚东篱”(《柳梢青·会堂黄菊》)，是说菊之美。“雪浓。兴浓”，“取冰筑宫。撩目处，剔透玲珑”，“追雪去，问严寒，做冰童”(《梅花引·北方情》)，是说冬之美。“琼楼灯影笑声欢”，“飞星万点照人间，鲜花十里醉心田”(《浣溪沙·长安街之夜》)，是说长安街夜之美。美和幸福一样，虽然在我们的生活中并不常见，只是点缀，但其存在，却是我们在多烦恼多苦痛的人生岁月里能坚持活下去的重要原因。文学家包括诗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一般人没有留意到的美发掘出来，呈现在人们面前，从而去鼓起更多人的生活信心，使更多人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左代富做到了这一点，他让我们从他的词里看到了自然美，感受到了音韵美，体悟到了人生美，从而短时间地忘掉不快、烦恼和苦痛，心旷神怡地去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左代富与我同年，我们这代人的青少年时期，正是社会对传统文化不屑一顾的时候，也因此，我们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远没有受现代文化的影响深。但左代富显然是个例外，他对中国传统诗词曲牌的熟悉程度令我吃惊，分明，他于此是下了钻研功夫的。写现代诗固然契合当代人的阅读欣赏习惯，容易被人接受，但完全忘掉我们先辈词人使用过的古曲牌，忘掉曾感动过多少代人的词作形式，对文化的传承并无益处。左代富对古曲牌的钟爱，尤其是对一些冷僻曲牌的发掘和使用，让我们重新感受到盛于宋代的词的魅力，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对我们民族的文化接续大有好处。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是需要有人来做这种接续工作的，左代富自愿来做此事，值得我们尊敬。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2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2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