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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的《风和日丽》以私生女杨小翼的成长和寻父为主线，随着她对“父亲”的靠近、远离、救助和审视，她自身命运的深渊慢慢敞开。向前的叙述时间与向后的历史时间交错并行，最终在革命脏腹的幽深处融汇。叙述者试图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重新理解革命，回叙革命者的个人情爱与民族国家理想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历史的阴影中密布。叙述者从个人与历史的缝隙中重新打量风云突变的20世纪革命史，在“风和日丽”的标题下上演的是起伏跌宕的人生戏剧。 小说勾勒了一群革命者的形象：暗处的父亲尹泽桂将军，还有明处的刘云石夫妇和着墨不多的夏津博父母……“父亲”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符号，他既是我们生命的缔造者，也是文化的源泉，父权社会中一切的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乃至生活方式无不打着“父亲”的烙印。在家国同构的文化格局中，父亲就是家庭的拥有者，他占有物也支配人，就像君王对这个国家的统领。意识情感的变化要比政权的更迭要滞后和艰难得多。经济的现代转型并不必然带来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 身份是杨小翼全部悲剧的源头，母亲的家族流淌着资本主义的血液，贵族气息和优雅的举止随时泄露她们的身份，事实上，母亲一家根本无法反抗这种阶级的悲剧。开篇，尚在童年的杨小翼就开始为自己的身份焦虑，她希望有个真实的父亲。隔壁女友米艳艳的父亲虽然早有两个妻妾，但她可以坐在父亲膝上撒娇的场景仍让杨小翼深深向往。从此，她迈出的每一步都与“父亲”息息相关。不合法的身份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革命的想象支配着她的人生，并使与她交往的异性无一不落得悲惨的结局。红颜薄命的源头是她的私生女身世，这又曲折地指向革命。寻找父亲是寻找一种生命的合法性，而革命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为了捍卫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和自己的身份，将军宁愿让自己的女儿承担沉重的身世秘密。 因为种种遭遇，杨小翼选择了对革命者的私生子们的生活道路进行研究，她通过这些遮蔽的人生触摸到历史的静脉。“父亲”成了她的研究对象，她终于可以独立地坐在父亲对面，以学者的身份审视这位见证共和国的将军和缺席自己人生的父亲。研究性的冷静对话遮掩了内心情感的惊涛骇浪，革命成功地将一对父女分隔在历史河流的两岸。将军是个复杂的存在，就像他经常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一样，他的内心生活也被四壁屏蔽了。经过革命伦理的精心洗涤，将军认同的是自己的革命身份和民族国家的理想。 在艾伟的叙述世界中，革命不是一个被滥用简化的名词，而是一个动词，一个动宾词组。这个命是活生生的生命，是具体的与日常生活深深纠葛的情感、欲望和秩序。革命的诱惑来自一个远景，这个宏大的远景要求革命者自觉地做出个人的牺牲。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熟人社会”则必然地波及到家庭甚至整个家族。革命有自身的节奏，身陷其中的革命者无能为力。 市场经济重新解放了人和社会关系，包括尹泽桂这样处于社会上流的将军。89年之后，20多岁的外孙天安意外车祸身亡，将军勇敢地将这个没有名分的外孙的遗体带回北京，此时，人情和天伦占了上风。将军最终从血缘和情感确认了这个反叛的外孙，这种显示美好人性的宽容正是经济改革和思想解放所带来的变化。尹将军在年老的时候亲手将外孙的尸骨埋到北京，并将年轻时的情诗“愿汝永远纯洁，如天上的明月”刻在墓碑上。此刻，他追忆自己的爱情，确认自己的血脉，在回忆中肯定了革命者身份之外的作为一个普通男人的欲望。“小我”战胜了“大我”，个人的感情战胜了将军的身份。这种人性的回归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文尾，将军曾住过的石库门变成了红色革命旅游景点，这一笔颇有意味，历史的长河流到了当下，将我们带进消费社会的现实中。尹泽桂将军曾经试图掩藏并否认的爱情记忆变相地暴露在日光下，被消费社会所利用，变成了一个关于权力的诗意神话，并最终放大成消费点，融入周围的自然风光中。这也是消费社会的强大所在，它不为革命者的个人意志所左右，不仅让所有具有娱乐功能的事物被消费，而且将一切严肃的、痛苦乃至阴暗的事物也纳入了消费的轨道。历史和记忆均被搂入消费的广大怀抱。 《风和日丽》这个横跨半个世纪的文本以革命者后代的视点展示革命家的复杂性，为我们提供了对革命加爱情叙事模式的重新想象。不合法的私生子女身上携带着革命者的密码，也泄露了革命最私密的一面，革命者的刚正无私中也许包含了最大程度的私心，他们直接伤害了亲人，然而他们只能沉默，只能独自在记忆中温习旧情。这种“小我”与“大我”之间的紧张形成文本的密度。《风和日丽》为革命者公共化的身体和形象增添了新的维度，革命者的形象变得丰富多元。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1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