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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松《美人与鱼记》，《花城》2010年第2期 王松的“文革叙事”(包括“后知青”题材)中篇小说创作经营多年，似已自成“体系”，《美人与鱼记》则意味着这一“母题”的纵深延伸。继表现少年创伤记忆的“三红”(《红汞》《红风筝》《红莓花儿开》)、描写人性恩怨与异化的《后知青的猪》《双驴记》《眉毛》等作品之后，《美人与鱼记》的叙事视角回到“文革”非常岁月中的日常生活图景，意在表现一种潜流状的民生形态，寄寓的不是宏大叙事式的历史反思，而是布满人间烟火气息的岁月缅怀，以唤起人们对那个特定年代的生存记忆与伦理关切。 《美人与鱼记》有如精致的小说标本，储存了一些社会民众在非常岁月中的极为普通的生存影像。大美丽刘大美并非天生丽质，她的美丽是以“怪”为特征的，甚至还曾成为小孩子们恶搞的对象。大美丽心地并不复杂，她对生活没有太高奢求，只是希望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异性情感，但她钟情的男人之所以与她周旋，并非出于真心喜欢而是另有功利企图，他们看重的是她的哥哥——棉纺厂革委会主任刘大成手中的权力。大美丽不断地付出感情和身体代价，却不断地蒙受伤害，还险些因宫外孕丧命，是陈一浮的出现使她的婚恋寄托柳暗花明，尘埃落定。正当大美丽快要成为妈妈的时候，一个中午，人们却在一个大容量的鱼缸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大美丽之死与任何的命案无关，不牵涉自杀与他杀，暗算与迫害，而仅仅由于陈一浮的疏忽——当时他正在家里为鱼缸做水循环调试，听说原单位正急着找他传达为他落实政策的事，便忘记了关闭水源而不顾一切地跑出去了，大美丽沿着梯子进入鱼缸去找水管节门，却再也没有力气爬出来。 这件事的发生，也与那时候一些北方城市盛行养热带鱼之风有关。可以说那是属于非常岁月中带有某些时尚意味的生活点缀，也是毁灭这个新婚家庭的“间接杀手”。陈一浮的本意绝非如此。耐人寻味的却是，他一步步接近大美丽并最终结亲，很难说没有功利因素。陈一浮属于那类非常聪明的知识分子，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于各类知识、技能的学以致用，更表现为一种置身逆境中的趋利避害、化险为夷，永远不会因小失大的过人能力。“文革”来临之初，他先是检举自己的恩师，又与前妻果断离婚，皆为了自身的政治清白，他下放棉纺厂本是来接受监督改造，活得小心翼翼近乎卧薪尝胆，却成了刘大成的妹夫，并成功地避免了被疏散农村的命运。我甚至推想，假定大美丽没有死，落实政策后前景一片光明的陈一浮与她的关系将如何发展，也未必会很乐观吧。陈一浮的人生经历在“文革”时期绝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案。对于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私、狭隘、摇摆、软弱等劣根性，王松的小说向有微词，绝不留情，却又含蓄内敛，不露痕迹，把意图隐藏在日常图景的叙事语境，为读者预留了充分的遐想空间。 从人性的恩怨纠结到民生的日常图景，显示了王松“文革叙事”小说具有标志意义的重心移动。我这里所说的民生的日常图景，是指民众的那些基本生存状态，有生老病死的肉身层面，更有悲欢离合的精神层面，它常常并不表现为惊天动地，惊世骇俗，却因为寻常无奇而更容易引起触动与感应，正如鲁迅所说的“无事的悲剧”。 大美丽之死，延续了王松小说一种惯用的处理方式。王松常常在作品中写到“死”——不是形而上哲学意义上的死亡，而是各种各样、具体实在的死法。那些死法如不同的模拟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又被作家赋予了寓言般的隐喻功能和超越性意义。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另一部中篇作品《欢乐歌》。危症患者几乎是“前仆后继”的“O病室”，同样构成了一幅“文革”岁月中的日常图景。小说的人物，是分别按“O病室”的病床顺序以数字符号出现的，这些符号有着渴望存活的个体生命温度，却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过山车”般的生死振幅。个体生命渺小，却很顽强，面对死亡迫近，他们抱团抵御，周身散发融融暖意和熠熠亮色。这暖意和亮色与非常岁月的肃杀氛围形成了巨大反差，令人体味出一种温性的伤感。王松擅长于反讽与戏仿的技法，却没有颠覆、消解核心价值的欲望，由此彰显出了与一些“后现代”小说族群的本质区别。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2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