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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年伊始，“红段子”通过手机、网络等渠道以几何速度传播、扩散、蔓延；红歌在宝塔山下、延河水边唱响，在井冈苍松翠竹间回荡；红色旅游的大队人马在革命博物馆的声电光影等多媒体立体演示前驻足流连；银幕和荧屏上的红色影视节目层出不穷，把观众带回革命战争年代，让人为牺牲的壮烈而唏嘘感伤。一时间，我们被“红色”包围了，连电视里的节目主持人也身着红装。高兴之余，也不免有些担心：随着节庆气氛的渐淡渐远，这种“红”是否会褪色？革命传统教育，或可称为“红色教育”，如何才能出新并且形成长效？ 在笔者看来，要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有三个关键：气势、氛围、机制。这是红色文化传播的三要素，缺一不可。 首先应该谈谈“拟态环境”这一概念。这是传播学的经典概念之一，上世纪二十年代由美国著名学者李普曼提出。其主要内核是：在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与三种意义上的“现实”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是实际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假如有这样的“现实”)，二是经过传播媒介有选择地加工后提供给受众的“象征性现实”(即拟态环境)，三是存在于人们头脑的“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即“主观现实”。人们的“主观现实”是在他们对客观现实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经过媒体搭建的“象征性现实”的中介。经过这种中介后形成的“主观现实”，已经不可能是对客观现实“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产生了一定的偏移，成为了一种“拟态”的现实。 “拟态环境”的概念由来如此，但它与我们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呢？传播效果的理论认为，当人们生活在拟态环境中，他们不知不觉地深受媒体建构的象征性现实的影响，往往将拟态环境所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当作对现实世界的感知，并以此感知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如果我们正面运用这一理论，那么，当红歌、红段子、红色旅游、红色影视剧、红色书籍包围着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广大受众，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气氛中置身于“红色拟态环境”，其心境与被“黄”段子和其它“黄色”内容包围时迥然不同。当一个人确信自己周围的人都在追求高尚，他心灵中“向上”的力量也会增强。这就是“氛围”说。现代都市人的生活节奏不允许他们抽出很多时间、花费很多精力读书看报，但看各种“段子”还是饶有兴味的，并且许多人在自己看过之后，还要进行二次传播、多次传播，与他人分享。与其任“黄段子”“黑段子”满天飞，给人造成错觉，不如用“红色”的传媒内容占领人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并转而“抓住”他们的思想，久而久之，外在的传播氛围改变了，传播内容改变了，人们的思想内容和谈话内容也可能改变。也许这是比较乐观的预期，但在某些人身上无效的尝试不见得对所有人都没有效果，因为传播效果从来就是因人而异。 “气势”有助于营造“氛围”。建党、建军、建立新中国纪念日和春节等举国同庆的日子前后，各级各类媒体总会掀起一股主题宣传高潮，其内容和基调也是“红色”的，这就是“气势”。例如，每天的《新闻联播》都有相关的纪念性、庆贺性专题报道，每天的报纸都有类似的专栏，各大网站开辟专门的频道、网页，手机短信也荟萃民间的“红色智慧”，红色旅游景点游客人数激增，媒体再对这些现象加以报道，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效果像滚雪球一样，很快就累积起来。试想，一个人无论看电视、上网、读报、开手机，或使用其它媒介，都能看到、听到“红色”内容，而且这些内容并非枯燥的说教，而是亲切、风趣、生动，他能完全不受影响和感染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宣传的主要目标群体之一——青少年，他们比“定型”的成年人更容易为媒体的内容眼睛热、鼻子酸、心头颤。虽然从“感动”到“行动”需要一定的外在和内在条件，需要时间的积淀，但“感动”毕竟是第一步。 当然，不论是“气势”还是“氛围”，都需要“机制”才能得到保障、延长和持续。媒体、学校、社会和宣传部门都应避免一曝十寒的传播节奏，而应该采用滴水穿石的传播策略，坚持长期不懈地从多方面、多视角、多渠道进行“红色传播”，使这一切都成为习惯，成为日常，成为自然。实践已经证明，媒体在影响人们的行为方面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媒体定期地宣传红色旅游景点，有助于消费者把钱投向红色旅游；跟踪报道红色影视剧在观众中引起的反响，则有助于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这类影视剧；政府部门、学校和媒体共同举办红色影视剧观后感征文比赛、“红段子”创作大赛、“红歌”演唱比赛等，更有助于激发人们的参与热情。心理学理论认为，人们对自己并不认同事物的认知和认同程度，可以通过改变外在的行动而得到改善。有些青少年原本对“红色”的传播内容有抵触情绪或态度，但只要能吸引他们参与活动，如收看《恰同学少年》《为了新中国前进》这样的电视剧，然后再谈观后感，或者参加相关的主题演讲比赛，他们对“红色”传播的认识和态度就会有所改变，朝正面的方向发展，至少是为自己曾经参加过相关的活动并获得佳绩而感到自豪。 “红色文化”的传播从来就不是由媒体唱独角戏的，而是学校、媒体、社会、家庭教育的立体配合、多方协调。但不可否认，在当今中国，媒体的渗透度和影响力的确不容小觑。传播“红色文化”是一件有意义的事，“红色经典”是有意义的传播内容，而如何使“有意义”的传播内容和传播过程让人觉得“有意思”，是这个世风纷纭、人心浮动的时代给众多传媒人、特别是影视工作者提出的一个难题。从虎年新春的传播“开门红”来看，破解这一难题，正当其时。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2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