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胜友(作家，入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 作家与出版人的文学品位应是统一的 在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探索文学创作与文学发展的规律，是所有作家和编辑家共同面对的课题。作家不能完全把自己关在书斋里写作，除了深入社会、了解生活之外，他们还需要了解我们的出版体制和图书市场。出版家也应当更多地与作家沟通联系，共同打造文学图书的出版与繁荣。一个作家与出版人的文学品位应该是统一的，而不是分裂的，那就是既要具备文学素养、表达作家追求、关注现实生活，又要具备市场号召力。我相信这也是同行们的共同追求。我当过出版社的社长，应该说出版社的编辑们都在寻求两个效益的统一，他们身处市场竞争的第一线，深感图书市场的竞争压力，但他们的感受有时得不到某些作家的理解。这种沟通上的被动局面往往反映了作家们对当下市场认识不足，与社会缺乏联系，他们的作品也就很难得到市场的认可。 我说过作家应该走出书斋，有几层含义：第一是作家要走出去关注当下变革的生活，关注社会上的人物命运，这样他的创作才能上台阶；第二是作家的作品要通过文学刊物和图书市场走向大众，就势必需要关注图书市场的风云；第三是作家要着眼于时代的发展，认清信息化时代中文学与影视的联姻意义，了解高科技和网络带给文学图书市场的影响。现在当作家与从前相比可能不一样了，他们需要关注的东西更多。 汪修荣(江苏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市场改变着作家与出版人的关系 作家与出版社的关系，在新时期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很长时间里，作家与出版者曾经是一种充满人情味的、美好的合作关系。但是，随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浪潮的到来，这种关系也渐渐发生了变化，在这30年中，出现了三次大的转变，这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大致相吻合的。从这一发展变化，也可以看出中国出版业发展的部分轨迹。 从新时期开始，作家与出版社曾维系着一种友好密切的合作关系，出版社发现培养了一些作家；同时，一些作家又始终不渝地支持着发现培养他们的出版社，在出版还比较贵族化的年代，他们之间维持着一种友好的互助合作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维系往往是通过一个或几个优秀编辑来实现的。少数优秀编辑的慧眼与努力，使一些作家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与一家出版社长期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合作关系，一个作家在一家出版社持续出版自己的作品，几乎成为一种常态。如江苏文艺出版社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批优秀青年作家文集，如苏童、池莉、叶兆言、铁凝、林白、迟子建、黄蓓佳、范小青、叶辛等等，此后，他们中间大部分人把自己后来创作的相当一部分作品交给了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一现象在其它出版社也并不鲜见。这段时间，作家与出版社的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充满着温暖的人情味。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出版业的渐渐放开，出版市场日渐繁荣，大众出版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名作家和畅销书作者日益受到出版社的青睐，竞争日渐加剧。作家与出版社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受到了市场化的冲击，市场出现“一家有女百家求”的局面。于是，传统的朋友式的合作关系以及对某一出版社的忠诚受到了挑战，大部分作家作品开始天女散花式地出现在各出版社，作家与出版社的长相厮守变成了藕断丝连式的松散合作。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出版门槛不断降低。中国出版业由于集团化趋势、国营与民营的深度融合以及民营公司为谋求上市进行的战略扩张等，正彻底改变着出版业的现状与游戏规则，给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对名作家和优秀畅销书资源的疯狂争抢完全白热化，甚至违背价值规律，这种恶性竞争严重冲击着作家与出版社的关系，作家与出版社过去那种朋友式的合作关系已经成为历史，印数、版税几乎成为双方合作的惟一基础，即使是过去友好的合作伙伴，也只在有条件同等的情况下才享有部分优先权。市场化近年来的另一个趋势，就是顶级畅销书作家与出版人的深度合作。少数顶级畅销书作家已经不满足单纯拿稿费，而是共同合作打造市场和品牌、共享出版利润，这也是出版人在新形势下为抢夺优质资源采取的最新举措，是对市场的积极应对，这使作家与出版人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密。这一切都是市场经济和出版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它必将深刻影响中国出版业的格局。 邱华栋(作家，《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 出版社应长期关注培养作家 我曾在纸质媒体做过很多年编辑出版工作。就我个人而言，我对当下很多畅销书兴趣不大。因为不少诸如明星传记那样的作品其实都在迎合中低读者对名人的追捧，并没有什么文化含量。经常可以看到一些畅销书今年上市卖20元，明年在书市上就卖5元，后来连影子都见不到了。我心中对出版社较为理想的期望是一边做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畅销书，一边做有文化积累、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厚实作品。两边都要兼顾，两手都要硬。 我很欣赏像欧洲苏尔坎普出版社那样的做法。他们一方面做畅销书，另一方面则拿出很大的精力关注和培养作家。他们与许多优秀作家长期签约合作，其中不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那样的名作家。他们长期地、持之以恒地关注作家的创作，与作家一起细细培养能对人类精神文明作出贡献的作品。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明智且目光长远的。新媒体时代里，快速消费的文化产品终将分流到网络及电子媒体，纸质媒体在这样的时代里，要么勉强维持一个“死而不僵”的状态，要么就致力成为高雅精英的文化载体。在这一点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出版社做得好一点，他们长期不懈地推出厚重的原创作品和学术著作，保持了较高的文化品位。 就作家和出版人之间的沟通环节来谈，有些出版人的素养真的不高，急功近利的现象严重。比如一本孔子的《论语》，他们可以推出“论语解读”、“论语解读的解读”这样的跟风之作；同样一部作品，他们可以做出“插图本”、“缩略本”、“普及本”、“白话本”这么多换瓶不换酒的花样，导致如今动辄数十万部图书充斥市场，但是有人文含量的作品极少。要改变这样的现状，就需要出版人懂得人文积累的意义，对作品的文化价值做出立竿见影的判断。 与此同时，作家也存在问题。许多作家不了解图书市场，经常在谈合同时“狮子大张口”，要出3万、5万的印数，出版社一方面明白卖不了这么多，一方面为了拿下作品只得应允，造成积压和浪费；同时，不少作家对自己作品的读者定位认识不清，总打电话给出版社抱怨自己的书在机场等场所看不到，其实是在那里没人买，被商家退回来了。其实作家大可不必过多在意作品的印数。法国著名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写出《情人》之前的30年里几乎每本作品都未发行到一万本，但并不影响她日后的成功。社会对作家的接受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所以就两者间的沟通来说，还是那些本身就是作家评论家的出版人做得比较好。他们对市场敏感，对作家作品的文化价值估计准确；既了解出版人的苦衷，又能体会作家创作的辛苦，从而在两者间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这样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 柳建伟(作家，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作家的创作需要出版人深度介入 作家与出版人的关系对于文学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要。我国文学史上有许多例子可以印证这一点，出现过作家与出版人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几个黄金时期，很多都成为文坛佳话。 例如，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文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涌现出叶圣陶和茅盾、巴金等一批文坛巨匠。他们之间的关系从开始的亦师亦友，到后来志同道合的同仁，再到最后并肩战斗的战友，关系愈发紧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的很多作家虽然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但可能在文字等技术层面稍显逊色，因此他们的很多作品是在作家和出版人的共同努力下诞生并为读者所熟知的，如《红岩》《林海雪原》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作家和出版人保持着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如《白鹿原》的作者陈忠实在自己一篇长达万余字的散文作品《何谓益友》中，详细讲述了自己和出版家何启治之间长达20多年的交往。在陈忠实创作《白鹿原》17年前，何启治就一直与他保持通信。当陈忠实写完《白鹿原》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请何启治看。因此可以说，《白鹿原》的诞生是作家与出版人应当如何更好携手的最佳注解。 近年来，由于社会出现了趋利倾向，一些经典作品引发了社会议论。总的来说，出版人、编辑家和作家之间的关系现在变得生冷了，没有形成合力，而以前的合力是很足的。尽管当下还存在着作家与出版人成功合作的少数个案，但更多的情况是在冰冷的利益关系驱使下，出版人已不再愿意为优秀的作品投入更多心力。其实，作家的创作是需要出版人、编辑家深度介入的，尤其是在作家还不太成熟、尚需雕琢的阶段。这就如同古玩研究者见识很广，对一些出土的艺术品能够起到补遗查缺的修复作用。因此，对于我国的文学事业而言，还是应该倡导出版人和作家之间令人怀恋的紧密关系。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24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