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鼎钧先生在大陆新出的散文集《一方阳光》，书中选目按照题材和文风的不同取向，分成了“碎琉璃”“情人眼”“沧海珠”和“捕蝶手”四辑。辑名或取自鼎钧先生以往散文集的书题，或由提炼、概括鼎钧先生散文创作理念的某一特色而来，合在一起，恰好涵盖了鼎钧先生60年如一日勤勉耕耘、多方开拓，在散文园田里垦殖、收获的各个层次和各个品系。 其中，最引我注意的一点是：在书中位列前半，篇幅也占到全书一半的“碎琉璃”和“情人眼”两辑，对鼎钧先生散文创作晚近20年来从分量和密度上都愈加彰显的“家”“国”两大主题，给予了特别的突出。 以我未必全面的统计，自1994年大陆出版社先后印行《王鼎钧散文》《大气游虹》以来，包括这册《一方阳光》在内，鼎钧先生的散文集单行本在祖国大陆已累计出版了9种、13册。但这些集子囿于时限或其他某些原因，对作者创作风貌的展示，多有选择性的偏重，而且偏重之处还大都比较一致。借用鼎钧先生本人既有的作品系列名称，可把这一偏重状态形容成一个以“人生三书”和“作文三书”为焦点的椭圆。套在这个椭圆里的作品是青春励志型的美文，读者是甫出家门和校门的社会新鲜人群，而作家呢，则是兼擅辞章构设和义理阐发的一类有社会责任感上的宽度、幅度，却未见得有精神穿越的力度和深度的思想扁平形的文字巧匠。 对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即已开始“回忆录四部曲”散文长卷创作，并在90年代中期已经完成且出版“四部曲”中前两部的作者来说，上述偏重及其可能导致的读者迷误，显然不够公平。因为恰是到了“回忆录四部曲”这里，作者的散文创作来了个总体的整合和提升。这个阶段若被略去不计，就等于直把未竟之作当成了完成之作。这么一来，不但作品完成后才会有的那种圆满效果无从体现，而且作者整体上的创作能力和艺术水准，也要被大打折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00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引进出版“王鼎钧回忆录系列”的第一部《昨天的云》，以及随后在《一方阳光》这样的选本中，对鼎钧先生“回忆录四部曲”着力书写“家国”故事的创作主旨，进行明确强调，都当得起独具只眼、抗避流俗、弥阙补漏、还作家作品以全姿全貌之誉。 有《昨天的云》出版在前，有《一方阳光》辑选推举在后，更有鼎钧先生散文知者和识者不断增多的形势促动，“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在大陆完整面市的一天，毫无疑问迟早会到来。 值得继续追问和省思的，是其他更多的海外华文作家作品反哺祖国、登滩大陆、回归内地时，在出版、编选、评析等传播和接受的诸多环节上，究竟遭遇了哪些裁剪、缩略？这般处理一番，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给读者和社会提供某种必要的助益，同时，又在多大程度上使得作家作品本来的面目、蕴含及内外各面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受到了削减？更进一步，这种情况的普遍存在，是否已使我们形成了一种错觉或者误解，以为海外华文文学在我们华文文学腹地的坐标系和称量盘上，总是概莫能外地流于边缘和轻忽？ 一个渐趋流行的疑似症候，就是现在每谈起海外华文文学领域的作家作品，我们越来越倾向于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作品选材和作品风格如何“外化”和“外化”到何等地步、何种成色的议题上。由此，几乎所有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都被收纳进“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之类的“侨民故事”的文体模具盒里，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母题和主题，随之也就多被简化、归置到或悲或喜的文学风格双行道上：不是“漂泊+望乡”式的老派苦情戏，就是人物自己主动洗心革面、迅速实现反客为主理想的新派异国传奇。 但事实上，从海外华人的身份定位和文化立场出发，度越“在而不属于”的状态，持续向所在地的社会空间深处“外化”，这不过是海外华人生活和海外华文文学的众多侧面中的一个侧面。从与祖国的联系上看，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何种境况，海外华人更重要的一个生活和文学面相，是在相对超越地理界域的文化人格和民族情感的维度上，介入国内社会生活现场，表达自己鲜活的意绪、态度和认识，即时参与以历史和现实为主题的各种公共话语及文明常识的建构。对此起支撑和决定作用的，不一定非得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身份，更自然而然的也更主要的，是一种看来无形、实际比有形的一切都深切有力得多的文化身份和精神惯性。 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去重新看待具体的作家作品，另作估量、另行取舍，海外华文文学才会在整个华文文学的宏阔版图中显露出它独特的、朝向祖国那一面的一份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设若早已如此，王鼎钧先生的散文代表作，论单篇，或许就不会在海外、在祖国，都同样被长期独宠《那树》式的一个类型；论系列，也多半就不会在台湾、在大陆，都同样总限于首推“人生三书”“作文三书”。当然，他“回忆录四部曲”的后两部压轴新作，《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也将因此而在两岸、在中美，在凡是可读和爱读他散文的读者那里，都免于被一律照着老口味、老眼光和老套路，给解析成浅白、标致、单纯的励志美文或作文范本。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3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3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