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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旧迎新的春节假期，面对着窗台上亭亭玉立、婀娜多姿、散发着缕缕清香的水仙花，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不久前与世长辞的郭风先生。前些年，每逢寒冬腊月，我总会收到郭风从福州邮寄或托人捎来的又大又壮的水仙球茎，一次又一次真切感受他寄寓的那份诚挚、温馨的情谊。如今，他老人家驾鹤远行，从此再也无缘与他鱼雁往还或促膝谈心，怎能不让我感到怅惘与哀伤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工作期间，分工阅读各地出版的文学书刊。当时，就曾读到郭风发表于1957年3月《人民文学》上的《散文五题》和散文集《搭船的鸟》《洗澡的虎》、童话散文诗集《蒲公英和虹》等。但是有缘“识荆”已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八十年代初。 我记得，1981年春，中国作协创联部为了调查了解青年作者的思想、创作、生活状况，派我去福州参加福建青年文学作者座谈会。在下榻的一所简陋的干部招待所里，我第一次见到时任中国作协福建分会主席的郭风。他衣着朴素，仪表端庄。由于他知道我在五十年代写过评论柯岩的儿童诗等文章，同儿童文学有缘，因此一见如故，亲切地、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他不无欣喜地告诉我：最近福建省委对文艺工作提出了“放异彩，出人才”的要求；主要负责同志还谈到三个“刚刚”，即文艺界思想刚刚解放，百花刚刚萌芽，大地刚刚复苏，要爱护作家、艺术家，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用和风细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文学艺术上的问题。郭风按照这个精神主持召开了青年作者会，并作了会议小结。他把发现、培养文学新人看做一项战略性的任务，关注青年作者的健康成长。他鼓励青年作者深入到生活中去，不仅建立自己的生活基地，还要想方设法到外县、外省走走、看看，以开阔眼界。他还希望青年作者对写社会主义新人不要理解得过于狭窄，不只是写雷锋、张志新、乔厂长式的英雄、先进人物，还要写各式各样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使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性格更加多样化。首次与郭风相识相知，我发现他不仅是驰名当代文坛的散文家、儿童文学家，同时还是一位很有见地、经验的文学组织工作者。回到北京后，我把福建培养业余青年作者的做法和经验写成情况简报，引起作协领导的重视，当即让创联部向作协各地分会介绍、推广。 同年冬天，郭风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一员，与于黑丁、李纳、唐达成、晓雪、金哲、叶文玲等一起访问了菲律宾。代表团返国后，我到翠明庄中组部招待所看望郭风。郭风真是虔诚的大自然之子，对自然万物、花卉草木情有独钟。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谈起在菲律宾随处可见的紫花、盛开的睡莲、五彩缤纷的热带兰花、鸡蛋花树，还有总统府前草坪上那棵青苍、魁梧的榕树。他说，旅馆大厅池中的彩色鲤鱼、公园里的人造鸟窝、博物馆里的热带蝴蝶标本，都引发了他童话般的想象。他还告诉我，参加了两次菲律宾人的婚礼：一次是菲三军参谋总长儿子极为隆重、豪华的婚礼；另一次是普通人家简朴却喜气洋洋的婚礼，使他从一个侧面真切了解到菲律宾的风俗人情。聆听郭风这次谈话，结合平时阅读他作品的印象，我清晰地领略到：热爱大自然、拥抱大自然的仁慈胸怀，一双锐敏的、善于捕捉自然界鲜活生命的慧眼，还有那孩子特有的情趣和幻想，正是郭风的散文、散文诗具有艺术魅力的奥秘所在。 从八十年代初中国作协书记处分工我联系儿童文学工作后，与郭风的交往就更密切了。每次他来北京参加作协代表大会、理事会、创作座谈会或工作会议，我们总有机会见面叙谈。虽然那时我还在工作第一线，常常由于繁杂的会务缠身而不能更从容、深入地和他谈心。但“心有灵犀一点通”，只要一谈起儿童文学就滔滔不绝，关不住闸门了。他热情支持我做儿童文学的组织工作，希望我为鼓励儿童文学创作、发现儿童文学新人，多做些扎扎实实的工作，多写些“既富引导性，更具创见”的文章。他在赠我《郭风散文选》一书时，特别叮嘱我看一看这本书“前言”中说的一段话：“我想流露一点隐秘于心底的衷情：我，要是听见有同志称我为儿童文学作家，或赞我有志于儿童文学创作之道时，往往深感宠幸；心中正或生出一种儿时受母亲称赞一般的欢喜之情。真的有这种心情。我自己勉励自己，不要小视儿童文学作品，要多多为孩子们认真写出作品。我亦视温柔敦厚为美德。但凡有意贬损儿童文学者，我欲投以轻蔑。”他那对儿童文学钟爱、尊崇之情溢于言表，多么令人感到亲切、可敬可爱啊！郭风还特别赞赏施蛰存先生为《巨人》丛刊题词时写的一句话：“儿童是赤子，希望儿童文学作家笔下留神，不要损伤了赤子之心。”他说自己几十年来就是本着这种认识和精神来为孩子们写作的。从他的谈话和文章中，我越发深切地感悟到：对儿童文学重视还是轻视，爱护还是贬损，可说是衡量一个作家、一个领导者是否关爱下一代心灵成长的一把尺子，也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志。郭风的言传身教，使我在儿童文学工作中不敢稍有懈怠，该说的话一定直率地说，该做的事一定努力去做，力求不辜负郭风和同道、同行们对自己的厚望。 郭风是一位久负盛名的散文大家。他的《郭风散文选集》，曾与冰心、季羡林等前辈的作品一起，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散文杂文荣誉奖。我在工作之余，特别是退休前后，除了写点儿童文学评论外，也多少写一点散文。在散文写作上，曾不止一次地得到郭风的鼓励和指点。九十年代初，我出了一本文学评论集。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我表达了自己投身文学工作40年，在创作上、理论上均毫无建树，不能不自惭形秽。同时抒述了自己年近花甲，即将“到站下车”，却又遭癌症无情袭击，重病初愈后不能随心所欲地读书、做事而涌出的一丝悲凉情绪。郭风收到我题赠的拙著后，在回复我的信中写道：“拜读了‘后记’，既感到亲切、真挚，以为这是一篇好散文，也(让我)百感交集。”“其实，你的文学成就是很高的，只是你一贯谦逊，一直对自己有严格要求。”隔了一段时间，我又寄去拙作散文《相见时难别亦难》《两岸同窗情》《花不完的六十万》《怀念冯牧》等，向他求教。他在回信中再次给予肯定和鼓励：“我以为，您的散文，写得十分真切：真情、真感受；极朴实、朴素。此等作品，与若干散文作品中出现的浮躁之气，是一种‘挑战’，十分钦佩。”当他读到我写的《我当秘书的遭遇》一文后，又来信称赞：“大作一口气拜读了，引人深思。就文风而言，写得朴实、真挚，一如您的为人，更是感人。”我在这里之所以不避“王婆卖瓜”和似有借重名人抬举自己之嫌，一而再、再而三地引录郭风的来信，主要是为了说明郭风对拙作散文言简意赅的点评，不仅激励了我学习写散文的热情，而且坚定了我在散文写作上讲真话、抒真情，力求写得平实、朴素的信心。世纪之交，我陆续写了若干篇记述个人经历、师友风采、异域游踪的散文，都是向着力求感情真挚、文笔朴实这样一个标杆跨越的。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我的第一本散文集《龙套情缘》。这本小书简要记述了我人生历程的若干片断，并约略勾勒了文坛风雨的某些侧影。此书问世后，得到了文友、读者的好评。此时，郭风又写来一封情真意切、倍加赞扬的信，读后实在让我汗颜： 沛德同志：您好。大札到后，过许多天才收到大著。用二天时间，拜读您的这部新著。觉得此书朴实、真切、亲切，自成散文之一格，自成一种难得可贵的个人风格，甚是钦佩。如说读《龙套情缘》，似读半部当代(中国)文学史，也许“过分”，但我以为治中国当代文学史者，不可不读此书，文学界人士不可不读此书。谢谢。握手郭风 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多年来，承蒙郭风垂爱，不仅在散文写作上不吝多次赐教，而且经常以新出大著相赠。在我的书柜上，如今整齐地排列着郭风题赠的散文、散文诗、儿童文学集子、选本，不下十五六册，从早期的《英雄与花朵》《你是普通的花》，到进入耄耋之年所著《汗颜斋文札》《八旬斋文札》，一应俱全。郭风在散文、儿童文学天地里苦心经营了七十个春秋，在文体、表现形式、表现手法上坚持不懈地探索、创新，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富于抒情性、乡土气息的散文诗《叶笛集》，颇具哲理性的随笔《晴窗小札》，把童话、散文、散文诗糅合在一起的童话体散文《松坊村纪事》《孙悟空在我们村里》等，都是有口皆碑、具有较为恒久的艺术生命力的精品力作。可以看出，无论他在体裁、形式、表现手法上怎么发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他始终把“思想欲求其深刻、新鲜，情感欲求其真切、出于自然流露，语言能准确表情意”，“具有时代特色、民族特色(中国气派)、乡土特色以及作家个人的艺术特色”，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艺术目标。 读郭风的散文，我读出了它的新鲜、真切、自然、平易，这是郭风的文品，也是郭风的人品。这也正是我在为人、为文上应当学习、追求的品质。 郭风不止一次称我为“我国儿童文学界重要的领导人之一，更是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功臣”，“众所景仰的儿童文学评论家和有力的组织者”。这显然是过誉了，未免让我脸红。我与这些称谓、头衔、评价相距甚远，只能把它看做一个长者、前辈对后来者的鞭策和期许。我深知自己这么些年仅仅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儿童文学的生存、发展呼喊呼喊而已。 我一向敬重的郭风先生走了。此时此刻，作为后生晚辈和忘年交的我，由衷感谢他馈赠我的冰肌玉骨、飘散淡淡清香的水仙；感谢他启迪我以从事儿童文学为荣，不要损伤赤子之心；感谢他鼓励我坚持真挚、朴实的为文之道；感谢他导引我始终关注青年作者的成长。永别了，郭风先生，您慢走！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1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1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