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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族化”写作被一些人所标榜且写作者们显然潜在着一种不同凡俗的心理优越感，这是需要我们的批评界加以辨析和警惕的。首先，“贵族化”写作，只是貌似民间立场，很多时候在直接写“贵族”乃至“皇族”的家族历史中，大大模糊了“正史”与“野史”的界线，有时更使人很难从中厘清“文”与“史”的分野。而其中字里行间所浸透与凸显出的对于上等社会的赏心悦目和津津乐道，更与文学写作与生俱来的“平民”情怀有着相当的距离；而另一方面，又在无限度地强化着文学写作娱乐功能的同时，极端淡化以至完全遗忘了文学写作的人文关怀精神。 众所周知，在我国，真正的贵族是很难明确界定的。因而“贵族化”写作，并不是个准确的称谓。从当前文学写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些所谓“贵族化”写作，并不能逃脱“卖家底”的嫌疑；而有些则是以皇帝、后妃、格格们的“出镜”来展布生活的“另一面”，从而把现实中人们无法亲历的豪华与奢华作为卖点。如果不忽略作家对复杂现实与历史脉络所作的某些方面的思考与判断，就自然能发现这种言说的立场与标准。当今社会随着弱势群体、强势群体的实际生成，社会各阶层的分化正在加剧与明晰。不同利益群体的划分与重组，必将诱使并导致人的观念与价值准则的重新洗牌，而不同作家、不同作品所阐释和携带的信息也就当然会有所区别，这也属情理之中的。问题是文学写作中“平民”情怀的缺失与人们痛心疾首的精神滑坡或道德沦丧，有着太直接的关系；而现代媒体又为“贵族化”写作的强化与“平民”情怀的弱化提供着铺张的契机与各种形式的便利，使人们找寻天地之“道”、圣人之“言”、人类之“志”的旅程更趋困难。 不容置疑，人们在步入市场体系后有些方寸渐乱，在来不及按照审美规律、学术规则来洞察和界定“精神”的精确定义时，物质与金钱已经牢牢控制了人们的欲望与激情了。从写作的动机、过程与结果来看，其实文学的真实，远不是挂出几件前人曾穿过的旧衣，或用现代技术鉴定一下某与某的亲子遗传关系那么简单的事情。它是审美想像与情感体验的创造结果，它的无限丰富决定了它决非是既在，也非是了然，更不是自明的。它也不可能凭借表面的还原主义书写来打动多数人。文学话语一定是个体内心巨大焦虑和怀疑的呈现，代表的是人类群体意志、永恒价值的寻找与追求，而不可能仅仅是高雅人士的话语嬉戏或恋旧遣兴。现实生活中既然还有着不同阶层的分化，还存在着真假、美丑与善恶，那么文学的“平民”情怀与独立品格就不应被淡忘。文学是一种永远“在路上”的感觉与探寻，而绝不是已到达目标的安稳与休憩。诸如纯客观场景的再现或个体意绪的流露，仅仅是一种自我陶醉与满足而已。文学所一贯呼唤的带有理想激情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公正等，在当下被大量新产生的市民阶层及其审美世俗性与功利性给随意分解阐释了，而其间制造并复活了最原始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就连人们厌恶并惧怕的利己害他的倾向，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来自方方面面的实际鼓励，于是灵肉不再统一，而开始游离和分裂。在谁都能理解的竞争中一些潜规则、暗法则在被唾弃过之后又被重新引入甚至尝试使用，它挤压扼杀的是正直、良知与美善。文学写作在默认了贫富差距的同时，也默认了人格的高低和贵贱。在“恋”“廉”不舍的欲望狂欢中，在天方夜谭的享乐盛典中，各种形态的无聊与异化的价值趋向得以堂而皇之的流行和确立，而高贵的人格与合理的想像受到了任意的奚落、调侃与阉割！对理想的憧憬远抵不过现实实惠与物质利益的诱惑，于是作家的良知在可怕的境遇中被肢解得面目全非，真实的“平民”化没有了，假冒伪劣的“高贵”泛滥了。社会分工的精细并未使人的精神进一步提升和纯化，反而加剧了人格精神的粗鄙化，这是让人痛心的，它已不单单是人们的担忧而成了超出可能的事实。人们在市场法则的牵引下，在各种利益的驱动中不断搜寻和追逐名人、明星、艳星们，从中发现并获取价值，使之在各种场合闪亮登场，连胡兰成也趁着张爱玲热，在人们对阶级立场、政治分野、公正与否的评判模糊中成了一道“风景”，重新续写人人都心知肚明的“皇帝的新衣”式的童话。在这种状况下，人们拒绝作家的说教，厌烦虚假的表述，当然不是危言耸听或者毫无凭据。当作家的先觉、批判与导师身份被消解后，我们还有什么更可信的理由来拯救实利主义、消费时尚、享乐主义等对人们的本已脆弱的精神守则的突破和道德堤坝的冲决？名人、富人、成功人士既然已被奉为生活偶像，成为招摇过市、风光毕现的强势群体、特殊阶层，那么脱“贫”致“富”抑或快速致“富”的欲望必然被简单化、符号化为：物质、权力、金钱就是一切！从而刻意隐藏或回避阶层、地区、政治乃至文化、知识等方面的深刻差异，仿佛文明的传承与创造轻而易举。这种“贵族化”写作与“躯体化”写作一样，当然是浮躁环境下难以规避的选择行为与智性凸现，也成了人们难以挥之既去的深深隐痛。 我们说，在现实境况下，文学写作的公正与客观、批判与呼喊，并不仅仅是一种虚拟的表象或奢望。“平民”情怀的崇高，足以使那些缩头缩尾地隐蔽在权力网络中或淹没于众语喧哗中的作家在扮演涂颜抹色的画工角色时感到内疚或不安。当一些人愈来愈明显地成为现实社会的一个受惠群体、受惠个体，我们是否有理由说他们已不大可能承担或负责平民大众的公共事务，甚至为弱势群体而呐喊了。在特殊的语境下，在变异系统中作家的责任感与血性，到底还能有多大的耐心与程度来支持其批判的锐利与忧思的深广呢？这应该不是杞人忧天。按照齐格蒙特·鲍曼的说法，后现代性的知识分子已经完成了从“立法者”向“阐释者”的转化，而“阐释者”的意图“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它所关注的问题是防止交往活动中发生意义的曲解”。（参见《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６页）作家避开了真实情感的流露与观念上的表态，而仅仅止步于文字游戏与文本结构的操控，这尽管有洞悉历史复杂性之后的必要谨慎，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对自己身份的确证与社会责任缺乏起码的自信。坚决地标举某种主张，义无反顾地投入底层民间，曾经因多种原因在特殊时段发生中伤害了作家的自尊，但历史嘲笑的应该只是狂热与无节制，哪怕我们在“出走”又“回归”中播下龙种之后收获的仅仅是跳蚤，但也真的不能成为拒绝继续耕耘与播种的理由。作家如果丧失了与千载难逢的社会历史机遇相互对话的契机，也就自觉放弃了表述和展布的能力与立场，那是对想像天空边界的无理挪移。事实上，我们不应老是在梦幻中与艳星、明星、皇帝、后妃、名流们过多地亲密接触，自然也不应孤芳自赏地自我抚摸、相互抚摸寻求刺激与快慰！“贵族化”写作既是私性化话语形式的选择，就远摆脱不掉适应市场需求的公开化表演的性质。而文学若缺少“平民”情怀，放弃对审美高地的占领，也定然是心灵不在场的写作，更不会有真实可言。 呼唤“平民”情怀，并不是对“平民”价值的简单认可，而恰恰是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与提升，对人类理想的渴慕与找寻。放眼一望，文学写作各式旗袍的开衩，已被撩拨得很高了，下一步还会做些什么？干些什么？“贵族化”写作能成为一种现象，而不应该成为一种潮流，“躯体化”写作可以作为一种探索或方式存在，却不能取代其它或掩埋更丰富的写作想像。“平民”情怀应该是文学永恒的追求。 原载：《文艺报》2004年12月30日 原载：《文艺报》2004年12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