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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底层写作”、“打工文学”、“草根写作”、“地震诗歌”、“灾难文学”这样的文学名词逐渐从社会现实中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关注层面延伸至文学的道德诉求的层面而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学话题和批评热点。这些话题及其所引起的争论，确实强化了近十几年来在政治情结淡出、市场意识形态渗透之下文学的社会功用和作家的时代使命，在激活作家对社会关注的现实感、道义感之时，其道德诉求和文学审美之间的复杂性再一次引起对文学与道德关系的深思。 强烈的道德诉求一直是人类精神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的精神的和心理的基础。道德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的原则和规范总是和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状况、特定的民族心理等等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可以说，每个民族、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道德诉求，但是其中也有共通之处，即道德规范的制定，无非是为人的恣意膨胀的欲望确立界限。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意味着一种限制和剥夺。然而，人秉有道德，丰富多彩的人性才有了可靠的根基，人才能获得精神的高贵与圣洁。 文学一直与道德结着不解之缘，文学总是被指称为提升人类精神品质的有效手段，这就使文学既把道德作为一种目标，也作为一种动力，甚至转化为一种标准。近年来“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家就突出了自身的道德立场和价值操守，即一种为当下社会中弱势群体进行吁告的伦理意愿。在阶层分化日趋加剧、社会分配差别不断加大的当今现实中，作为弱势者的底层平民，在话语表达权上越来越微弱。当他们面对生存的各种不幸和痛苦时，当他们陷入各种生活的困顿和无望时，他们很难向社会发出自己的呐喊，也无法有效地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作家们无论是出于同情还是出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对这些弱势者的苦难境遇给予积极的表达，都体现了当代作家的责任和良知。刘庆邦的《兄妹》《家园何处》，罗伟章的《我们的成长》，曹征路的《那儿》《霓虹》，梁晓声的《贵人》，熊正良的《谁为我们祝福》，王祥夫的《花落水流红》等等，在这些小说里，都展示了底层善良女性别无选择后沦为暗娼或三陪女的不幸。她们之所以如此面对生活，是因为她们置身的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尊严的土壤。对于这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社会个体来说，没有人会愿意选择贫穷，如果能够选择活得尊贵，没有人会愿意选择活得卑贱。然而社会的现实限制了她们的美好愿望，她们为生存而抗争的方式就是这种出卖自己尊严的方式。这样，提升经济发展的人文气质，让每一位公民有尊严地生活成为了当下文学创作的重要道德诉求。 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竞争实际上难以确立真正公平的竞争起点，人的天赋才能的高低，地缘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天然差异等等，都会不同程度地限制个人参与市场竞争的原初能力和潜能，因而从一开始就或多或少地预定了竞争起点与结果的不公平。这样市场经济竞争结果的合理合法，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和道德上的正当公平。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道德约束，单纯的经济效益驱动和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实利主义风气和个人利己主义冲动，导致日益扩大的弱肉强食和贫富差距。因此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虽然具有其经济合理性，却同时也内涵着一定的社会风险和道德风险。比如马秋芬的《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就将朱大琴在城市遭遇的精神盘剥和尊严践踏，淋漓尽致地书写出来。在生存艰难的背后，朱大琴们还在承受着另外的鲜为人知的精神苦难。他们内心卑微的希望在城市规则里转瞬即逝。在作品中，城里人共享资源，相互利用，他们密切结成的社会关系网，以不同渠道和形式瓜分了公共资源。行业垄断和行业权力资本在“合理”、“合法”地兑换成金融资本。都市合谋榨取了朱大琴最后的资源，这一切都顺理成章，朱大琴还要含着眼泪表达她的感激和理解。因此《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重新书写了底层生活，将这一题材的创作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它告诉我们，道德的滑落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应该是在这种崩解的道德秩序中人的价值分裂与灵魂痛苦。文学与道德的关系首先应建立在作家直面人性恶时的弃绝轻佻和自觉反省，这样才能使关乎灵魂的文学在面对普遍性的社会苦难时重新审视、书写人的灵魂苦难，这才是当下文学弥足珍贵的道德诉求。 恩格斯曾经强调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但是恩格斯同时指出：“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是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同样的追求幸福的欲望，那么，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还必须承认他人有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恩格斯强调必须正视这个“道德的基础”所导致的“自然后果”和“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也即要以一种道德的衡器称量人追求幸福的欲望。这也意味着，文学创作在揭示社会生活真相的同时，也要展开理性的社会批判。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正义，揭示来自人的灵魂深处的宽厚、广袤和悲悯。马秋芬的《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在市场化的尖锐矛盾中反映真善美的力量，告诫每一个人都要平等地对待和尊重生命。孙惠芬的《吉宽的马车》写了一个叫吉宽的农民，从歇马山庄来到城市做工，写他进城之后的生活变化和由此带来的疑惑，原来在农村好吃懒做的吉宽进城后变得非常努力，但仍没能走出生存的困境。作品的立意高度在于塑造人物物质贫瘠的同时的精神自省，他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要做“时代的垃圾”，告诫自己要敢于面对现实，敢于正视公理。可以说，只有展现人因为自身处境与道德规范之间的煎熬，表现在苦难中追求自由的情感，叙写人性泯灭时代中坚守道德行为的作品才能更持久地感动人心。 因此当下的文学创作在及时捕捉生活现实、揭示社会问题，促动社会在文明的意义上走向公平和公正方面，自有它的重要作用。但是作家的道德诉求不应该是社会学的，而应该是文学的；不应该是对现实困境的表象式书写，而应该深入到人的精神内部，展示宽广而温暖的人性。这种人性，往往超越了日常伦理的规约，甚至屏蔽了简单的道德判断。概而言之，在文学审美与道德诉求的关系衡量中，需要将艺术心智、才情以及必要的理性思考置于道德诉求之中，通过形象的创造提升道德诉求的价值和效果。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21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