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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潜规则》 史生荣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些年里，一些作家一直在培养和满足读者的窥私癖，读者的窥私欲也越来越强烈，要求也越来越高，揭露各行各业“潜规则”的小说作品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创作题材和套路。对于作家来说，创作这类作品需要一定的生活经验，相当精细的观察力和感受力，当然还要有表达的勇气和魄力，最后少不了的，就是需要一定的市场前景预期。对于读者来说，这类小说呈现出来的最重要意义，是其提供的“认识作用”和“参考价值”。作家史向荣的这部《大学潜规则》差不多具备了上述特征，单是书名就能给人以无限遐想，这绝不能怪作家格调不高，而是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本身就越来越背离文明的初衷，呈现出种种野蛮与蜕化的征兆，或者说，文明在某些方面走到了自己的对面。 “潜规则”早已是我们认识当下和进入当下的一个十分有效的关键词。对于大学而言，“大学精神”也被“大学潜规则”所遮蔽，赤裸裸的知识与权力、金钱以及名声的交易，往往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实中的丑闻也比书中所披露的事件更严重和复杂。如果用文学批评概念来描述史生荣的这本新作，则它基本配得上“自然主义”的称谓——我们常用的“现实主义”已经不能容纳这本小说，以及这类小说的精神向度。自然主义受实证主义影响，认为作家要具有严谨的实证精神。自然主义作家左拉认为，作家应该“从自然中取得事实，然后研究这些事实的机理，以环境与场合的变化来影响事实，永不脱离自然的法则”。文学作品要像实验报告那样准确无误，作家的经验意图应该远远退去，回避到作品之外。但左拉并不认为文学由此就会缺乏精神导向，因为自然主义并不是“某一个人的毫无定见或一群人的集体愚昧”，而是“发生于每个作家所感到的基于自然的必要”。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茅盾对自然主义是有着比较完整的认识的。他认为，自然主义强调作家具备精准、客观与审慎的观察力，这是中国旧文学中所缺乏的，也是新文学初始时并不成熟的。但与此同时，茅盾认为，同其他任何西学思潮一样，五四新文学不可削足适履地迎合“自然主义”，因为五四文学承载着思想启蒙与语言变革的双重使命，然而，“从自然派所含的人生观而言，诚或不宜于中国青年人”。因此“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借用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在作品中“指出现实人生的缺点”，“提出一个补救缺憾的理想”，才是新文学作家的应有之义。 对于本文要讨论的《大学潜规则》而言，很难说其中提出了什么“补救缺憾的理想”。作家带着读者一起沉溺于黑暗无边的现实中，无力挣扎，甚至无力逃避。小说描写了生存在今天的大学体制以及体制周边的一群蝼蚁之徒，有高校教师、学者、研究生、行政人员，包括市领导、校长、院长到各行政处、科的干部在内的各色人等，生旦净末丑，每一个角色都出演得恰如其分，情节设置上天衣无缝，丝丝入扣，绝无纰漏，显示出作家优秀的观察力和熟练驾驭题材的才能——然而，越真实，越逼近我们的生活，就越令各位看官感到绝望。 小说在揭露大学体制的腐败、大学体制中人的生存处境方面，可谓丝丝入扣，提供了一个认识当下大学体制状况的鲜活标本，莘莘学子们也又多了一本“教材”。作品所能达到的自然主义艺术高度，是需要被肯定的。只是小说中有一处关键的精神主线，被多次串联，但始终不明朗，那就是:何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独立，以及保持思考和批判的立场，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被真正地、完整地呈现出来。这部小说所谈及的一切人物，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不如说只是贴着知识分子标签的“吃学术饭”的人，他们生存上的无奈和灵魂上的软弱，带着典型的中国内地学院派特色。“学者”和“知识分子”绝非同一概念，在这部小说中却被混为一谈。这并不是这部小说的缺点，但却是读者进行思考的一个起点。何为知识分子，何为知识分子的担当——这本来就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难题，从《大学潜规则》这部相对而言还比较温和的书中，也许不少体制中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苟且之形。 沈从文曾经说过，如果认为现实是合理的，那么自己最终也一定会参与进去。鲁迅则用了更激烈沉痛的表达:反对吃人的人，也许不经意间竟吃了别人的几片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几经阉割，也许很难保持完全的人格独立。在腐败的学院体制之下，焉有学者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然主义的《大学潜规则》，的确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认识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环境的切片和样本。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04月02日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04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