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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和日丽》 艾伟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读艾伟的《风和日丽》是一次“温暖而百感交集的旅程”，这部由丰盈的生活和情感所构成的故事，归结起来其实颇为简单:这是关于一个女人半个世纪以来寻父、认父、最后失父的故事。1949年，这个女人(杨小翼)八岁，正是一个人记事晓世的年龄，于是，1949年作为中国当代史的象征性起点，与一个女人的人生起点相互重叠，历史与个人相互缠绕着，向未来呼啸而去，向今天的我们扑面而来。因此，我把《风和日丽》视为是对中国当代史的一种反思。这部小说表明并强调了艾伟对某个写作主题的一以贯之的执著与不遗余力的掘进。这个在《风和日丽》中继续奋力奔跑的写作主题便是“人性”。“人性”是艾伟进行历史审视的核心依据，因此，不管《风和日丽》叙事有多丰饶，情节有多逶迤，人物有多沧桑，但艾伟面向历史的发问却是直截了当、一目了然的:历史究竟是顺应了人性，还是屈抑了人性？历史在何处顺应了人性，又在何处屈抑了人性？尤其是，历史为何要屈抑人性？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当质询的钻头凿进当代中国历史的坚壁，艾伟和杨小翼的共同发现是，对墙体实施浇铸的是革命话语，或称革命意识形态。历史中的个人及其命运因此就必须遵循革命的历史逻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逻辑的宰制下，杨小翼寻父、认父的过程变得异常艰难，父女相认的世俗期待变成了一个尖锐的伦理难题。这段历史是一个巨大的磁场，让每个进入其中的人都程度不一地发生了扭曲。尹泽桂、杨小翼、尹南方、刘世军、米艳艳，无不如是。拒绝扭曲的人性，则一定会在某个时刻发生断裂——先是外公，再是儿子，最后是前夫，统统死于非命。 《风和日丽》在某个层面上展现了鲜明的新历史主义的叙事取向。它让杨小翼从个人体验与个人悲剧出发，对已板结为集体记忆的、一袭华服的历史展开了祛魅式的重述。对于杨小翼来说，她的人生就处于悲剧性的巨大悖论之中。革命，使她失去了父亲；告别革命，使她失去了儿子。如果历史是一条铁律，那人生就是这条铁律下的辗转反侧，死去活来。所幸，艾伟写出了这种复杂。他让一个女人陷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心灵绝境，同时也让历史在每一次经过这个女人面前时都保持忏悔的姿态。由是，一步一步地，杨小翼在历史的背面接近真理；也一步一步地，杨小翼与被祛魅之后的革命及其历史渐行渐远。艾伟就此引发的历史批判，是想申明，当今天的人们在宣扬“告别革命”或“继续革命”的时候，应该提醒，其立论背景应该稍稍从政治或文化的猎猎旗帜下移开，投向人性的颤动的颓败线，在那儿，个人、尊严、生命、情感，还有欲望，都肃穆地临崖而立，进退失据；它们最应该被纳入立论的视野，都应该被设为立论的起点。 尹泽桂与杨小翼的父女关系，是这部小说所有人物关系的核心。父女之间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生动而鲜明地体现着历史与个人、革命理性与世俗人情之间的微妙博弈。革命或历史理性对这对父女的锻造，或正或反，相反相成地在他们各自的身姿和命运中醒目地呈现出来。他们看上去形同水火，却同时保持着深刻的和解与默契。因此，当尹泽桂以历史理性自居时，父女俩便咫尺天涯；而当历史理性休眠时，父女俩便天涯咫尺。 艾伟的世界观里，充满着一种怀疑主义的冷漠与断然。他的小说写了许多黑暗中屈抑的人生，黑暗中变形的人性。但《风和日丽》表达了艾伟写作中的一个新的信念，那就是:他相信家庭、友谊及爱的持久力量；相信人性终会在某个时刻胜出，而不会始终匍匐着；他相信人性自有其规律，它脆弱但又坚韧，敦厚而智慧，既讷又敏，无处不在；他相信人性总是蓄势待发，而在屈抑中闪现的人性光芒必定有着更为动人的品质。在艾伟看来，人性不是乌托邦，而是触手可及的真实存在，人性也不是被悬置的价值理想，而是黑暗世界中直接予人勇气的力量。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06-11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06-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