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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并非一种结论所可涵盖。这是我执着于写作《五四风云》这本书的前提和理由。也许五四精神，大家如雷贯耳但总又不甚了然；对五四运动的各类纪念性著述不算太少，但似乎总又千人一面。能够激发我们回到现场，去想象那个时代的可能性，以汲取历史教训启示我们理解自己当下处境和生活的著述，的确不大易见。《五四风云》目标即在此，至于能够实现几分，读者自己说了算。 五四运动究竟有没有主使人？目前的历史教科书认为五四是由具有共产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发动的；当时主掌政府实权的安福系政客认为是梁启超为主的研究系鼓捣的，他们抓不到研究系把柄时便推诿教育部，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备受当局指责；在国际上因美国公使芮恩施等公开同情五四学生，把五四运动和中国民众对二十一条以来日本对华政策的反抗联系起来，因此日本便认定五四是美国暗中挑唆的。 不可能还原历史，但谎言还是经不起推敲的。日本的说法有些卑鄙，未免太看不起普通中国人的自觉意识；安福系政客的说法，实在是目光短浅流于意气；而教科书的说法，意味深长却削足适履——我们可以说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等研究系要员是五四运动的赫尔墨斯，而其教父是蔡元培，总司令是陈独秀，先行官是罗家伦、傅斯年、段锡鹏、匡互生、张国焘等学生代表们，但事实上，谁都不能完全左右这场运动的走向和结束方式，因此，我们最好把五四认定为一个群起性爱国主义运动。在政治上，五四运动是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继续；在文化上，五四运动则是清初三先生——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冯桂芬、郭嵩焘、郑观应——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这一脉努力“开民智”的自然结果，或者叫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的核心理念是自由、科学、民主、共和，它是无权无勇的中国人摆脱忠君思想和清官情结，第一次直接参与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的民权运动，可以说这是几千年来中国民主的开端。但五四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陈独秀高扬的民主与科学。就今天而言，无论是国粹学派、孔教运动、甲寅学派，还是后来的社会主义、村治运动、人权和宪政运动等都是我们理解五四所必须综合考虑的。 那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士大夫们发起的戊戌维新，作为政治运动的确失败了，但其文化启蒙的目的是达到了；革命党人策动，由新军和地方会党发起的辛亥革命，作为政治运动的确是胜利了，但最后作威作福的依然是前清那帮汉族官僚们，在唤起民众方面可以说完全失败了，诚如鲁迅小说《药》所留下的血馒头和莫须有的花环而已。 民国以来，袁氏独裁，张勋复辟，以后军阀混战，老百姓的生活更见苦了，于是有识之士意识到不仅总统、总理大人们并不可靠，就是所谓民意代表的议员们，也不过蝇营狗苟各怀鬼胎，那所以代议制就不得不存疑了——所以陈独秀说大家只有直接行动起来，免得亡国呵，这也就是学生自己走上街头，提出“内惩国贼”的原因。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曾经梦想依靠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友邦”，巴黎和会大家才发现即使美国大好人威尔逊也是靠不住的，所以五四的另一个口号就是“外争国权”。严酷的现实底下，众多有志者为疗救母国而开了药方。其中大部分药方没任何效力，甚至今天看来有违常识，但我们不可以盲目否认那一代人的胸怀和气度。这些药方也有一定的共性，例如它们总希望包治百病，所以毋庸讳言，诸多药方的副作用也非常明显。昨天没用的药方也许可以医治今天的顽疾；昨天看似大放光明的符咒，今天也许被弃之如敝履。我们必须把五四杂沓的声音综合起来，包括激进的，也包括保守的，甚至包括被冠名为复古的和“反动”的。“大乱者，医中国之良药也。”黄侃的话实有其道理。文化遗产从来不是教条，甚至不一定是结论，不一定是看问题的角度，五四体现的一些悖谬，也依然是今天不能解决的。五四的问题，同样是今天我们必须继承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甚至是更为深刻的遗产。我们只有首先理解这种遗产的复杂性，才能从中找到对今天依然富有启示性的问题以及答案。 《五四风云》着力于再现五四的现场细节，追寻其来龙去脉，并揭示五四主要人物的历史命运；当言不尽意时，采撷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补充之。在写法上，本书不避烦乱，不贴标签，力求简单地把一个个人物和故事串起来。主要依据各类回忆录酌情去取，同时注意有趣味的逸事琐闻，但并不过分强调叙事逻辑的圆满，也不着力塑造性格分明思想一贯的英雄。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偏于事，下编偏于理，或者说上下两编是五四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希望读者能够叩其两端而竭焉，从中看到的并不是自己被灌输的，或仅仅想知道的。 《五四风云》蒙木编撰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03月5日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03月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