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对文学现状的整体判断依然众说纷纭，但长篇小说创作的实绩却是实实在在的。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可以说,“新历史主义”、“祛历史化”和反映当下生活、表达多元现代性冲突的作品，仍然是2009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主体，它没有“断裂式”的另起炉灶，而是接续和发展了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方向。 首先是家国叙事佳作不断。长篇小说写人的命运，大多与国家民族叙事有关。百年中国的历史密切联系着个人命运，离开历史，个人的命运将无所依托。但是如何阐释历史与个人命运的关系，大概还远没有穷尽。宗璞《西征记》是她四部曲中的第三部。《西征记》以抗战大反攻时期为叙述背景，明仑大学学生奔赴前线参加抗战。女生嵋来到野战医院，经历了惨烈的九死一生。小说气势恢弘，有史诗气象。对战争与人性的深刻把握，使之成为表达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作品。高建群的《大平原》是一部叙述家族史的小说，也是一部向乡土中国女性致敬的小说。小说结构散漫语言风流，显示了一个成熟作家的风范。秦岭虽然工作在天津，但他出生在甘肃，顽强的历史记忆并没有被大都市的喧嚣所淹没，《皇粮钟》再次证实了秦岭对历史的记忆和书写热望。张翎的《金山》从清末华工方得法远赴加拿大淘金修铁路讲起，详细地描绘了方家几代人在异国他乡的秘史。小说以家族命运切入，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屈辱的近现代史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族兴衰自然地纳入了叙述。它不仅是一部将赴加华工的命运首次引进当代文学视野的叙述实践，同时也是一次探讨国际大背景下国族身份与认同的书写，它的当代价值尤其值得注意。苏童的《河岸》，讲述了“文革”时期一个生活在河流上的父子船民的传奇故事,苏童巧妙地写出了河和岸两个有着某种联系又有着本质区别的世界,小说带有极强的隐喻性。曼布克亚洲文学奖在授奖声明中称这部作品是“一部充满无穷魅力的传奇小说”。李森祥、薛荣的《送瘟神》是描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防治血吸虫病的故事，对这个重要历史事件的书写，显示了两位作家的眼光。当代文学对重大历史事件缺乏持久关注的耐心，因此，这方面的文学成就历来不大，《送瘟神》将开启小说创作的另一空间。 李师江的《幸福之州》从“满清落幕，民国初兴”写起。它的虚构性显示了年轻作家的艺术想象能力。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语言与以前的作品《爱你就是害你》、《逍遥游》有了极大的转变，甚至也不同于《福寿春》文白杂陈的明清白话体，而是有话好好说的正面强攻，显示了“70后”作家文学探索的努力和态度。阿来的《格萨尔王传》是根据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王》创作的小说。《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唯一的活史诗，至今仍有上百位民间艺人在中国的西藏、内蒙古、青海等地区传唱着格萨尔王的英雄业绩。阿来以这部作品参与了全球出版工程的“重述神话”。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再现了上世纪20年代旧武汉的生活场景。水成旺的小老婆李翠生下了一个女儿，被亲生母亲和水家抛弃，她立志出人头地，抗争不幸的命运，最终她如愿以偿地成为汉剧舞台上最红的明星。围绕她展开的故事惊心动魄，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主人公最终选择退出舞台隐没在人群中，做一个最平凡的普通女人。老作家张惟的《血色黎明》是一部70万言的皇皇巨著，它的篇幅足以佐证这部作品的丰富性。作品以闽西苏区作为主要背景，以闽籍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主要人物，以革命历史事实作为基本材料，生动地叙述了自1919年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书写历史的长篇小说是一个传统，今后仍然会产生大量的作品。2009年更值得注意的是一部“祛历史化”作品的出现，这就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无疑是最有“想法”的作家之一。“想法”包含着追求、目标、方向、对文学的理解和自我要求，当然也包含着他理解生活和处理小说的能力和方法。这是一个作家的“内功”，这种“内功”的拥有，是刘震云多年潜心修炼的结果，当然也是他个人才华的一部分。《一句顶一万句》告知我们的是，除了突发事件如战争、灾害等不可抗拒因素外，普通人的生活就是平淡无奇的，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发现小说的元素，这是刘震云的能力；但刘震云的小说又不是传统的明清白话小说，叙述上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功能上是“扬善惩恶宿命轮回”。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现代人内心秘密的揭示，这个内心秘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 更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与当代生活的关系在逐渐恢复。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生活是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最重要的资源。有思想能力的作家总会在当下生活中找到自己创作的灵感。阿来的《空山》系列历时四年，在2009年出版了《空山》第三部。小说用阿来自己的话说是，“花瓣式的结构”，“渐次开放”，这部书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了小说全貌。刘醒龙的《天行者》对民办教师的书写，续写了《凤凰琴》中的群体，他关注的是教育的底层，是大厦的基础。小说中张英才高考落榜后到了一个山窝里教书，他要为“实现界岭村高考零的突破打下坚实基础”，小说中为办教育而奋斗贡献的群体感人至深；周大新的《预警》是一部描写当下前沿生活的作品，小说为我们虚构的主要人物和情节，是作战局长孔德武及其在现代生活条件下的种种命运和遭遇。由于孔德武掌握国家的核心机密，其身份必然成为来自各方面关注的焦点，这种人物的经历本身就具有戏剧性和悬疑性，因此小说具有强烈的警示意味和意义。张学东的《超低空滑翔》是国内迄今为止第一部反映民航生活特殊题材的作品，它的专业性决定了没有体验是无从下笔的。小说在这个特殊领域展开，但不是书写它的神秘性，而是着重写了欲望无边时代的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对“80后”的写作一直众说不一，但李暮的写作与当下的青春写作并不完全相同，一方面，他与这个时代青年接受的文化背景大体相似，他的言说方式与同代人有相同的气息；但李暮特殊的经历、特别是他少年时代的乡村记忆，又使他的写作多少与“传统”有关。李暮的《青春·断代史》就是一部有鲜明“自叙传”性质的小说，因此可以看做是李暮个人对青春的歌吟或咏叹，是个人的成长史或心灵史。 2009年，反映当代生活、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下公共事务的作品，最有影响的应该是曹征路的《问苍茫》。小说将舞台设置在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惊心动魄的故事渗透着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体察，深刻触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动和社会结构的重组，发人深省。王跃文、王晓方在2009年分别出版了《苍黄》和《公务员笔记》。这两部重头作品一问世，便成为媒体抢眼的话题之一。《公务员笔记》在故事和叙事两个方面都有所突破。其开头荒诞不经的情节，使小说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普通人难以想象的世界。我更感兴趣的是作家在叙事方法上的探索和实验，这些探索和实验，使王晓方的小说介乎于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有了雅俗共赏的可能。关仁山的《官员生活》的发表，为这一文学现象添加了新的想象和理解。关仁山将这部小说命名为“官员生活”本身，似乎是有意为之的客观描述，同时也有一种同情、理解的意味蕴含其间，体现了“多元现代性”的冲突。 2009年，长篇小说创作的全部丰富性不可能在这简短的叙述中得到呈现，但可以断言的是：文学之花就这样灿然盛开。 原载：《人民日报》2010年01月15日 原载：《人民日报》2010年01月1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