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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对文学现状的整体判断依然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但“三分天下”说似乎引起了一阵波澜：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被认为是一大转折。但事实远没有描述的那般可怕。 2009年长篇小说有两个“事件”性作品：一是张爱玲《小团圆》的出版，一是《废都》的再版。《小团圆》将经久不息的“张爱玲热”推向了2009年的高潮。张爱玲在坊间构建的神话持续多年，在即将消歇时《小团圆》犹如一针强心剂，重新起死回生。《废都》无论以哪种形式重新出版，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都会引起读者和文学界极大的兴趣和关注。1990年代是社会大转型的年代，道德化标准还是文学批评的标准之一。《废都》中性描写的不合时宜是不难想象的。但是，经过十几年之后，这部作品的全部丰富性才有可能被重新认识。 在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我认为“新历史主义”、“祛历史化”和反映当下生活的作品表达多元现代性的冲突，仍然是2009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主体，它没有“断裂式”地另起炉灶，而是接续和发展了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方向。 长篇小说写人的命运，大多与国家民族叙事有关。宗璞《西征记》对战争与人性的深刻把握，使之成为表达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作品；高建群的《大平原》是一部叙述家族史的小说，也是一部向乡土中国女性致敬的小说。秦岭的《皇粮钟》再次证实了作者对历史的记忆和书写热望；当代文学对重大历史事件缺乏持久关注的耐心，李森祥、薛荣的《送瘟神》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防治血吸虫病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书写，显示了两位作家的眼光；李师江的《幸福之州》显示了年轻作家的艺术想象能力，也体现了70后作家文学探索的努力和态度；阿来以《格萨尔王》参与到全球出版工程“重述神话”；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再现了20年代旧武汉的生活场景；老作家张惟的《血色黎明》以闽西苏区作为主要背景，以闽籍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主要人物，以革命历史事实作为基本材料，生动地叙述了自1919年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书写历史是长篇小说的一个传统，今后仍然会产生大量的作品。2009年更值得注意的是一部“祛历史化”作品的出现，这就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现代人内心秘密的揭示，这个内心秘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就是人与人的“说话”意味着什么的秘密。 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与当代生活的关系在逐渐恢复。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生活是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最重要的资源。有思想能力的作家总会在当下生活中找到自己创作的灵感。阿来在2009年出版了他的《空山》系列第三部，表达了经济大潮冲击下藏区价值观念的变化及作家的忧虑。刘醒龙的《天行者》关注的是教育的底层；周大新的《预警》具有强烈的警示的意味和意义；张学东的《超低空滑翔》是国内迄今为止第一部反映民航生活题材特殊的作品，它的专业性决定了没有体验是无从下笔的。 2009年，反映当代生活、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下公共事务的作品，最有影响的应该是曹征路的《问苍茫》。对“官场”的书写，应该是新时期以来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被坊间称为“官场小说”“二王”的王跃文、王晓方分别出版了《苍黄》和《公务员笔记》。关仁山的《官员生活》的发表，为这一文学现象添加了新的想象和理解。关仁山将这部小说命名为“官员生活”本身，似乎是有意为之的客观描述，同时也有一种同情、理解的意味蕴涵其间。这是一个“多元现代性”时代。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在《官员生活》中我们发现：小说的主要矛盾并不仅仅来自权力争夺、权钱交易或情色演绎。 2009年，长篇小说创作的全部丰富性不可能在这简短的叙述中得到呈现，但我可以断言的是：文学之花依然盛开。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月08日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年1月0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