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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本位与历史文学创作的深度化 ——关于《大秦帝国》及历史文学创作的三句实话 关于《大秦帝国》的创作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我不虚言，说一些实话。 实话一：历史文学创作的真正困难 相比较立足现实生活的当代文学，历史文学的创作有着特殊的难度。 这种特殊难度，从人所共知的基础说，是知识的积累，是研究的水准，是超越时空的想象力，是基本的古典文化素养，是起码的文字语言感觉等等。惟其如此，真正进入严肃的历史文学创作的，大多是有一定学养根基的人。但是，一旦进入，只要这个创作者保持着至少的自我认识水准，就会立即觉察到：历史文学的创作要达到一定的高度与深度，真正的困难并不是那些基本的素质要求，而是那些有待超越的精神关塞。 这种精神关塞，一重是古典传统的禁锢，一重是当代乱流的漩涡。 关于历史的写作，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自司马迁的《史记》开始，中国古典社会的二十四史，就一直具有浓淡不同的纪实文学色彩。对重大事件的叙述方式，对重要言论的整理修饰，对历史人物的性格描述等等，无不具有文学方式的特质。宋代开始，社会的历史意识趋于市井化，衍生出了大量的关于历史的口头话本。明清两代，正式的文字写作的历史文学著作接踵出现了，《三国演义》是这种古典历史文学的旗帜。此后，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学人们以各种演义文本，几乎写完了中国的所有历史事件。这些历史演义，与历代官方的史书典籍相呼应，弥漫成了中国人关于自身历史的社会意识；反过来，这种社会历史意识又成为历史演义写作的理念根基。 两相交融，旧历史文学的创作形成了最主要的三个传统：其一，以官方意识形态与政治需求为写作立场；其二，以儒家理念为“文学修史”价值观，对历史进行改造式的演义；其三，以粗疏简单并具有浓厚戏剧化的写作手法适应流俗，以达到教化底层的社会需求。这就是演义写作，是“铺陈义理而引申”，演义出官方意识政治需求与儒家理念的真理性。 这种旧传统，一直是当代历史文学发展的无形的禁锢力量。 所谓禁锢，在作家身上的体现，就是在旧传统侵蚀下的衍生出的各种变形的创作心态，以及最终显现在作品中的旧根基。任何一个作家，只要他试图创作出真正严肃的历史文学作品，面临的最深刻困难，一定是如何突破那些已经深深沉淀在自己意识中的传统准则。依循这些旧传统，作品必然陷入陈腐老套，必然背离当代高端文明理念；超越这些旧传统，则一定面临着种种复杂而实际的考量与困难，绝非易事。何谓精神关塞，正在此也。 新时期的历史文学，陷入了深刻的乱流漩涡。 所谓乱流，是在商品经济大潮与旧传统禁锢的两方夹击下，历史文学创作出现的种种堕落与失态。这种堕落与失态，在创作上主要表现为一种丧失理性的大混乱。一是价值观混乱，二是创作观卑俗，三是陈腐旧史观弥漫。价值观混乱，导致历史写作对古典政治生活的阴谋化，对古典社会生活的简单化，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所谓无立场写作。创作观卑俗，则导致种种不堪的戏说盛行，尤其以电影电视剧为最甚。陈腐史观弥漫，导致陈腐史观借助历史文学的方式大肆弥漫，使当代历史文学沦为旧史观的低劣服务器。 由于出版、制作两方面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日渐普及，这种乱流在实际利益的裹挟下，更具张力与魅力，构成了对当下历史文学创作的深刻纷扰。每一个走进历史写作的人，都面临着扑面而来的直接压力——如何面对出版商与制片商的市场意志，敢不敢拒绝那些低劣的戏说要求，能不能做一个具有独立创作意志的严肃作家？拒绝市场要求，实际利益必然受损；坚持独立创作，又未必一定成功。两相矛盾之下，种种畸形历史作品光怪陆离地呈现出来，使当下的历史文学大多沦为可悲的历史哈哈镜。 我相信，每一个曾经进入或试图进入历史写作的人，都对这来自新旧两方面的巨大纷扰有着自己特殊的体会。旧传统是我们身后荒草丛生的荒凉高山，新乱流是我们面前泛着无边泡沫的沼泽。怎么做，才能使我们的目光越过那荒凉的高山而洞察古典社会的真辉煌一面？怎么做，才能使我们的脚步迈过那片无边泡沫的沼泽而踩在坚实的文明根基之上？ 这，是当代历史文学创作真正的困难，真正的精神险阻。 实话二：最重要的创新不是写作方式而是创作理念 历史文学必须创新，不创新没有出路。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旧历史意识极其浓烈的国民社会，尤其如此。假若不是这样，我们的历史文学就会沦为旧传统的奴隶，就会堕入新乱流的泥沼；我们力图唤醒并培植国民新文明意识的努力，就会化为泡影。 什么是历史文学的真正创新？ 我的真实体会是，历史文学最重要的创新，永远不在写作方式，而在创作理念。不是说写作方式的创新不重要，而是说，在历史文学这个特殊的写作领域，创作理念的决定作用远远大于写作方式。什么是文学创作的理念，相信所有有过文学经历的朋友，都有着自己的真实体验。当你所描述的世界，已经是一种遥远的被称为“历史”的社会生活时，你一定面对着与描述现实生活所不同的种种难题，一定会有着种种特殊的心理体验与精神反馈。这种特殊的精神体验，既是创作者对社会阅读基准的精神反馈，也是创作者对“历史”的自我精神反馈。 从社会阅读方面说，人们对业已消逝很久的“历史”的评判，与对当下现实生活的评判，所需要的条件，所能达到的准确性，是不一样的。对于现实生活，当下的人们基本上可以理解作者的客观叙述背后的立场，基本可以体会到这种客观叙述所能伸展的扩大意义。因为，人们熟悉理解当下的现实生活，其深刻程度甚至超过了作者的体验。所以，客观叙述的写作方式，在现实主义文学中成了主流。 可是，对于被称之为“历史”的生活，尤其是久远的“历史”生活，人们却是普遍陌生的。当下的人们对作者所叙述的“历史”生活的评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在叙述中所包含的评价标准。所以，历史文学的文本叙述，即或在形式上，也无法做到客观叙述，更无法做到完全没有评判的地步；所差别者，浓淡强弱而已。 从创作者自身说，进入那种只能依靠阅读积累与研究分析来体验的遥远“历史”，几乎每一则资料，都会在自己既定的价值判断体系中发生某种反馈。这种精神反馈，最终必然形成创作材料的决定：如何评价这则资料的真伪？如何确定这则资料的用途？用还是不用，如何用等等。这里第一个最急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评判你的作品所描述的这种历史生活、这个历史事件、这群历史人物？用“纯粹客观叙述”的所谓理论，既骗不了别人，更骗不了自己。因为，即或是最有可能接近客观叙述的职业的史学家，也离不开叙述者本人的精神立场在叙述中所起到的作用。 “历史是被叙述出来的”，是什么意思？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什么意思？ 不都是秉笔者的精神世界的价值判断法则在起作用吗？ 假如说，《大秦帝国》在历史文学创作上有一定的突破，那么最大的突破，或者说最重要的创新，不在创作方式的技巧方面，而是新的创作理念。要说明的是，我绝没有轻慢过写作方式的创新，更没有忽视过自己的文学训练。一部文学大作品能否成功，第一要求便是文学表现力。我对古典语言风格的锤炼，我对叙事结构的研究，我对价值理念与笔端叙述的融合，我对增加大篇幅的历史评说的可能性等等，都曾经花费了无法言说的心血。可是，所有这些，仍然都无法取代最根本的精神挑战——你将以什么样的创作理念来锻铸这部作品？ 再现一个已经久远消逝在人们视野里的伟大的时代，仅仅凭创作灵感、天赋才华、艺术手段、语言风格等等方面的闪光，只能是胶柱鼓瑟。没有对那个时代的真切认识，没有对种种历史烟雾的甄别，没有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高端文明评判尺度，没有这些理念所激发的历史想象力，任何技巧都是无能为力的。 创作理念的突破，在我，主要是两方面。 首先，在广博研究的基础上，我突破了中国人文学界在历史研究方面长期固守于事件陈述、编年考据等技术层面的低层次研究状态，确立了“历史发展的本质是文明形态的演进”的历史哲学意识；同时确立了在此基础上的创作理念——历史文学的最大使命，就是形象地呈现民族文明形态演进的脚步。没有这种文明发展史的意识，没有确立民族文明发展坐标的理念，我所叙述的那个时代，在我的笔下完全可能仍然是传统演义家笔下的事件堆积，或者是当代泡沫乱流炮制的一团丑陋糨糊。 其次，我突破了自司马迁《史记》以来的史学定式。司马迁的定式是什么？就是贬斥志在国家的功业英雄，褒扬私欲至上的逃避之士。《史记》中写了秦之前包括秦人物在内的《列传》28篇，涉及人物数百；举凡对志在国家勇于任事而付出牺牲的文明功臣，都是冷漠的贬斥的，譬如对吴起、商鞅、苏秦、张仪、白起、王翦、蒙恬、秦始皇等等都是；对私欲至上明哲保身而不敢为国家负责、不敢为职守负责的逃避者，则都是褒扬的，譬如对范蠡、蔡泽、赵良、张良等等都是。这种既定的史观，将我们的文明史完全陷入了价值理念体系上的虚无主义境地——功业英雄都是利欲熏心的，都是缺乏人性的，归总是没有一个好人的！如果照此去写，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完全是阴风凄惨恶欲横行，哪里寻得见一丝光明？商鞅就应该是一个“天资刻薄”的酷吏，而不是一座伟大的文明史坐标。始皇帝就应该是一个暴君，而不是统一文明的伟大缔造者。太史公的伟大，在于第一个系统记述了中国前三千年的历史，为我们民族保留了弥足珍贵的文明史史料。但是，司马迁没有以文明史称量历史人物的高端文明理念，而只有狭隘的生命至上意识。 我们不能跨越或不敢跨越这座传统的史学高山，我们的文明圣地时代的历史真相，就会永远被扭曲在历史的烟雾之中，就无法真实地形象地再现我们的文明奋争史。如果我们的文明还要不断发展，如果我们的国家与民族还要前进，我们就必须在《史记》这座大山面前站立起来，超越《史记》的陈腐历史观，突破这种沉积在我们意识深处的禁锢。 迷雾终归是迷雾，不管它飘荡了千年百年。 实话三：文学的真正魅力是其中蕴涵的精神力量 中国人喜欢谈古论今，无论为诗为文为议，都渗透着萧疏悲凉心绪。 这样的例子，在文学诗文中太多太多了，举不胜举。甚至，检出自己身边任何一个朋友熟人的诗文，只要涉及历史，几乎没有不做悲情吟的。这种意识的形成是复杂的，既有汉以后道家理念的影响，也有儒家贬斥争心的理念影响，更有后世佛家四大皆空理念的影响。这种无形而深远的悲观主义心绪，不是真正的悲剧精神，不是在美好事物的毁灭中寻求历史启迪的真理襟怀，而是一种中国人独有的社会历史意识——虚无主义的灰色历史审美观。 对于当代历史文学的创作，这是又一片需要超越的精神荒原。 对于叙述春秋战国秦帝国题材的作品，这种灰色审美尤其南辕北辙。 因为，那个时代是我们民族的文明圣地。那个时代的主流精神，那个时代人的生命状态，都是我们古典文明史的最高峰。若是以灰色的悲凉的所谓悲悯情怀的笔法去写，一定是对那个伟大时代的玷污，是一种蓬间雀式的病态呻吟。《大秦帝国》所叙述的，是中国文明巨变时代最强烈的变革精神，是我们民族曾经有过的最为饱满的生命状态。那个时代，华夏族群正以分治的状态进行着剧烈的大争，各个国家都在求变，都在图强，都在寻求华夏文明的整合之路；谁能建立最先进的社会文明，谁就将承担起整合华夏的历史重任。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变法大潮。 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中，秦人族群应时大出，成为了那个时代冲锋陷阵的主力。为什么？根本点在于这个族群的求变之心、奋争之志、开放襟怀，都是当时天下所有诸侯国中最强烈的，最具进取性的。所以，秦人族群的奋争史，是全部《大秦帝国》的精神核心，也是照亮读者心扉的最强烈光芒。这种被长期掩埋在历史烟尘中的真精神，一旦真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她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历史美感，对我们是一种文明的洗礼。 没有一种饱满的精神力量灌入创作，就没有这部作品的灵魂。 没有一种壮阔的历史审美意识，就没有《大秦帝国》内在的魅力。 新时期以来，写先秦题材的历史作品与影视剧多多，可是从精神的阳光性上看，从历史美感看，几乎都是灰色的丑陋的，即或偶然有星星亮点，也被普遍的灰暗丑陋所吞没。这种冷漠而又杂乱的灰色意识，不但表现为人物与故事的叙述笔调，更表现为作者的主体评价，尤其表现为影视剧主题曲的萧瑟悲凉。 在世界文明史上，只有我们民族的社会历史意识具有如此灰暗的悲凉心绪，具有如此猥琐的历史审美尺度。在历史也同样悠久的其他国家，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雕塑油画随处可见，历史文学作品更是多不胜数；可是我们所能体察到的，只有那个民族对远去历史的快乐怀念，对历史英雄的真诚歆慕，很少寻觅到“荒冢一堆草没了”、“可怜生前身后名”等等莫名其妙大煞风景的哀叹。 在夏商周春秋战国秦这六大时代，我们的历史脚步是大踏步前进的，我们的先祖是鼓荡着英雄大风的伟大族群。那个时代的主流声音中，没有伤感哀叹，没有顾影自怜。后世以生命为至高，可是庄子却吟诵着达生，为妻子的死去鼓盆而歌。后世以明哲保身为高明，战国之世却弥漫着慷慨赴死之风。面对一个雄风烈烈的时代，我们却在哀叹这些英雄们“空余荒冢对黄昏”而不觉自己的滑稽，实在是令人脸红。自汉开始，我们的文明光焰与族群雄风日渐衰减，咏史伤怀顾影自怜，成为难改的积习。曾经有过的大阳时代，总要被我们唏嘘着感慨着涂抹上一片片暗云，将伟大的文明创造时期当做“乱世”凭吊一番，方才抹着眼泪叹着气，觉得心头稍微舒服了一些。 毛病！——大约只有这句市井语言，能表明那些伟大灵魂对我们的蔑视。 历史的残简，只有依靠思想的力量才能重新燃烧起来。 历史文学只有走出灰色的历史审美，我们才能燃烧起照亮历史的火炬。 原载：《文学报》2010-03-02 原载：《文学报》2010-03-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