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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是我读过的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十一卷，五百万言，堪称是皇皇巨著。它的厚重，照见的是中国当代小说的苍白和单薄，而文学界对它的漠视，也表明一种大气象的写作仍然容易被湮没在那些光滑、琐细的语言游戏之中。多年来，中国小说惯于写小事、小经验，沉迷于一己之私，而渐渐失去了关注大问题、书写“主要的真实”的能力，技艺可能越来越精细，但文字背后，往往一片空无，如索尔仁尼琴所说，“绝口不谈主要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思想贫乏，创造力衰微，关于文学的信念也日益臣服于商业和欲望的法则，以致一个以提倡个人写作为旨归的时代，出现的却多是那种千人一面的作品。写作在面向内心的省思和勘探中，如果只留下一些经验的碎片和欲望的喘息声，而无法深入追问历史、现实中的疑难和困境，无法在想象中敞开人类精神新的可能性，这种写作，就决不能在物质繁盛、心灵溃败的时代，挺立起一种价值，一种信念。 而要在这个时代真正写出大作品，写作的抱负、精神的信念，不可或缺。许多的作品，我们一眼就能洞穿作者的精神底子是轻浮的、无所背负的，作家身上没有重担，也没有担负这一重担而有的痛苦，写作就成了一种贫乏、机械的记录，或者成了作家养病的方式。文学之小，首先是精神的格局小了，因为你从中看不到一个作家的胸襟。但《大秦帝国》是有大格局的，它不仅思力深厚，气势壮阔，语言庄重，叙事也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气息，不为故事、人物所限，而是把虚构和想象，融入到了广博的学识、严密的历史论证之中。孙皓晖历经十六年写成的这部恢弘之作，最令我感佩的是，他对于秦史的描绘，不是依托于小聪明，也不是出于那种枯坐书斋的苍白想象，而是花一般人所不愿花的笨工夫，去史实中辨识一个帝国的面影，并耐心刻写在漫长的王朝兴衰中每个个体的辉煌和失败。 写历史小说，如果没有这种实证精神，而一味地胡编乱造，就会缺乏叙事的说服力。小说当然不是信史，但作家所用的材料若不可信，人物性格演进的线索若破绽百出，他就无法说服他的读者相信他所写的是真的。好的小说家，往往能够把假的写成真的，所谓虚构，其实是到达一种更高的、想象的真实。而如何才能在小说中建立起一个可信的物质外壳，有时比在小说中建立起一种精神更难。所以，我看重孙皓晖的写作中那种实证、专业的品格，他的小说，既贯彻着一个作家的情怀，也不乏一个专家的谨严。他研究秦代的法律、风俗、思想、战争，涉及这些方面时，都谨慎下笔，即便从饮食和兵器这样细小的地方，也能见出他的专业造诣。照沈从文的解释，专家就是有常识的人，而如何写出一个时代的常识，这正是小说独有的价值所在。以常识写人物，人物才可能被还原，才会显得饱满，进而在历史的幕布中真正站立起来。 有人物，并且这些人物都雄浑饱满、神采飞扬，这是《大秦帝国》的另一个重要特色。作者显然是秦帝国的辩护者和膜拜者，他的写作激情，源于他对一种业已消逝的大精神、大风骨的向往，而关于这种精神和风骨的塑造，如果不落实于人物，就会显得虚浮。小说的精神，往往是通过人物来担当的，人物饱满了，精神也就挺立起来了。许多小说，之所以显得枯涩、失血，根本原因还是没能写好人物。《大秦帝国》是有人物的，当商鞅、白起、王翦、王贲、蒙恬、秦始皇，包括李斯、赵高、扶苏这样一大批人物从孙皓晖笔下有血有肉地站起来时，孙皓晖关于秦帝国的想象也就有了坚实的载体。 这些人物，寄寓着他的写作理想。在他们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野生的、生机勃勃的中国，它意气风发，思力旺盛，理想高迈，气度庄严，用人、断事不为人伦俗见所限，这些，连同那活跃在大争之世的血气和雄心，读之，感之，往往令人心潮澎湃。与这个野生的中国所固有的气象比起来，汉唐之后的中国，更像是圈养的、饲养的，少了许多野气、血性和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孙皓晖穷多年之功为这个远逝的、野生的中国立传，实在算得上是一个壮举。 《大秦帝国》既是对一种真精神的召唤，也是对一个气势磅礴的时代的怀念，为达此写作目的，孙皓晖甚至不惜以大篇幅的议论、抒情、感慨来助力于自己的小说叙事，他这种自由主义的文风，若是用之于普通的小说，或许是失败的，但在长达五百万言的写作里，这种旁逸斜出、不拘一格的写法，反而有效地舒缓了整部作品的叙事节奏。《大秦帝国》作为小说是笨拙的，野性的，它的历史观也不乏可探讨之处，但它的确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精神气场——它写的是历史，但对话的却是历史中的人，以及这群人的心所能达到的宽度和高度。而从更深的层面上说，这种笔力深厚的书写，映照出的恰恰是现代人的根本匮乏。 当我读多了那些轻浮、油滑的作品之后，对《大秦帝国》这种下苦功夫、见真精神的写作，反而有着特殊的热爱。它是秦帝国的第一传记，也是作者孙皓晖向这个昏昏欲睡的时代所发出的一声长啸。 原载：《文学报》2010-03-01 原载：《文学报》2010-03-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