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相信因果，相信小过通向大罪，所以民间谚语说：小时偷针，大时偷金。虽然也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但那是罕见例外。须一瓜的长篇处女作《太阳黑子》讲述杀人罪犯良心发现的故事，为后者再添一则文学脚注。小说沿袭了她中短篇的一贯风格：边缘人群，一个充满悬念的犯罪故事，丰满的细节，独特而扣人心弦的追问。 三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年闯入人家，其中之一强奸少女，没想到少女因心脏病猝死，情急之下，他们将少女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相继杀害，造成灭门大案。他们随后逃亡到了一个海滨城市。一个成了见义勇为的出租车司机，一个成了抓获无数罪犯的优秀协警，一个带着收养来的弃婴“尾巴”看守鱼排。三个逃犯视身患先天疾病的尾巴为死去的少女转世，竭尽全力照顾和治疗。另一方面，警长伊谷春及其妹妹伊谷夏、偷窥狂卓生发都对他们产生了怀疑，逐步接近真相。意识到危险的他们无意逃亡，束手就擒，接受法律制裁。 我将小说的主题概括为：巨大的罪恶惊醒了三个杀人逃犯的良知，激发了他们身上的人性光辉。作者毫不吝惜地赋予三个逃犯诸多优秀品质，诸如爱心、同情、正直、勇敢、义气等等。他们不怕死，蔑视物质财富，行侠仗义。比较起来，倒是我们这些没有犯罪记录的庸碌之辈显得既懦弱又自私。读完小说，我的感觉是：罪恶之门并非专属地狱，相反，恶贯满盈很可能通往完美人性。 《太阳黑子》在2010年1期《收获》杂志发表时，做了部分删节。在小说单行本中，有一段关键的对话。为了抢救尾巴，逃犯之一的哥杨自道拾金而昧了法官常胜遗落的钱包，他请伊谷夏替他还上这笔钱。伊谷夏说常胜因受贿数百万已陷囹圄，但他不会死；她说许多贪官被刑罚后出来做生意都发了大财，活得很好；这是个有毒的世道，他们应该逃跑。小说接着写道：“杨自道想了想，说，如果常胜也和我们一样，杀过人，有着不能摆脱的罪孽感，他就会想偿还点什么，也许，他就会是个好法官。伊谷夏喊，这是什么荒唐逻辑啊！” 这逻辑的确让我们难以接受。杨自道补充说：“有罪和无罪感，可能决定了两种活法吧。”这是对的。但他认为贪官常胜坏，是因为他的罪恶不够大，不足以惊醒他的良知，却开错了药方。 罪与罪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读古罗马神学家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我曾惊叹于他小题大做，少年时一次偶然偷梨，让他终生难以摆脱罪恶的耻辱；我们也见到许多杀人犯毫无悔意。所以首先，罪并不一定导致罪感；其次，罪的大小与罪感大小无关。事实上，罪是一个法律问题，因为有了某条法律，才存在某个罪名，一旦接受法律惩罚，罪便被免除。罪感是宗教和伦理问题，相对于内在良知而存在。没有道德，不存在罪感；没有宗教，也无所谓救赎。罪感只折磨良心。丧尽天良如希特勒，何曾觉得自己有罪？ 良心是文化和道德的产物。原始人杀害其他部落的对手，并不内疚，今天战场上杀敌，还是万人敬仰的英雄；中国人一向缺乏罪感，所谓“杀人偿命”，强调的是报应与复仇。在我们这个传统道德崩溃、宗教信仰缺失的时代，三个无神论逃犯居然良心发现，脱胎换骨，堪称奇迹。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罪恶泯灭人性，而非弘扬人性。我觉得，作者叙述了一个极端的故事。 与三个杀人逃犯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房东卓生发。因为懦弱，他见死不救，导致家人丧生火海，从此内疚不已。对于自己的罪，他的解决办法是千方百计探听别人的罪，证明其他人并不比自己高尚——这也证明了罪恶往往扭曲人性。这个形象猥琐的人物，却刻画得相当复杂、丰满。比较起来，迷信法律的伊谷春、新新人类伊谷夏倒显得比较类型化。 作为须一瓜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太阳黑子》的叙事技巧还是值得称道的。多条线索并进，情节环环相扣，时而互相交织，悬念——灭门大案真相和逃犯落入法网——贯穿始终。书中关于鱼排、的哥、警察和同性恋的描绘，丰富的细节，使作品呈现奇异然而坚实的质感。最引人入胜的，还是须一瓜对人性善恶深渊的勇敢探究。我未必同意她的观点。但她的追问姿势，赋予小说一种沉重的锋芒。 原载：《厦门晚报》2010-06-30 原载：《厦门晚报》2010-06-3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