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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徐剑的《东方哈达——中国青藏铁路全景实录》，深受震撼，感到它很有可能成为一部经得起长久阅读的“报告”。作品采取以“站点“为章节，以“上行列车”与“下行列车”交错的叙述结构，把现实与历史————包括领导、专家、普通民工在内的筑路英豪的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故事与包括文成西行，西原东归，仓央嘉错浪漫人生在内的历史宗教文化传说，并置在一起，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纵深的时空感。作品动情地回顾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世纪梦想，他们都想在青藏高原留下历史的大手笔，于是经历了三上三下的过程：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后，屈就中国铁路总监，他心中的宏伟蓝图是将铁路从内地修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达旺；毛泽东在接见比兰德拉国王之后更加坚定了修筑青藏铁路的决心，那时预计的工期是1974到1984；而邓小平以他的睿智，决定放弃康藏线而肯定了青藏线的路径。作品也没有忘记，川藏公路总指挥陈明仁，青藏公路总指挥慕生忠，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们为青藏铁路所起的铺垫和拓荒的先驱作用。 我认为，《东方哈达》的文本是有显层与深层两个方面。在显层面，作者集中笔力写创造世界铁路奇迹的人们，有像卢春房指挥长这样生气勃勃的人物，有像吴天一院士这样富于献身精神的高原病学专家，有像王福红一家这样顽强的普通民工，周怀珍这样忠诚的“守山郎”，他们有如中流砥柱。通过这些描写，作品令人信服地表现了青藏铁路不愧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是人类铁路修建史上的空前壮举。作品同时还有个深层面，或者叫潜隐层面，那就是努力挖掘汉藏文化精神和历史的精神资源。但不管是显层还是隐层，作者都十分注重对人的情感世界的开掘，展现，抒发，使得这部报告，跳出了好人好事的表层记录，达到了丰富的心理内涵。于是，一条铁路承载的，不仅仅是惊世的筑路奇迹，更是贯注其间的伟大民族精神，人文情怀，生命高度和朝圣般的虔诚信仰。就这个意义来看，我觉得这部非虚构文本，具备了某种史诗的廓大气象。这既是描写对象的巨大所成全的，也是作者艺术概括能力所展现的。 面对《东方哈达》，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徐剑的这部作品，为何能超越一般报告文学的文化含量和心理深度，其成功之原因何在？我想到了以下三点： 一是：这是一部准备期，积累期，酝酿期特别长的“报告”，而且是贯注了作者的生命激情和人生感悟的作品。早在青藏线动工之前，这个积累过程就开始了。作者并不是为写青藏线才做这种准备的，他一直把西藏作为心灵朝圣的对象，神往久矣。他沉迷于西藏的神秘与神奇，宗教与风情，生命的极限和信仰的坚贞，就是十八军进藏的非凡历程，也使他激动不已。他前后八次到过西藏。作者自言，那里是他的精神故乡。每次从西藏回京，面对都市喧嚣，会更留恋那里的无比纯净，面对社会的浮躁，会更向往那里的纯洁，面对人的放情纵欲，会更感到那里神山圣湖的纯粹。看得出来，作品的厚重感，人文内涵，情感容量，关于西藏的知识面，都不是一时的采访可以得到，也不是临时抱佛脚可以奏效。我们也可以说，他的三年创作过程，是一次文学的朝圣。 二是：这是一部生活基础夯得特别结实的“报告”。毕竟，报告文学不是文化的或宗教的专著，只强调人文知识，离开了鲜活而强烈的现实性，报告文学就会失去生命。没有大量的形象资料的积累，光靠书本知识，或者玩弄新观念和新概念，向壁虚构，是断然出不了好作品的。再高明的报告文学家也无法回避大量艰苦的第一手采访劳动。本书作者，从共和国部长到大大小小的指挥长，专家，从普通筑路工到各省高原民工，前后采访三百多人。这不是一个小数。有次在可可西里采访，由于海拔高，压力大，笔记本电脑不灵了，派克金笔也大滴“流泪”。 可见作者亲历现场的情景。 三是：这是一部非常讲究文学性的报告。作者注意语言的表现力。感情的浓度，色彩感，节奏感，都比较突出，他在不得不交代过程的笔墨里，也仍然注意起伏和陌生感，在篇章结构上，上行线与下行线，既合乎铁路运行，又自然地把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政治，传说与活动着的人，结合起来。报告文学虽然不避心理描写，但有个限度，这方面，作者的实践也有创新价值。 正因为这一切，《东方哈达》面对媒体关于青藏铁路的滔滔覆盖，面对大量同类纪实性文本的涌现，仍能以其密集的信息量，独特的思想见解，情感力量，文献性，审美品格等等，屹立于文坛，并且跻身于近年来报告文学的力作行列。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7年04月24日 原载：中国作家网2007年04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