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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的退化”的历史内涵 弗里德里克·詹姆森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学”的概念，他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都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做民族寓言来阅读，特别当它们的形式是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表达形式的机制——例如小说——上发展起来的”［美］弗里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见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这些本文讲述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叙述，因此它们应该当做民族寓言来阅读；第三世界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总是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同上。。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是民族的秘史”，在詹姆森这里得到了回应。詹姆森认为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民族寓言”的“最佳例子”，他分析道：“因为很清楚，那个病人从他的家庭和邻居的态度和举止中发现的吃人主义，也同时被鲁迅自己应用于整个中国社会……吃人是一个社会和历史的梦魇，是历史本身掌握的对生活的恐惧”，最后詹姆森得出结论：“阿Q是寓言式的中国本身”。鲁迅对中国历史的深度思考，无论是在文学史还是在思想史上都是振聋发聩的，詹姆森把鲁迅的作品作为“民族寓言”的标本，主要原因在于深度的历史内涵对于“民族寓言”具有重要意义。 莫言小说深度的历史内涵使其也表现出了“民族寓言”的特征。首先，评论家们对莫言小说的历史内涵有着近乎一致的看法。如邓晓芒认为莫言的历史观中有着对传统文化心理的深层次的反思乃至批判邓晓芒认为莫言的《丰乳肥臀》整部小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反讽，它有这样的寓意：“古老的传统只有引进外来文化的因子，才有可能形成‘杂种优势’，摆脱阴盛阳衰的颓势”，“国民内在灵魂、特别是男人的灵魂中，往往有一个上官金童，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婴儿，在渴望着母亲的拥抱和安抚，在向往着不负责任的‘自由’和解脱”，详细参见邓晓芒：《莫言：恋乳的痴狂》，原载邓晓芒著《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张清华教授认为莫言的《丰乳肥臀》实践了“伟大小说的历史伦理”张清华：《莫言的新历史主义叙事》，见张清华：《境外谈文》，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毕光明教授认为莫言的创作“在强烈的个性中寓含着深广的历史内容”毕光明：《红高粱的历史哲学》，见毕光明，姜岚：《虚构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其次，“种的退化”体现了莫言的历史观念。但是，正如《伦敦图书评论》所说《红高粱家族》中的最后几段是“难破译的密码”一样详细参见钟志清：《英美评论家评〈红高粱家族〉》，载《外国文学动态》，1993(6)。，莫言关于“种的退化”的观点至今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红高粱家族》的结尾中写道： 我痛恨杂种高粱。 …… 在杂种高粱的包围中，我感到失望。 …… 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灵魂的孩子，你到墨水河里去浸泡三天三夜——记住，一天也不能多，一天也不能少，洗净了你的肉体和灵魂，你就回到你世界里去。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还有一株纯种的红高粱，你要不惜努力找到它。你高举着它去闯荡你的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它是你的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的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 英美评论家认为这是一段难破解的密码，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有结合中国的历史来思考。显然，“杂种高粱”和“纯种红高粱”是隐喻形式，它寄托了莫言对我们民族的深刻忧思。其实莫言已经写出“纯种红高粱”是“护身符，也是我们家族光荣的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但是这样的“纯种红高粱”在我们的世界里已经不存在了，它们早已成为“家族的亡灵”了。莫言在《红高粱家族》的开头有这么一段话： 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在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根本无法与“家族的亡灵”相比肩，“种的退化”似乎成为无法更改的事实： 我有时忽发奇想，以为人种的退化与越来越丰富、舒适的生活条件有关。但追求富裕、舒适的生活条件是人类奋斗的目标又是必然要达到的目标，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深刻矛盾。人类正在用自身的努力，消除着人类的某些优良的素质。 在莫言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过程其实也是“种的退化”过程，这是一个悖论。莫言所揭示的这一悖论，其实并不是个人偏见。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了“民族世界”的概念，他进而分析了各“民族本性”，在维柯看来，“各族人民的本性最初是粗鲁的，以后就从严峻、宽和、文雅顺序一直变下去，最后变为淫逸”［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10页。。维柯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民族本性”的退化，却揭示了民族本性的发展过程；如果我们反思华夏民族从唐朝开始衰弱的历史，就不难理解维柯的观点了。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揭示了原始人思维的基本特征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的基本特征是：“原始民族的思维具有本质上神秘的和原逻辑的性质；它在趋向上不同于我们的思维；这就是说，它的集体表象是受互渗律支配的，因而它们不关心矛盾律，它们是靠一些为我们的理性所难于接受的关联与前关联彼此结合起来的。”详细参见［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52页。，他明确反对人类思维永远是和处处是同一类型的观点，批判了以泰勒和弗雷泽为代表的英国人类学派以机械的进化论解释人类思维的发展。 “种的退化”是一个人类学命题，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关键在于“种的退化”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是否发生过或存在过。费正清对此有自己的看法： 尽管中国直到初唐时期和其他强大的民族一样富于尚武精神，但从宋朝开始中国文明的特点发生变化……人们觉得当兵只是适合社会渣滓做的事，即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四朝中，开疆拓边的只有元、清这两个“蛮族”政权，这一点是颇为耐人寻味的［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160页。。 费正清先生认为宋、明两朝丧失了正统华夏民族的开创精神，他说：“在这种稳定的统治中有一点令人感到不解，即元、清两代的异族统治者竟能统治偌大一个中国并且被中国人奉为正朔！”这的确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宋、明两朝与汉、唐时“犯天汉者，虽远必诛”、“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民族精神形成鲜明对比，华夏民族的整体性格前后有着天渊之别。梁启超在《论尚武》这篇文章中对中国的历史作了分析，他认为中国人尽失强悍之本性并且还传染给了入主中原的蛮族，他说： 中国以文弱闻于天下，柔懦之病，深入膏肓。乃至强悍性成弛突无前之蛮族，及其同化于我，亦且传染此病，筋弛力脆。尽失其强悍之本性。呜呼！强者非一日而强也，弱者非一日而弱也，履霜坚冰，由来渐矣梁启超：《论尚武》，见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梁启超分析了国人柔弱的原因，他认为“国势之一统”、“儒教之流失”、“霸者之摧荡”、“习俗之濡染”是国人患病之根源，解救中国人孱弱的药方就是“养尚武之精神”，他提出应培养国人的“心力”、“胆力”、“体力”详细参见梁启超：《论尚武》，见《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10713页。。关于民族性格的探讨，鲁迅的观点是很深刻的： 日本的长谷川如是闲是善于做讽刺文字的。去年我见过他的一本随笔集，叫作《猫·狗·人》；其中有篇就说到中国人的脸。大意是初见中国人，即令人感到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脸上总欠缺着一点什么。久而久之，看惯了，便觉得这样已经尽够，并不缺少东西；倒是看西洋人之流的脸上，多余着一点什么。这多余着的东西，他就给它一个不高妙的名目：兽性。中国人的脸上没有这个，是人，则加上多余的东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 人＋兽性＝西洋人 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野牛成为家牛，野猪成为猪，狼成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足使牧人喜欢，于本身并无好处。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忆，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如果合于下列的算式倒是不很有趣的： 人＋家畜性＝某一种人鲁迅：《略论中国人的脸》，见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在一定意义上说，鲁迅几乎毕生都是在批判国民性格中退化了“兽性”和“野性”，民族性格堕落到只剩下“驯顺”和“家畜性”。邱紫华在《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中指出：“宋代以后，全民族的开拓活动明显减缓；生活环境、物质生活条件逐渐优越；习俗趋向于稳定化、定型化。这种物质生产环境的相对优越也逐渐减弱了民族的冒险趣味和进取开拓精神。”邱紫华：《扬弃——社会发展的悲剧性》，见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民族的不肖子孙丧失了我们祖先的某些优良品质，民族本性在某些方面退化了。如果以进化论和线性历史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现象，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的确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虽然莫言未必对“种的退化”作过如此形而上的思考，但是“种的退化”这个命题本身蕴含了深度的历史内容。 二、“种的退化”的文学表达 布鲁克斯和沃伦在《理解小说》中对历史学家和小说家作了比较，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从历史事件出发来发掘其形式和意义，而小说家从试图表达的价值理念出发可以选择或者创造事件。布鲁克斯和沃伦是这样说的：“The historian is concerned to discover the patter implied by thefacts(and the significance)；the fiction writer maychoose or ‘creat’facts inaccordance with the patten of human action and values that he wishes to present ”详细参见布鲁克斯(Brooks，C )，沃伦(Warren，R P )编著《理解小说》，第33页，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4年。也就是说，小说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对历史的思考来讲述故事，小说家的历史观(价值理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本文只不过是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切分的产物，“历史叙事也是形而上学的陈述(statements)”［美］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见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他强调了历史观(价值理念)对历史叙事的重要性，这一观点同他对文学叙事中历史观(价值理念)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一致的，他认为文学话语和历史话语“两种话语之间事实上共性多于差异”，其区别在于基本指涉物的不同。莫言也强调了文学叙事中价值观念的重要性： 小说家并不负责再现历史也不可能再现历史，所谓的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历史学家是根据历史事件来思想，小说家是用思想来选择和改造历史事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事件，他就会虚构出这样的历史事件。 从《红高粱家族》开始，莫言的小说文本以寓言化的方式形象地阐释“种的退化”的主题。莫言在《红高粱家族》中使用了“我爷爷”、“我奶奶”这样的叙述人称，这有一个重要作用：与小说中的“我”相互映衬。《红高粱家族》开篇就宣布了小说是在叙述“我”的祖辈们辉煌的历史，小说一开始就赋予“我爷爷”、“我奶奶”非同一般的形象。“我爷爷”余占鳌是一个敢作敢为、敢爱敢恨、周身洋溢着阳刚与血性、浑身充满着蓬勃的生命力的人物形象；“我奶奶”戴凤莲是一个有着花容月貌、有着非同一般的机智和胆识的人物形象；“二奶奶”恋儿为了女儿的生命甘愿献出自己的身体，表现出“一种无私的比母狼还要凶恶的献身精神”，以崇高的母性演绎了一曲动人的悲歌；罗汉大爷惨遭剥皮凌割，却“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为我们的家的历史增添了光彩”。然而，小说中的“我”却深陷“杂种高粱”的包围之中，是一个“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家族的亡灵是如此“秉领天地精华”、“演绎了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小说以抒情的笔触描写了家族先辈们一颗颗浪漫不羁的心灵，却三言两语勾画了活着的子孙的孱弱形象，莫言的主观目的也许是在弘扬优秀的传统民族精神，但客观上掩饰不了莫言对活着的人的隐忧，小说结尾那些“难以破解的密码”在这个意义上揭开了寓言化的面纱。 《红高粱家族》对“种的退化”的表现更多是理念化，《食草家族》则是以形象化的方式表现了“种的退化”主题。不过，《食草家族》同莫言的另一部小说《酒国》的命运如出一辙：它们几乎完全被评论家们所忽视。这两部小说可以说是莫言在叙事艺术上表现最好的，它们完全不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同类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阅读《酒国》就似进入了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叙述的迷宫参见刘俐俐：《迷宫-——人类处境和体验的捕捉》，见刘俐俐：《外国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阅读《食草家族》就似进入了卡夫卡的《城堡》：人类的困境。《食草家族》叙述的同样是家族故事，小说第六梦《马驹横穿沼泽》叙述了食草家族的原始祖先是小男孩和小马驹，小男孩和小马驹幻化的草香在高密东北乡的洼地里生儿育女，开创了食草家族的历史，小说以寓言化的方式暗示了食草家族的命运： 兄妹交媾啊人口不昌——手脚生蹼啊人驴同房——遇皮中兴遇羊再亡——再亡再兴仰仗苍狼……莫言：《食草家族》，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 这几句近似谶语的话也是“难以破解的密码”，却是整部小说的关键点，它揭示了食草家族由于近亲繁殖所引起的“种的退化”的必然命运。小说的前五梦叙述的是食草家族的子孙们的淫逸和仇杀的荒唐生活，在第一梦《红蝗》中，我们可以看到“淫风炽烈，扒灰盗嫂、父子聚麀、兄弟阋墙、妇姑勃谿”，四老爷与九老爷同时迷恋小媳妇以至兄弟反目，上演了一幕幕“兄弟们吃饭时都用一只手拿筷子，一只手紧紧攥着上着顶门火的手枪”的荒唐景象，四老爷与九老爷的故事已成为过去，但活着的人也是如此，“我”如同行尸走肉，满脑子的私心邪念；教授与女学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偷情求欢；黑衣女人因性欲得不到满足而离奇自杀。这是一个淫逸的世界，理智在这里找不到位置，人类跳进欲望(尤其是性欲)的红色沼泽，抛弃了道德劝诫，废弃了酷刑峻法。维柯认为各族人民的本性最后只剩下淫逸，莫言在《红蝗》中替维柯作了形象的说明；在莫言看来，“淫逸”可能就是“种的退化”的最终结果。除了淫逸，还有仇杀；《复仇记》和《二姑随后就到》叙述的是家族内部的复仇故事，大毛和二毛因母亲被强奸、父亲被枪毙而残酷复仇，天和地因母亲被家族抛弃而疯狂屠杀；这是一个仇恨的世界，人性失去了位置，血缘亲情阻止不了血海泛滥。小说第二梦《玫瑰玫瑰香气扑鼻》与其说是在赌博不如说是性爱游戏。在第三梦《生蹼的祖先们》中皮团长成为拯救家族的希望，他以铁腕手段阉割生蹼者、火烧淫逸者，但最终也挽救不了家族的命运，侵略者造就了家族的噩梦。《食草家族》就这样演绎了一段家族的血泪史，家族成员深陷于淫逸与仇杀而无法自拔。 《红高粱家族》与《食草家族》在表现“种的退化”主题在主观目的上是一致的，但叙事重点完全不同：前者是隐性的，它以祖辈生命力的昂扬反衬后辈的孱弱；后者却以显性的方式直接表现后辈们完全失去了食草家族原始祖先的美丽与神奇，把后辈们的淫逸与仇杀作为叙述重点，强调后辈们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阉割。然而，《红高粱家族》与《食草家族》都显示了一种倾向，也可以说是表达了莫言的一个愿望：对家族(民族)原生本性的呼唤，以求得家族(民族)现代困境的解脱。这种倾向在《红高粱家族》中表现为对“纯种红高粱”的寻觅，在《食草家族》中表现为对“ma!ma!ma!”的呼唤。《丰乳肥臀》中的上官家的开创者上官斗是一个血性刚烈的汉子，他有着神奇而荒唐的抗德经历。然而上官家的后辈们却完全退化了祖辈的优秀品质，上官家出现了阴盛阳衰的颓势，上官福禄父子孱弱不堪，上官家已是“母鸡打鸣公鸡不下蛋”，连延续后代的能力都丧失了。《生死疲劳》显示了莫言对“种的退化”主题的思考的一贯性。小说叙述了西门闹六世轮回的生命过程，在他作为驴、牛、猪、狗、猴存在的过程中，它们旺盛的生命力与投胎重新做人时的大头千岁命悬一线形成鲜明的对比，小说中有一段话对此作了说明： 我感到这个杂种身上有一种蓬蓬勃勃的野精神，这野精神来自山林，来自大地，就像远古的壁画和口头流传的英雄史诗一样，洋溢着一种原始的艺术气息，而这一切，正是那个过分浮夸时代所缺少的，当然也是目前这个矫揉造作、扮嫩伪酷的时代所缺乏的。 一方面，动物显示的这种昂扬的生命力、“蓬蓬勃勃的野精神”，与民族生命力的衰退和现代人精神的萎缩是一对矛盾统一体。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提出了“野性的思维”这个概念，以区别于“驯化的思维”；他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野性的思维”在一些特殊的领域仍然保存着并且在继续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生死疲劳》对于《野性的思维》是一个反讽：人类已经完全退化了野性的精神，甚至连最基本的欲望(性欲)都被“历史场”消耗殆尽(从洪泰岳对西门白氏的态度可窥一斑。洪泰岳屈服于阶级的负担，压抑了自己的感情，亲手扼杀了自己的生命欲望)。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种“野精神”与莫言在《红高粱家族》里呼唤的“红高粱”精神是一致的，莫言对这种“野精神”也是极度崇拜，正如《生死疲劳》对猪王十六的一段礼赞：“我就是生命力，是热情，是自由，是爱，是地球上最美丽的生命奇观。” 对家族(民族)原生本性的呼唤源于莫言的思想矛盾：对杂交繁殖的失望和近亲繁殖的绝望。如《丰乳肥臀》中的杂种形象：上官金童，表现了莫言对杂种的失望。上官金童是上官鲁氏与瑞典传教士马洛亚所生，他是“中西杂交”的产物，但是“马洛亚下的龙种，收获的竟是一只跳蚤”。上官金童也体现了莫言的思想矛盾，一方面，上官金童对母乳的依恋，可以说是隐喻着国人对中国传统中阴性方面的依赖；虽然中国文化的主体呈阴性，但是中国传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仍有阳性的因素，所以小说中上官鲁氏说：“我要一个真正的站着撒尿的男人。”另一方面，从洋务运动开始，近代中国就盛行“师夷长技以制夷”、“西学东渐”，极力向西方学习；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仍然没有强盛起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上官金童的孱弱隐喻着近代中国人的孱弱。在《食草家族》里，莫言描绘了近亲繁殖的悲剧结果，恐怖的场景几乎令人绝望；《生死疲劳》里的大头婴儿蓝千岁也是近亲繁殖的结果，绝望情绪比《食草家族》有过之而无不及，蓝千岁连活着都困难了，命悬发丝，只有依赖姨祖母的头发才能保存性命。既然杂交繁殖和近亲繁殖都不是出路，那么只能到家族(民族)的原生本性去寻找了。“纯种红高粱”、“草”《食草家族中》中食草家族的原始祖先是由马幻化而来的，因此家族后代应保持马的一些习性，比如草就是家族的图腾、灵魂的寄托。、“头发”《生死疲劳》中的蓝千岁与黄互助是血缘亲属。在一定意义上是同一的：家族(民族)的原生本性，它们是家族(民族)必须保存的“金枝”。 由此可见，莫言在以《食草家族》等为代表的小说文本中形象地表现了“种的退化”主题。鲁迅在《狂人日记》里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揭示为“吃人”的历史，弗里德里克·詹姆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狂人日记》是民族寓言；同样，“种的退化”也隐喻了中国近几百年孱弱的历史原因，《红高粱家族》、《食草家族》、《生死疲劳》就这样把历史寓言化了。 三、“民族寓言”的主观诉求 自从19世纪末严复通过《天演论》把西方的进化论介绍到中国，进化论就成为影响中国的重要的思想观念，甚至有人认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前后大约80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国的‘进化时代’”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59192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2页。。然而，反思进化论也同样在中国思想界屡见不鲜，如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反对进化论，杜亚泉在《精神救国论》中批评进化论。详细参见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1859192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2页。进化论同样给中国文学带来重大影响，如革命历史小说中所体现的线性的历史主义发展观；然而，反思进化论思想在当代文学中的表现并不多。莫言开创性地以文学作品形象地展示“种的退化”主题，把反思进化论思想全面地深入到文学领域。 民族/国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20世纪中国的中心论题，无论是倡导进化论还是反思进化论，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思想家们都在思考民族、国家的出路；作家们同样有着相似的寄托。小说在对历史的思考和表现中，往往也寄托着小说家对某种道路的探索。如《白鹿原》寄托了陈忠实对(家族)民族道路的探索：传统儒家文化是(家族)民族不可动摇的根基。陈忠实是从制度上探讨家族(民族)的出路，莫言则是凭借对“种的退化”主题的表现侧重于从人(种性)的角度思考家族(民族)的出路。 莫言对历史的反思并不局限于“种的退化”主题。雷达认为《红高粱家族》“寄托了作者深刻的忧愤和焦灼的思考”雷达：《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系列小说的艺术独创性》，载《昆仑》，1987(1)。，这个观点应该适应莫言的大部分抒写历史的小说雷达认为《红高粱家族》“是一部感时反思之作，它的命意是对现实而发的”，这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综合莫言的几部长篇力作来看，莫言的历史反思意识明显强于他的现实反思意识。。《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金童隐喻了近代中国孱弱的历史原因；在《檀香刑》中，莫言从刑术角度揭示了中国历史的深层结构详细参见洪治纲：《刑场背后的历史——论檀香刑》，载《南方文坛》，2001(6)。，小说中有一个精彩情节堪比《狂人日记》对中国历史的揭示，小说写皇帝把坐椅赏给了刽子手赵甲，皇帝与刽子手交换了位置，皇帝置换成刽子手，形象地揭示了中国两千年皇权制度的本质。《生死疲劳》揭示了历史的荒诞本质：人被历史播弄详细参见毕光明：《〈生死疲劳〉：对历史的深度把握》，载《小说评论》，2006(5)。。 在莫言看来，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小说家把历史寓言化和预言化的材料；因此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尤其是长篇小说)里有意识地把历史寓言化，而这种寓言化的历史叙事就是弗里德里克·詹姆森所说的“民族寓言”。但是，正如雷达所说：“红高粱系列小说毕竟不是一部哲学沉思录或灵魂独白书，它充盈着丰厚的历史生活血肉”，意思是说莫言的作品是以形象化方式隐喻深邃的思想，莫言抒写历史的小说应该说都是如此。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原载：《现代中国文学论坛》(第二卷) (责任编辑：admin) |